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中期，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去到贵州茅台酒厂考察，临走前，厂长塞给李葆华的秘书两瓶酒，说是送给书记，回去后，李葆华看见秘书拿出这两瓶酒，马上询问是怎么回事。知道前因后果后，李葆华非常严肃地批评他，“共产党人不能这样，你马上给我退回去！”
秘书说茅台在贵州是大厂子，领导过去考察带两瓶酒是很正常的事情，从来没有人给退回去的情况出现。李葆华很坚决：“那就退钱！”考察的时候，茅台一瓶3块，后来，茅台已经涨到4块了，李葆华还是按照涨价后的价格退回去的。
李葆华抗战时期曾担任过贺龙的秘书，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水利电力部党组书记、安徽省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重要领导职务，这样的高级干部，在他的家里只有简单的三合板家具，沙发因为老旧的厉害，一坐一个坑。在这个小房间中，他和他的妻子田映萱相濡以沫，携手走过了60余年。而李葆华如此优良的作风则传承自他的父亲——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
图 李葆华晚年时期
尽管李葆华的父亲李大钊的收入在那个年代并不算少，但是他们一家的日子却过得非常清贫，因为李大钊总是自掏腰包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党事业，而且经常慷慨助人，钱不知不觉就没了。那几年，每到北大开学季，很多贫困学生都会收到一个“无名氏”寄来的汇款，很久之后，这个“无名氏”才解开神秘的面纱，原来他就是李大钊。他自己没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不抽烟不喝酒，很少坐车，常年一身中式灰色长袍，但是他的家庭总是需要消费的。
当时赵纫兰想给儿子李葆华添置件新棉袄，硬是说了两年，李大钊都没拿出这笔钱来。一家人节衣缩食，好不容易在春节凑出件新棉袍，就在这时候，一位学生来访，李大钊看着学生只穿了件单衣，脸都冻得发紫，就有些心疼。
图 《觉醒年代》中的李葆华
他想起儿子的新棉袍，可是转念一想，儿子有件新棉袍也不容易，话都到嘴边了，又狠狠心咽下了去，在听到学生用颤抖的声音向自己求教的时候，李大钊忍不住了，他对赵纫兰说，“把葆华那件新棉袍拿过来。”
赵纫兰愣了一下，站在原地很久没动，最后她叹了口气，还是转身去取新棉袍。学生一看李大钊要把新棉袍给自己，赶紧拒绝，李大钊劝说他，“你看你都冻成什么样子了，穿着吧。”李葆华求了两年的新衣服就这样没了，这样的事情在他的童年过程中发生过无数次，但李葆华非常理解父亲李大钊的做法。
李大钊不苟言笑，却从来没有和李葆华发过一次脾气。一次北平闹传染病，全家都病了，李大钊就拿邮票来给孩子解闷，李葆华爱好集邮，和父亲讨论邮票是他童年的幸福记忆。据李葆华回忆，李大钊从来不过问孩子们的功课，他经常对孩子们说：“物理化学我都没学过，所以你们将来做什么我都不管。”
李大钊不会和孩子们刻意讲革命、讲运动，而是在生活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事实上，在李大钊的感染之下，李葆华很早就参加革命活动，走上革命的道路。年少的李葆华已经参加共青团，积极投身学生运动。流亡日本后，李葆华在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革命工作。
1926年3月18日，17岁的李葆华跟着队伍前去请愿，他其实并不知道这个活动正是父亲李大钊领导的。这一天，李大钊、徐谦和顾孟余等人领导了60多个团体和80多所学校的5000多人在天安门召开“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要求驱逐八国公使、撤退外国军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会后他们前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遭到了开枪镇压和刀砍棒击,共牺牲47人，受伤200多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鲁迅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在游行过程中，李大钊头部和手部两处受伤，李葆华混乱中向东边跑，幸而捡回了一条命。在枪响后他撤进胡同南面的马厩内，身上压着几个中弹的人，长棉袍上沾满了鲜血。赵纫兰见儿子一身是血地回来,吓了一跳,知道并未受伤,才放下心来,赵纫兰告诉儿子，父亲李大钊也去了，两人又为迟迟未归的李大钊焦虑万分。幸好，当晚李大钊也回到了家中，但脸上和手上到处都是伤痕。这次只是虚惊一场，但当时的赵纫兰和李葆华怎么也想不到，次年李大钊就倒在了敌人的绞刑架下……
图 李葆华晚年时期
当时李葆华就读于孔德中学，4月6日是清明节，学校照常放假一天，李葆华则和弟弟李乐光二人在清华大学下棋，第二日日一大早，李大钊被捕的消息登上了报纸。李大钊的好友沈尹默在看报纸后大惊，急忙打电话给沈士远，让他保护好李大钊儿子李葆华，要求他千万不能回城。
几天之后，李葆华在父辈朋友们的帮助下，转移到燕京大学教授马鉴家中躲藏，但此时的沈尹默依旧不放心，就再请周作人帮忙，想要保住李大钊留下的这颗苗子。周作人欣然应允，就想出一个法子。趁着周作人回到燕京大学上课之际，将李葆华藏在车中，带进城区，然后再把他安置在西城八道湾的家中的一处厢房中。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遇害。此时的李葆华才刚刚成年。李大钊牺牲后，家里却只有1块大洋，连安葬的钱都拿不出来，最后还是社会各界人士募捐公葬，才安顿好李大钊的后事。李葆华在周作人家中躲了一个多月，与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只能从报纸上零星得到父亲的消息。当时的报纸上对李大钊被捕就义的报道很多，饶是沉着冷静的李葆华，也不忍心详读。
1927年7月，沈尹默想方设法将李葆华化名“杨震”，将他送去日本留学。李葆华去到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化学系学习，在日本，一切花销全部由李葆华自己承担，他的生活异常窘困，因为父亲李大钊的后事被处理好后，他的家里就再也掏不出一分钱，而且母亲还有弟弟妹妹们需要照顾，李葆华也不可能伸手向家中要钱。直到1929年，沈尹默出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将他的留学由自费改为公费，才让李葆华有了在日本生活下去的保障。
1931 年，李葆华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7 月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十七省留日学生代表集会，决议全体回国参加抗日斗争。1931 年 11月，李葆华由日本长崎登轮回国。从此后，继承父业，开始了革命生涯。
1932年至1937年，李葆华化名赵振声，被组织安排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1月，因为工作能力优秀，他被调往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直到1949年的2月4日，三千多名地下党员在原国民议会礼堂参加了中共北平地下党员胜利会师大会。那天，主席台上悬挂着鲜红的党旗，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同志们还保持着战时的习惯，戴着帽子和口罩。他们第一次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背景，在看到熟悉的面孔之时，他们激动地握着对方的手，高兴地说：“原来是你啊！”在大会上，薄一波同志公布了市委第二副书记“赵振声”的真实身份是李大钊的长子，并恢复了李葆华的原名。
1949年10月1日，当了17年的地下党李葆华作为北京市委领导提前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的妻子田映萱在家中收音机前，抱着两岁的大女儿等待着新华广播电台的时况转播，小儿子李宏塔尚在襁褓之中。此时的李葆华40岁，父亲李大钊牺牲在38岁。当李葆华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父亲李大钊做梦都在期盼的场景，就在李葆华的眼前。曾经在油灯下看着他著作的有志青年，成长为新中国的领导。曾经只能偷偷躲在屋子里唱的国际歌，回荡在这个国家的角角落落。军阀没了，日本败了，国民党跑了，人民做了主人，他的儿子，终于替他看到了这一切。
新中国刚刚成立，水利事业百废待兴，毛主席亲自点名让傅作义和李葆华一同主持新中国的水利事业。在毛主席和周恩来看来，李葆华谦逊温和、踏实认真，年轻有活力，一定能够胜任全国各地跑的水利工作。为了能够根治淮河，李葆华和傅作义亲自到深山考察半个多月。傅作义和李葆华约定了，这次出来考察水利，不招摇，不打招呼，不迎送，也不请吃送礼。不管在哪个地方吃饭，李葆华都要交饭费，他还自嘲说：“我们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活像一群蝗虫。”治理淮河工程时，李葆华和工人一起睡在工地上。那时候的工棚潮湿、嘈杂、漏雨，晚上不能入睡的时候，李葆华就起来看书看文件。
图1958年，李葆华陪同周恩来、李先念视察三峡坝址
1957年，傅作义在山西视察水利之时突发心脏病，此后一直在养病，没有办法亲临一线，李葆华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在水利水电战线上，李葆华奋斗了12个春秋，和傅作义一起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是新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在水利部这12年，李葆华对我国的水利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得毛主席赞誉。
随之，根据毛主席指示李葆华改任安徽第一书记，到任之后的李葆华，第一件事便落实中央政策，调动安徽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在农业上李葆华率先走出了一条探索之路，允许农村在完成征购之后，多余的粮食在市场上流通，并且下令裁撤了省边界上的所有边检站，使得物资能够更快流通。
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个举动是有前瞻性的，也有一定风险。但李葆华还是坚持这样的做法，但也正是这种做法迅速扭转了安徽的经济形势。在安徽，李葆华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分清大是大非，搞好甄别工作 竭尽全力平反很多名不副实所谓的右派，解放了一大批爱党爱国的知识分子。在他领导推动下，当年年底，安徽的一部分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和干部群众，很多得到平反，党内民主生活得以恢复，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在经济建设中，李葆华始终致力于推动发展农业生产，努力改善民生，其实这就是今天我们强调的三农政策，尽管在四十年前人们对这一问题认识很模糊，但是勤于实践的李葆华已经敏锐地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在实践中加以改进。我们很难说这种政治敏锐感是否出自李大钊精神的传延，也许这就是毛主席青睐李葆华的可贵之处。在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时间里，安徽迎来蓬勃发展。安徽农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5.1%，轻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7.5％，重工业年产值年均增长12.5％。萧条景象成为过去，人民生活质量普遍提高。因此李葆华也得到了一个新的称号“李青天”。
1965年夏，毛主席乘坐的专列路过蚌埠，说一定要让李葆华来见见他。
李葆华和毛主席谈完工作之后，毛主席关切地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李葆华把弟弟妹妹的情况都说了一遍，说到妹妹李星华在北京做文学工作之时，毛主席说：“北京不是个好地方，写东西得出来写。”
李葆华不知道，风雨欲来，毛主席还是希望他们兄妹几个能够安稳，不要牵扯入太多是非。
在随后的十年时期，李葆华受到了冲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却换来各种委屈。李葆华儿子李亚中回忆道：“直到1968年下半年，我们才争取到探视的机会。父亲显得很消瘦，但从眼睛中还能看到精神和信念，就像爷爷李大钊那样。”
图 李宏塔陪李葆华下棋
虽然受到冲击，但这也不妨碍广大安徽人民对李葆华的爱戴。李葆华妻子田映萱受到波及，被关在安徽医学院。打菜师父知道他是李葆华夫人，在打饭时候总是偷偷给田映萱多打一些，安慰她道：“心放宽一些，吃饭归吃饭，斗归斗。”
李葆华家曾经的保姆，经常会去买些水果偷偷给李葆华送去，水果售货员知道这些水果是送给李书记的后，很热心地对保姆说：“是葆华书记家的啊，跟我到仓库去，给你挑点好的。”
终于在1973年，李葆华恢复了工作，出任贵州省委第二书记，中央在征求他的意见之时，他只说了八个字：“服从组织，没有意见。”
十年时期过后，李葆华被安排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1978年，时任财政部部长张劲夫找到了刚刚进修结束的李葆华，想要请他去央行工作。在此之前，李葆华是从来没从事过金融方面工作的，但李葆华的回复依旧是：“服从组织，没有意见。”
图 中国人民银行旧貌
1978年1月15日，已经快到耄耋之年的李葆华调任央行行长，负责组织日常工作，六十九岁高龄加上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显然这对他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但在他的推动之下，我国专业银行从央行正式分离，恢复和保险业务，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各地建立信托公司和信用合作社。可以认为中国现代金融体系，是由李葆华先生一手建立的。由于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金融类的人才，在他的筹备之下，1981年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开始培养高层次的金融人才，在海定区五道口成立研究生部。到现在这个部门依旧保留，但从这里走出的研究生们，已经成为各地金融干部，因此五道口也被成为我国金融管理干部的“摇篮”。
1940年，李葆华认识了他的妻子田映萱，两个人在相处中产生了感情，到了延安之后，李葆华让自己的通讯员给田映萱送来一张小纸条，邀请田映萱到自己那里去玩。
两个人工作都比较忙，他们的爱情就是每周一见，去延安河边散散步，走到集市上买双棉鞋。1942年2月，李葆华和田映萱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平时不苟言笑的陈云笑着说，“大钊同志的儿子，应该有后代！”
图 李葆华全家福
1949年5月，李宏塔出生了，在李宏塔很小的时候，有人给他们家送了几袋葡萄干，李宏塔嘴馋拆开就吃，李葆华回家看到李宏塔的所作所为，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要记住，我们只有一个权力，就是为人民服务，做点工作就收礼物，这不是共产党人该干的事情。”然后，李葆华让人把葡萄干退回，李宏塔拆开的那一包，也折价一起返回去了。在几十年如一日的教育之下，李宏塔一直都是一种平民意识，丝毫没有红三代、红二代的优越感。
有记者问李宏塔，“作为李大钊的孙子，李葆华的儿子，对你的仕途有帮助吗？”李宏塔很直率地回答道，“没有，家里根本不会帮你做官的，所有的都是正规流程。1978年，我在合肥化工厂的时候，是通过差额选举的方式去到共青团的，进入仕途后，前期提拔得快，后期很慢，我当官我家里没有任何人打招呼，我自己也不会找关系。”
图 晚年李葆华和田映萱
其实，李宏塔的父亲不仅没有给他找关系、开后门，反而给自己亲生儿子“拉后腿”。每次李宏塔所在省里的领导前来看望他的时候，他都绝口不提儿子升迁的事情，反而跟对方说要对李宏塔严格一些。
李宏塔在民政厅工作一年后，全省地市合并，正厅级别的干部多了出来，本来打算安排李宏塔做民政厅厅长的，为了安排这些同志，李宏塔只能靠边再等等了。等完一个，李宏塔又辅佐了一位，就这样，李宏塔做副厅长足足做了17年，对于自己迟迟不升迁的事，李宏塔坦然得很，完全没提过自己工作职位的事情，还是厅里的同志替他打抱不平，1998年，李宏塔才正式转正。
1982年，安徽省政府对于干部住房有了详细的规定：地、市和省、局这一级的干部，住房建筑面积70至95平方米。这个时候的李宏塔，已经是副厅级了，却搬进了55平方米的两居室里，而且位置不好，最西边，冬凉夏暖，他们一家在这里住了16年。其实在1989和1994这两年间，李宏塔都有机会换个条件稍好一点的房子，就连民政局很多同志都觉得，“他要一套新房是合情合理也合法的”，但他有自己的规矩，“先群众，后干部”，这以后，就一直没轮到他。
房子没有，车子李宏塔也是没有的。一天早上，雨下得很大，一个隔壁厅的厅长坐着小轿车从李宏塔旁边驶过，随行的秘书问他，“您知道那个穿雨衣骑车的人是谁吗？”厅长回头看了看，看不太清楚，就摇了摇头，秘书回答他是民政厅的厅长李宏塔，对方不可思议地扭过头去看，嘴里一个劲念叨，“不可思议”。
图 李宏塔
李宏塔十几年如一日地骑着他有点破旧的自行车上下班，在安徽省民政厅，这已经成为了一道著名的风景线。不止上下班，就连出差，李宏塔也很少用公车，有一次，一个安徽省社科院的同志跟随李宏塔去北京开会，下了火车，两个人就带着各种各样的资料去挤公交车，换乘了几次，两个人累的汗流浃背。社科院的同志开玩笑，本来以为，跟这个当官的，能蹭个车呢，敢情还不如我呢。”
既然李宏塔和他祖父还有父亲一样，住行不讲究，吃穿也一样不讲究，不抽烟不喝酒还没什么爱好，经济负担不重，却没有任何存款。
那李宏塔的钱都去哪了呢？
李宏塔和父亲李葆华一样，喜欢“微服私访”。李宏塔每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呆在基层，他觉得，只有在基层，才能听见最真实的声音。每次下乡，他也不打招呼，走进村，敲开门，坐下就开始和乡亲们唠。百姓房子漏水了，老人院的被子薄，低保户人家包饺子没买面，残疾人还没吃饭，他随手就是几十几十的掏，别以为数额不大，作为民政厅厅长，他遇到类似的事情可是太多了，积少成多，钱自然就没了。每次献爱心的名单中，他的名字都排在第一位（以捐款数额排名）。
2005年，在革命事业上坚守了80年的李葆华同志安详地闭上了双眼，享年96岁。在李葆华去世后，有人问李宏塔：“你父亲生前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官至正部级，他留下了多少遗产？”对此，李宏塔平静回复：“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身为李大钊的子孙，我们有足够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