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Mr. Infamous
最难做好的电视节目，不是综艺，而是访谈类。 六月初开播的《我的青铜时代》打了个聚焦名人 少时探索热爱、寻求自我的旗号，听起来不咸不淡，但因为打头阵的是江湖人称「法外狂徒」的罗翔，节目迅速出圈。
罗翔烧旺了热度，陈佩斯又进一步发散了人文气息，势头一片大好。可惜大鹏一过，节目从周播变双周播，罗永浩接住了一些热度，昨日收官的张伟丽篇则沦为某种番外。不得不说，节目没逃过高开低走。
具体说来，前两位非但没有负面新闻，而且一个有自律的内向审视，一个有广阔的外在追求，迅速拉近观众距离之余，也抬高了节目的精神境界。大鹏与罗永浩的访谈，单论故事性，起承转合都强，但舆论风暴在先，难掩「必须表达」的需索，对话意境就弱了一层。至于负责收尾的张伟丽，偏偏是唯一不靠口才吃饭的综合格斗选手，这语言表达的相对薄弱，就遮掩了战绩的辉煌。
这倒也衬出了节目组的「聪明」。他们捏准很多人只看一两集就打分的习性，以最优组合先行定了口碑江山，然后拉长战线，降低弱集影响。很明显，假如嘉宾安排倒转过来，很可能节目口碑与点播量都要大降，至少，差距要大于开播的9.2分与现在的8.7分。
话是这么说，但没有否定节目的意思。《我的青铜时代》不走深邃甚至刁钻的路数，它善用的是感情牌。这就延续了主持人陈晓楠的优势，即挖掘人物背后的故事，让「故事」走在当事人之前，成为引发共鸣与思索的发散性媒介。
她给「青铜」提供了一个释义，即「一个人最初认清自我，也认定未来道路的重大的人生时刻」，如果说青少年时期如同橡皮泥，「在痛苦和梦想当中揉捏成各种样子」，那么，「『青铜』让我们的人生第一次有了金属的质感」。
这金属质感为何出现，如何转变，就是我们从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口中，所要聆听的精粹。
五个嘉宾，涉及的职业范畴横跨教育、法律、戏剧、影视、音乐、科技、商业、体育等多个范畴，而今在「白银」时代审视自己的「青铜」时代，这差距就制造了感染力。
他们有个共性，成名之前的日子，大多平凡得一如你我，甚至落在所谓的平均线下。罗永浩小时候家里穷，看到什么电器都兴奋。张伟丽在跳入八角笼之前，打了8年杂工，保安、销售什么都做。大鹏自小生活在吉林集安，三面环山，一面对着朝鲜，他说到第一次去到平原城市长春，四周没了边界，内心很是恐惧，日后再去北京，觉得这地方能把人给吃了。
走出小天地，见到大世界的那份震颤，使得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泯然众人的现状，不同的地方在于不甘，以及愿意为了对抗不甘，自己要如何逼迫自己。五个嘉宾都在找到了笃信的人生方向后，放下所有自我怀疑与设限，跳进轨道。
有了这样的根基，才有励志的空间。但要是只有励志成分，节目力度是贫弱的，关键还是要看那个转捩点。
那些扭转心态的故事，听着特别令人感慨。陈佩斯说到1985年拍摄《少爷的磨难》时，他光脚跑土路，被地上的蒺藜刺扎得很痛，于是跑得歪七扭八的，可旁边看热闹的老百姓笑得前仰后合。「我突然觉得喜剧的笑，是个特残酷的事情……笑是一个不道德的事情。」
一个核心，就是喜剧演员的姿态要放到观众以下。「当你认识它残酷的时候，是一个层面，进了这个喜剧的门槛之后，就是一路往上，就像泰山的南天门似的，你走到中天门，剩下都是台阶，再往上走你才知道这是装扮的，你一个正常的人用装扮的角色的痛苦赢得了对方的笑，那是一种智慧的行为，而且这不是我们一个艺术家的智慧，这是人类的智慧。」在痛苦之上，他找到了无上的境界。
而罗翔在惭愧之中，找到了鞭笞自己「苦修」的动力。2003年，他于北大读博，在双安商场天桥上遇到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太太，想问路人援助中心在哪，没人搭理，他得知她是走了几小时才走到这之后，觉得心酸，提出打车带她去，没想到对方一下子就给跪下了，因此受到很大震撼。
到了目的地，她道谢后说自己上去就行，「别影响你前途」。这句话狠狠戳中了罗翔，「其实你是用这种虚伪的道德优越感来掩饰你内心」，他意识到，「真正的知识要从书本走向现实，真正的法律并不仅仅是抽象的逻辑，而是每一个人鲜活的故事，公平和正义不仅仅要在书上得到体现，更重要是要在每个个案中得到回响」。
听他们讲完这些故事，故事也成了我们羞愧与超脱的来源。自然，大鹏的被骗，罗永浩的被狙，于我们也会有很强烈的触动，但适才故事深入骨髓的悲哀，太有这片土地上群像的历史之痛了，陈佩斯撕裂自我，罗翔解剖自身，才有那血淋淋的刚猛。
所以前两期有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清透视野，三四期则是在「正名」的同时带出励志效果。乍看之下，确有人生境界的高下，但其实这给不同性格、不同经历与不同阶段的人提供了不同的止痛与照明方式。
光与亮我们看到了，但还要看到的，是在敬畏与感恩之下，藏着一种「认命」的想法。用罗翔的话来说，「人不能永远浪漫下去，人最终还是要进入到一个规则体系，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否则，「那会走向自我毁灭的，浪、漫，都水字旁，会把人淹死的」。
规矩之下，有很多个体无法撼动的现实。这当中，其实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悲观，这悲观不会左右他们成功，可能也不会导致他们生活变得更糟，譬如对陈佩斯而言，正因为看得透彻，反而更要把生活过好，但是这「认命」，依旧折射出世态的败坏，这败坏显然不能轻易忽视。
罗翔读了法律之后，在现实跟法规之间察觉到矛盾、无力，「知识的优越感」非但消弭不了被人世惨事冲击的难过，反而放大了内心的惶恐，那就必须把法律甚至人心复归到「中立」位置。
陈佩斯之所以在高峰期离开春晚舞台，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冷了，找不到早期迷恋过的快乐状态。罗永浩创业初期，小团队氛围很好，大家随便领用物资，但队伍壮大之后，人在公与私的对立下，开始萌发贪欲，有道德洁癖的他很是难过。
大鹏之所以要在上映第二部电影之前向公众道歉，是因为被告知《煎饼侠》让他口碑透支。原本票房火爆初期，网上不乏草根逆袭的溢美之词，但在收获四五亿之后，鲜花变成谩骂。张伟丽在获得与失去腰带之间，也感受到了网络舆论极端化的变动。
他们提到的困境并不局限在这几件事上，但是能够管窥当下很多人面临的困惑与无奈，这观察介质，就是「人变了」。
一是「别人」变了。陈佩斯最怀念的是当初下乡的生涯，物质条件虽没得比，但是人跟人之间纯粹而真挚的互帮互助，让他在日后体察到越来越大的反差。很可惜，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愈加巨大的生活压力与精神差距，加速了人群的分离，而匿名的网络成了许多戾气的集中地，这也扩大了名望的泡沫感，甚至奋斗意义的模糊性。
二是「自己」变了。你了解得越多，你洞见得越透，你就越清楚身在火宅的恐慌与无奈。更痛苦的地方则在于再强大的英雄，也很难根治痼疾，扭转局面。那在处处碰壁的掣肘状态中，个体何去何从，就不只是节目归结出来的问题了。
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这些嘉宾身上得到了某种印证。大鹏渴望继续拍出好电影，来证明自己。罗永浩想要在创业机会所剩不多的当下，尽快完成还债任务。张伟丽憧憬日后，当有人提起她时，可以想及「大侠」名号。深谙「什么都不如自由」的陈佩斯，走过无人之境后，要把心血放在攀登自己心中的「南天门」上。
罗翔对此有许多精辟的论点。「最重要是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你听不到内心对你的抱怨，最重要是多年以后的你，能够看得起现在的你。」那么，「过好每一天，演好当下的剧本，朝着心中的那个标杆去前进。人要做到不清高，不矫情，不抱怨。」命运给予自己的东西，要好好攥住，「因为这一切是你所不配的，所以要回馈」。这就是他这些年在做的功业。
《我的青铜时代》有特定的回顾动作，但又让人看到了「青铜」未必只对应困顿的年少之时，它所指涉的，可以是一种草莽的，犹疑的甚至悲恸的阶段，这个阶段让人看不清现状与去路，所以摆不准自己的位置。那种毛坯的质感，可以给所有人带来对号入座的冲击。
也许得有陈佩斯半生的跌宕阅历，才能恒久地细味天鹅之美——那段苦日子里所得的「强烈的美的教育」，才能更接近「青铜」之上的「白银」。又或者得有罗翔近乎苦行的克制，才能让自己不致于重堕「青铜」阶段的惶惑。而这，何尝不是我们想要锤炼自己，完善自己所必经的修行呢？
这节目，让五零后到九零后的人，给我们做了某种人生的预演。罗翔的自醒，是替我们去清醒。陈佩斯的自由，是替我们去放下。大鹏的低头，是希望有人可以抬头。罗永浩的抗击，是希望有人不用再被庸俗的至理名言绑架。张伟丽的「顶」，是避免自己偷的懒，变成打在脸上的拳头。
这样的人生回顾，也就不只是丢给我们一些短暂的激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