张学良，1924
张孝若，1924
为此笔者对民国报章杂志乃至港台书刊等作了一番搜检、爬梳工作，发现其演变过程还真有些复杂。
最早提出“民国四公子”概念者是名报人包天笑。1924年9月15日，他在《晶报》以“曼妙”笔名，发表同题文章，称：“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段祺瑞之子段洪[宏]业、孙文之子孙科、卢永祥之子卢小嘉。……这四位公子，帮着他老太爷，正在出风头的当儿，而且都是反直派。”包文发表时适值齐燮元与卢永祥江浙战事初起（1924年9月初）继而引发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此前一年，曹锟以贿选手段登上总统宝座，成为直系军阀的首领，德不配位，引发了众怒，致使奉系军阀张作霖为支持浙督卢永祥，挥师南下，在山海关、热河一带与直系吴佩孚、冯玉祥联军对战。此前，张段孙三方已结成三角同盟，张作霖曾秘密拨付段祺瑞巨额军事活动费，由后者将部分资金转给冯玉祥以示拉拢（差不多同时期，报上也曾传出卢小嘉从奉天携百万军费返沪的消息）。这场战争终以冯玉祥阵前倒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吴政权而收尾。由此可见，民国四公子概念的提出十分贴合政治形势，与历史上合力抗秦的战国四公子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故能喧传一时。因此不妨将之目为原始版本。同年12月17日，《时报·小时报》有短讯，称：“黎黄陂公子，近日崭然露头角，与张公子学良大联络，张段孙卢四公子外又增一人。”算是对上述版本的重述与强调。鉴于包天笑时任时报记者，这则短讯不排除同样出自包氏手笔。延至1930年11月26日，《铁报》刊有“素衣”《四公子》一文，中谓：“民国十二三年间，孙段张三角联盟抗曹吴，当时有所谓四公子者，即孙中山公子哲生，段合肥公子骏良，张雨帅公子汉卿，卢嘉帅公子小嘉，皆名重一时，为少年中有希望之人物。”将四公子概念一成不变地传承下来，惟对于时间的掌握已略见参差。1934年，《风月画报》4卷33期刊“实翁”《古今之四公子》，文中依次列举战国、明末、清末四公子之后，指出“第四次，为民十一二时之孙科、张学良、段宏业与卢小嘉”，尚与包氏版本保持一致。乃至1958年3月27日香港《工商日报》刊“春痕”（刘麟生）《卢公子暗恋坤伶》一文，亦将卢筱嘉与段宏业、孙科、张学良并列为民国四公子。可谓一脉相承。
段宏业，1924
孙科，1924
袁寒云，1924
卢小嘉与杨宝忠合影，1931北京画报
类似的混合、重组版本，日后层出不穷。例如尤半狂《毅盦谈话·由卢小嘉想起四公子》（《小日报》1936.10.21）：“民初四公子最为世所称者，以袁寒云、张汉卿、张孝若为最孚人望，末后带一位卢小嘉，因为当年他也代表着卢嘉帅，在外活动，名气倒也不小。”文中又称“段合肥之侄公子，似尚难列其选”，便是针对段宏纲所发的议论。又如《四公子》（作者佚名，载《东方日报》1936.12.24）：“民国肇造以后，一般人咸争传有四公子，此四公子，即袁项城公子袁克文，张謇公子张孝若，张作霖公子张逆学良，卢永祥公子卢小嘉也。”因恰逢“西安事变”发生不久，便临时替张学良安上一个贬称，显得“义正词严”。影响所及，多年后陈定山、郑逸梅均将此版本奉为圭臬。直至1983年8月，金雄白在香港星岛出版社所出《江山人物》书中《袁寒云多才多艺》一节，也称：“以家世而称为四公子的，就有关外王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清末状元张謇之子张孝若，洪宪称帝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浙江督军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也并称为四公子。”
光阴荏苒，日月不居。揆诸1938年至1940年的多份报刊，多推段宏业、张学良、卢小嘉、张孝若为四公子，与原始版本相较，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如：洪源《民国时代之四公子》（《大地图文旬刊》1938年第1卷第4期）、智慧《北洋时代四公子》（《上海报》1938.1.29）、恼公《民国四公子之卢小嘉》(《力报》1940.7.26)。此版本即为唐大郎所持，若细究起来，似可远绍自1931年5月6日《小日报》上“龙居士”的那篇短文。
如今还能找到几种较为稀见的版本。例如1939年11月2日《新申报》上有“湘楼杂写”专栏，作者“楼主”在篇首写道：“张作霖之长公子学良，为中国四大公子之一，四大公子者，南通张孝直[若]，浙北卢小嘉，与冀北冯庸是也。”其中，冯庸为奉系军阀冯德麟长子。1949年4月20日，《力报》所刊“吴稽之”《纪二十年来四大公子》，则“发明”了另一版本：“北政府时代，张少帅、卢小嘉、段宏纲、方达智（据作者介绍，此人为‘方本仁之公子’），人称四公子。”此外，台湾学界也有人提出李壮飞、张学良、卢小嘉和张孝若为四公子的见解，见叶林枋《关于胡若愚其人其事》（台北《传记文学》1979年34卷5期）。案，李壮飞为北洋“泰威将军”李长泰哲嗣，曾与张学良结为盟兄弟。但上述三种版本虽说别开生面，自成一系，却因过于生僻，均未能广为流布。
综上而言，掌故家高伯雨的提法最迫近真相，除了时间略欠精准，以及四公子称号与合力抗击直系军阀的四股势力有关系之外，几乎都说对了。简言之，民国四公子概念的提出，实源自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某人的灵机一动，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即便如此，也仍具现实依据，并非平白无故，空穴来风。而到了1931年以后，社会舆论开始产生分歧，张孝若、袁寒云这两位“候补”公子初露峥嵘，并在日后赢得越来越多的拥护者。甚至也会出现“噪音”，即某些公子人选并不具有普遍性，也因无法达成共识而昙花一现。至于说张伯驹于1970年代所撰《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九四》中，谈及“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云云，则全然于史无征，似不无自我作古之嫌。若翻阅旧报，每当溥侗、张伯驹现身时，因其京昆兼擅，常为人誉称为名票，却从未有人称之近代（或民国）四公子的。不过这也完全不同于故宫学专家章宏伟先生2016年《张伯驹研究辨谬》文中的“立论”，声称由于查不到“民国时期关于‘民国四公子’的消息”，就怀疑它并不是客观事实。只能说章先生由于不熟悉民国小报资源，持论未免偏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