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人气爆棚的半导体，股民们纷纷擦拳磨掌、同仇敌忾，坚定和国家意志站在一起。
美国人掐我们脖子，那就要自主可控。
尽管不能亲自下场造芯片，但不管咋说，可以先拿钞票把半导体股票搞上去。
但很少有人知道，有个东西，因为关乎治病救人，且临床应用极广，可能比半导体更急迫的需要自主可控。
如果说半导体要实现追赶，还需要技术的积累，用时间沉淀，欲速则不达。
那么这个行业的发展障碍，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监管太紧、审批过严。
那换句话说，如果政策层面意识到这个问题，主动调整监管政策。
那么该行业极有可能迎来新一轮快速增长。
当然，凡事有因果，风起青萍末，新冠疫情就加速了这个变局时刻的来临。
谜底先揭晓，这个行业就是血制品行业。
作为一种新的病毒，新冠病毒是没有特效药的。
在临床上，医生为了救治病毒感染的重型患者，有一个经典的治疗方案。
即支持患者进行合理体液复苏。所谓复苏液体。
既要与细胞外液相近的电解质成分和浓度，并可使血容量持续可控地增加。
还要保证其主要代谢产物不在体内蓄积，且其本身对机体不易产生损伤。
按照这个逻辑，就需要血液制品治疗，如白蛋白、球蛋白的支持治疗。
根据钟南山院士发表的研究数据，新冠肺炎患者整体静丙使用比例达到13.1%，非重症患者比例9.3%，重症患者使用比例则有33.5%。
在具体效果方面，君临翻阅不少文献。
例如中山大学附三院推荐救治危重型COVID19推荐方案。
使用丙种球蛋白治疗的危重型患者，生存率和住院天数有明显的改善。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推荐救治重型/危重型COVID-19方案》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
最先面对新冠疫情的武汉市第三医院的回顾性分析，也得出同样结论。
纳入的58例患者使用血制品治疗，结果发现在入院48H内使用血制品可以显著降低28D死亡率。
类似的分析很多，结论都指向了血制品可有效减少患者危重及死亡的概率。
而且在疫情期间，大量一线临床医务人员也通过输入静丙，来提升自身免疫力。
最权威的建议来自卫健委，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历次版本中，基本上都提出血制品用于临床的治疗建议。
换言之，医学界存在共识，血制品在防治重大传染病上，临床应用价值显著。
当然，这只是血制品临床应用的一部分，还广泛应用于烧伤、术后恢复、免疫病、病毒细菌感染、肝病肾病等诸多领域。
上文主要提到了两种血制品：人血白蛋白、静脉注射用丙种球蛋白（静丙）。
正好也是国内使用量最大的两种血制品。
如果说静丙还说得上自主可控，那人血白蛋白就几乎不沾边了。
从量上看，人血白蛋白是绝对刚需，2020年批签发量为6181万瓶，占血制品总量的六成。
2021Q1，人血白蛋白批签发1162万瓶的总量中，国产批签发占比45%，进口则是55%。
要知道，这还是在国外疫情控制不力，影响国外企业生产能力的结果。
实际上，长期以来，进口和国产的比例大致为6:4。
换句话说，疫情实际上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加速了行业的历史进程。
如此重要的刚需产品，无论从传染病防控，还是国家生物安全、医疗药品的保障来说。
都没有理由支持如此大规模的血制品进口。
2019年，美国采浆量约5.3万吨，约占全球采浆量的70%，是全球最大的血制品供应国家。
你也许很奇怪，作为地球第一强国，富裕的美国人民咋那么热衷献血？
问题的答案，其实不在彼岸，而在此岸。
所以我们的视角应回到国内，先参观改革初期的“活化石”——我国血制品行业的现行的“双规”管理体制。
所谓双轨：
一轨计划，即医疗机构输血用的全血。
来源是无偿献血，就是满大街可见的无偿献血车，采集到中心血站再统筹调配使用，血站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公益性组织。
一轨市场，即企业生产血液制品。
来源是有偿采血，主要是企业设置的单采血浆站，而且浆站和血制企业是一一对应关系，且禁止调拨、串货。
所谓“单采”，就是只采血浆，红细胞输回体内 来源：网络
而人体的血液主要由血浆、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四部分构成。
医疗机构给病人输血，大多数情况只输红细胞。
按理说，剩下的血浆就可以回收利用。
但很可惜，双轨运行，两轨不能有交集，剩余血浆不能提供给企业生产血制品。
光是这一部分回收血浆，中国每年就有近3000吨被白白浪费。
从此可以看出，市场这一轨，受到监管的特别对待。
条款如此刚性，监管不留情面，主要是因为当年“走了一段弯路”。
1981年6月，美国疾控中心通报全球首宗艾滋病毒感染案例，随后相关病例在欧美大量增加。
为了防范爱滋病传入，1985年，除了人血白蛋白，我国开始禁止外国血液制品进口。
而当时中国血液制品医疗产业尚在起步之初，一刀切下去，难免问题重重。
首当其冲的，就是血源供给不足。
随后，卖血产业的“血浆经济”浮出水面。
1992年，河南主管部门将血液计划指标一次性拔高到原来的两倍，企图超额完成分配的献血指标。
有领导声称：“河南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站”。
政府甚至打出标语：“要想奔小康，赶紧卖血浆”，“不卖血就是不爱国”
民间有俗语：“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很快，卖血成为风潮，事情也很快失控。
当时没有完善的卫生观念及严格抽验流程。
不论官办还是非法私营的采血站，都将采集的所有血液集中，分离出血浆与红细胞。
采血站只要血浆，剩下的红细胞要回输给献血者，以便其迅速恢复。
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所有血液集中分离血浆，也就意味着所有献血者的红细胞也混在一起。
假如有人携带艾滋病毒，那么所有接受回输的献血者都会被感染。
就这样，引发了当年震惊全国的事件。
自此以后，监管就逐步加码。
1998年，血制品行业实行GMP准入，是全医药行业头一个。
2001年，血制品生产总量控制，不再批准新血制品生产企业。
2004年，实施生物制品批签发，即每批次在销售或进口前，强制实行审查、检验和批准。
2007年，原料血浆生产投料前的“检疫期“制度，严格记录90天检疫情况。
2008年，卫生部发布《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对于新设浆站的审批设立了极高的标准。
2016年，《关于促进单采血浆站健康发展的意见》出台，重申浆站管理标准从严执行。
2020年，建立原料血浆追溯系统，确保每份血浆可追溯至献血浆者。
所以说，不是美国人民热衷献血，而是国内的监管政策让人“无处献血”。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要是中国有美国那个条件，全球最大的血制品供应国家怎么也轮不到美国。
监管，往好处说，规避了风险、规范了行业；
但往坏处说，就牺牲了效率，阻碍了发展。
总结这些监管政策：
一是中国的血浆采集政策比欧美更加严格，血浆采集间隔期更长，单次采集量也较少。
二是不批准新血制品生产企业，其附属的单采血浆站的增加也被严格限制。
关于第二点，在监管政策中，最重要的是两个文件：
《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和《关于促进单采血浆站健康发展的意见》
前者是“办法”，规定了准入门槛。
即原料血浆年采集量不少于 30 吨，新建血浆站在3年内达到年采集量不少于30吨，且申请设置新单采血浆站的企业，其注册的血液制品应当不少于6个。
后者是“意见”，表达了政策取向。
即未来新增血浆站将向研发能力强、血浆综合利用率高、血浆站管理规范的血制品生产企业倾斜，对小、散企业设立壁垒予以限制。
这两个“基本法”，勾勒了血制品行业的市场格局。
从需求端看，由于30年禁止进口除人血白蛋白的血制品影响，国内市场结构与全球市场脱节。
国内市占率超50%的人血白蛋白，全球市场仅占15%；
国内免疫球蛋白类产品占比约34%，全球占比为51%；
国内凝血因子类产品市占率约8%，全球占比18%；
人均用量上，国内人血白蛋白，尤其是以静丙为代表的免疫球蛋白，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结构上的差异，都与国外存在2-10倍不等的提升空间。
更关键的是供给。
说实话，血制品行业是君临非常喜欢的一个行业。
需求刚性、市场容量大，供给竞争有序，政策倾向龙头企业。
一点也不卷。
但竞争结构再优秀，没有血浆站的建设，采浆量的增长，市场不会买账。
所以血制品行业，可以说简单到血浆站数量，就是企业护城河的核心观察维度。
然而与美国比，无论是人均采浆量，还是血浆站数量，中美差距太大。
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血浆站有731个，单站采浆量约53.42吨，总采浆量39053吨，按照美国3.25亿人口算，千人献浆量112.90升。
2018年中国血浆站只有245个，单站采浆量约35.19吨，千人献浆量仅6升。
空间就是想象力，就是增长的预期。但新建血浆站不是件易事。
根据《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新建血浆站：
血液制品生产单位设置单采血浆站应当符合当地单采血浆站设置规划，并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按理说，省级部门审批的一般是较大事项，要不是出过重大安全事故，像单采血浆站这种小生意，应由更低级别的政府审批。
上级部门审批小事，就有很多不利于新增血浆站的考虑：
1、单采血浆站说白了就是卖血，一个省大量新增，面子上不好看。
2、在省一级的经济总盘子里，血浆站是小盘子，设不设影响不大，而一旦出事，就是大事，风险收益不匹配，积极性不高。
3、对市县两级来说，血浆站既是一个稳定税源，又能增加群众收入，但如果人人都想申请，僧多粥少，省政府不好平衡。
过去的“十三五”，是浆站审批从严的一个周期，各省的“十三五”规划数量上以控制发展为主。
但“十四五”，在新冠催化下，行业就迎来了变局时刻。
例如云南，就开了个好头。
2020年12月，云南卫健委发布关于《云南省单采血浆站设置规划（2020-2023）》征求意见稿。
其中写道：
“为缓解我省血液制品供需矛盾，确保全省人民群众血液制品需求，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辖区内单采血浆采浆量与血液制品需求量达到基本平衡的要求，拟在前期规划4个县试点的基础上，在全省规划新增设置20个单采血浆站，累计设置24个”
新增足足20个，手笔不可谓不大。
真正有意思的是前面的铺垫文本，第一句由供需矛盾引出的下文，非常关键。
这句话特别提到“国家卫生健康委”，潜台词就很丰富了。
法理上，血浆站审批权在省里，是“块”的事权，但作为“条”的国家部委对审批权的松紧，有很大的话语权。
要知道，审批说白就是用行政之手分配资源，有很多玄妙之处，不是手续齐全就能批的。
审批真正的关键在于：首先看上面的意志是什么级别；
其次看下面的“四个意识”强不强；
最后才论企业自身的条件。
省里还有委里，不会是拍脑袋做大决策，肯定是师出有名的。
2020年2月，新冠疫情尚未全面控制，在深改委第十二次会议上，国家领导人就指出：
“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
8个月后，全国人大就表决通过了《生物安全法》，将自2021年4月15日，即中国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起施行。
进展神速。
要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产业链的上游，血浆源都不在国内，不在管辖范围。
这个安全就是一句空话。
所以我们认为云南的规划和手笔，很可能是国内将加快血浆站建设的风向标。
后续很多省份，可能会相继跟进。
换言之，未来两三年，可能是企业新增血浆站的重要时间节点，也是催化股价最佳的一段时期。
同时也将奠定未来二十年行业的基本格局。
那么血制品企业哪家强？
君临认为要从三个重要性依次递减的维度观察。
一是浆站数量，浆站拓展能力
二是血制品品种
三是销售能力
血制品企业基本数据对比 来源：各司定期报告
通过第一点，浆站数量来看，拥有超过20座浆站的公司有四家，选股范围缩小一半。
天坛生物：58
华兰生物：25
泰邦生物：23
上海莱士：41
泰邦生物未在A股上市，排除。
浆站排第二的上海莱士，由于不务正业炒股输的太惨，债务问题缠身，已大大拖累其发展，排除。
还剩两家。
华兰和天坛比起来，有几个扣分项：
一是浆站数量差距大；
二是疫苗业务占比超一半，还有单抗业务，血制品主业不突出；
三是非国企，浆站拓展上吃亏。
虽然天坛从各方面看都是王者，但问题也很突出，主要是效率不高，高利润品种缺失，无论是吨浆收入还是毛利，比起同行业都存在较大差距。
不过这些都不是主要问题，毕竟浆站才是护城河，效率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当然，以上是长期增长视角，从经营角度选龙头。
但如果从中短期价格博弈上看，天坛可能并不如其他公司。
相比其他血制品企业，天坛主要是估值偏高，安全边际不够。
要论预期差的话，可能不如华兰、莱士、博雅、双林。
因为在行业变局来临之时，实现后来居上也不是不可能。
比如博雅生物，虽然历史上是个渣男，但那是爹的问题。
如今换了华润这个粗腿国企爹，那整个业务逻辑、资源禀赋就可能彻底改变。
历史上看，血液制品行业确定性和防守性非常突出，但弹性略弱。
所以基于此，投资者最好的策略就是合理估值介入，并长期持有。
如果君临的分析成立的话，过去的投资策略就可能失效，血制品行业很可能迎来一波增长景气高峰。
那么整个板块的弹性会成倍放大，估值逻辑就需要根本性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