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说到，京畿的特殊性随着历史推进而不断深化，我们也习惯认为京畿不仅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也应该是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古代王朝选择首都名义上是观“帝王之气”，诸葛孔明出使东吴的时候就惊叹南京（当时还叫石头城）：“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也。”能够拥有“帝王之气”的城市，自然也是区位较优良的地区，成为首都后在经济事务上享有特权，最终发展成繁华的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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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越的交通条件
汉朝素以理财闻名的桑弘羊曾说：“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之冲，跨街衢之路也。”天下间凡是有名的都会，并非只依靠农业而兴盛，而是位于交通要冲之地。
函谷关更是强化了关中易守难攻的属性，奠定了秦朝崛起的基础 图源.pexels
经济重心南移之前，关中与河洛是最发达的地区。战国时的苏秦在游说秦惠王连横之术时除了指出关中“田肥美”“沃野千里”等农业上的优势，还认为其拥有优越的位置：“西有巴、蜀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同时他对时局看得也非常清楚，秦国“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
秦二世而亡后，刘邦夺得了天下，他听从了娄敬的建议定都于关中的长安。到了武帝年间，国力强盛，汉朝开始主动对匈奴反击，张骞自告奋勇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应运而生，长安的交通地位陡然上升，到唐朝一直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
从今天来看，渭河平原确实堪称“沃野千里” 图源.pexels
河洛同理。周武王灭商后，为了震慑东方，相传他迁九鼎于洛邑（洛阳），南望三涂，北望岳鄙，仔细考察了伊水、洛水的阳面（山南水北为阳），觉得从洛水湾到伊水湾的这片地方，地势平坦没有险阻，适合建都。但武王仅仅作了规划后不久便撒手人寰，继位的成王正式兴建新都，命名为“成周”。之所以选择河洛，周公旦给出了理由：“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意思是说这里是天下的中心，四方朝贡的路途基本相当，取四通八达之义。
之后以长安为都城的朝代往往将长安和洛阳绑定，洛阳不仅周边土地肥沃，还是向长安输送粮食的漕运枢纽。尤其是唐朝，关中衰落，皇帝在歉收的年份还不得不迁居洛阳。而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向首都输送漕粮成为定制，京畿当地的农业条件愈发居于次要地位。
而且洛阳盆地同样并非无险可守，还可以作为关中和中原的枢纽 图源.pexels
- 吸引众多的人口
绝高曰京，十亿曰兆，大众所聚，故曰京兆。人口众多是京畿地位的一大有力保障，人口意味着劳动力、兵源和税收。若是农业发达，当地便有能力供养。不过历史上我国这么多朝代，京畿未必都是膏腴之地，但人口是无论如何都能保证的。保证人口的办法有很多，因为居住在京畿的相当一部分不是原住民，而是不同来源的移民，共同促进了首都的繁荣。
清明上河图可以清楚地说明“挥汗如雨”所言非虚
第一种是皇室、大臣和军队的移民。每逢改朝换代，新一批的统治者们及其家眷就会迁徙到首都及附近。例如汉高祖迁都长安后，又是“徙诸侯子关中”，又是“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用赋役上的优厚条件吸引他们留在关中。
同时为了保卫京畿和皇宫，朝廷在首都还驻有庞大的禁军。以上群体住在京畿大多不会从事生产行业，依靠朝廷的俸禄和赏赐过活，是单纯的消费者，这种需求旺盛且长久。虽然给朝廷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但也吸引着各地工商业者寻找机会，来满足他们的奢靡生活。
第二种是针对地方豪强的强制移民，旨在加强中央集权，开此先河的还是汉高祖。高祖九年（公元前198），汉朝将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等五姓强行迁徙到关中，由朝廷授予田宅安家，伴随着的还有燕、赵、韩、魏等国贵族后裔及豪强富户，仅这一次迁徙的人口就多达十余万。
这种陵邑制度在汉朝前中期一直得到了延续，朝廷总共在关中设陵县11座，重要的有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合称“五陵”。豪强子弟也获得了表面上的优待，武帝就赏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倾”。五陵由此成为了繁华之地，远离家乡的豪强们无所事事，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五陵少年也成为了纨绔子弟的代表。李白有诗云：“五陵年少今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能让唐朝的诗人如此怀念，足见五陵曾经之繁盛。
高祖长陵如此宏大，可想而知所需劳动力几何 图源.pexels
类似的做法还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出于对富豪的不信任多次将他们强迁，其中在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朱元璋再令工部官员强迁天下富民共五千三百户。他还说：“昔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根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朕今亦欲令富民入居京师，卿其令有司验丁产殷富者分遣其来。”
朱棣夺取皇位后，继承了父亲的政策，他从永乐元年（公元1403）就开始强迁南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充实到北京周边。直到清朝，直隶涌现出了一些祖上来自南方的大臣例如纪昀，也出了不少望族。每逢战乱尤其是改朝换代，京畿往往也是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历朝统治者们自然也是优先向京畿输送没有土地的流民。朱棣一方面强迁富民，另一方面多次从山西、山东等地丁多田少乃至无田的农民家庭抽调人口，以屯田戍边，这些都成为了北京经济恢复的基础。
屯田戍边，一方面带来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一方面也更加巩固了边防塞事
还有一部分是主动的移民。首都是一块天字招牌，吸引着海内外不同阶层的人寻求财富和机会，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百姓主动移民多是因为家乡生存条件不佳，所以更愿意迁往京畿地区谋生，住在天子脚下也更令人引以为荣。首都是达官贵人聚居之地，生活富足的他们会更多地去追求娱乐上的享受。
等到了唐宋时期，商品经济走向繁荣，平民也开始热衷于娱乐消费，商贩艺伎纷至沓来，文人墨客络绎不绝，专门的经营场所应运而生。《梦梁录》描述南宋临安城全天候的夜市与早市买卖，夜交三四鼓游人才渐渐稀少，结果五鼓钟鸣，店铺又开始营业了。里面卖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有各种的小吃零食、文玩字画、室内装饰、算命测字等等，哪怕是在冬天的大雨雪天气也照样营业。逢年过节就更是热闹，比如到了中秋节，王孙公子、富家子弟，无不登楼饮酒赏月，寻常百姓也会登上月台阖家欢乐。
确实很繁华
- 政策强有力的支持
经济重心虽南移，但首都仍然多在北方，这就意味着在区位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是政策保证了其发达地位，最主要的办法当属漕运。
首都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仅要养活城中众多的百姓，还有皇室、大小官僚及家眷、军队和来自外国的商旅使团，如此庞大的人口，其对粮食的需求可想而知。京畿周边土地的产出根本不能满足，朝廷为了维持运作必须从南方转运漕粮。
向首都漕运的起源也要追溯至汉朝，汉昭帝时的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就上奏指出每年都要从关东运送四百万斛的谷物来供给长安，使用的士卒多达六万人。可见漕运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但这都是必须要付出的。
漕运带来的粮食才是供养人口的关键
漕粮的需求量与首都的发展程度是呈总体上的正相关。唐朝的长安城在城市规模和繁荣程度都远在汉长安之上，对漕粮的需求在历史上也是出了名的。安史之乱后，长安常年处于粮食短缺的状态，矛盾在德宗年间彻底爆发。从兴元元年（公元784）开始，关中连续三年饥荒，连禁军的粮食都无法保证，在即将哗变的紧要关头，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德宗对太子说出了那句名言：“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这一事件也证明长安实际已不再适合继续作首都。
漕运背后是巨大的生意，它会带动京畿周边毗邻大运河的枢纽城镇——通州与天津的腾飞。通州位于大运河的北端，早在元朝郭守敬的主持下“编篱为城”。等到朱棣迁都北京，东南漕粮每年输入四百万石，通州的地位就愈发重要，逐渐发展成重要的漕运码头。李东阳有诗云：“文皇建都，治必南向。州名曰通，作我东障。高城巍峨，有兵有民。漕河北来，饷粟云屯。储盈庾增，新城是筑。”
通州的地位就愈发重要，逐渐发展成重要的漕运码头 图源.pexels
天津也是因为漕运发展成北方的商业中心。元朝时它还被称作直沽、海津镇——“漕运粮储及南来诸物商贾舟楫，皆由直沽达通惠河”。朱棣赐名为天津，即“天子经由之渡口”，并专门设立卫所进行管理。天津卫的贸易起初正是以粮食为主——“城西北沿河一带旧有杂粮店，商贾贩粮百万，资运京、通，商民俱便。”
粮食带来的巨大收益为商人们积累了扩大经营的资本，其他各种商品的贸易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天津店租”高居全国商业税收的首位，天津卫俨然成为了朝廷的经济命脉。漕运的兴盛一直到清末，其地位完全被海运压倒，最终废除。
直到清朝末年，漕运也终于被废弃，曾经宽敞的河道也因无人清淤陷入荒废
综上，各朝代面临的实际情况不同，维持京畿发达的政策精神却大同小异，都是以经济上的繁荣辅助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且越往后发展，经济区位在首都选址的考量上越居于次要地位，朝廷需要为维持繁荣付出越多的资源，同时也不断有城市在发展上赶超首都，展现出更强的活力。
参考资料：战国策.刘向；汉书.班固；梦梁录.吴自牧；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明史.张廷玉；水经注疏.杨守敬；中国城市运河发展史.傅崇兰；陕西历史人口地理研究.薛平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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