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28日，湘赣边界，井冈山，宁冈县，砻市。
人间四月芳菲尽，革命之花初盛开。在巍峨险峻的黄洋界下，毛主席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了。
会师后，两支队伍合编为红四军，毛主席担任党代表，朱德担任军长。从此，一支崭新的革命队伍组建完成，土地革命战争进入了新阶段。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回首往事，毛主席不胜唏嘘。从1927年9月秋收起义发动起，这支队伍能够走到现在，他付出了太多。作为一支在起义之初鱼龙混杂的队伍，能够成长为现在的精锐之师，其中的艰辛是可以想象的。
短短七个月时间，这支队伍中已经有七位高级将领叛变，伴随着每一次叛变的，都是一番动荡，而毛主席用他的智慧，屡次摆脱危局，化险为夷，这支队伍也愈挫愈勇，迅速完成了蜕变。
第一位走上叛变道路的是邱国轩。关于邱国轩这个人，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他不适合干革命。邱国轩，贵州人，原本是一名黔军军官。
孙中山在广东号召北伐时，黔军名将王天培率部投奔，开赴北伐前线，邱国轩正是王天培的部将。在北伐中，王天培屡战屡胜，势如破竹，打出了北伐名将的赫赫威名。
但面对北洋军的反扑，徐州失守，桂系借机逼宫，迫使老蒋下野。老蒋下野后，王天培被桂系当成了失守徐州的替罪羊，惨遭杀害。王天培遇害后，邱国轩成了惊弓之鸟，他纠集一部分士兵，偷偷脱离了北伐军，流窜到江西修水。
修水地处湘赣边界，是一个“三不管”地区，邱国轩在这里如鱼得水，打劫客商，劫掠村庄，成了一伙占山为王的土匪。
驻扎在附近的军阀夏斗寅，先后两次讨伐邱国轩，结果却被邱国轩打得惨败。夏斗寅从此不敢招惹邱国轩，反而向其抛出了橄榄枝，希望邱国轩能够接受他的“招安”。邱国轩乐得顺水推舟，虽然名义上接受“招安”，却依旧打家劫舍，在修水混得如鱼得水。
后来，警卫团赶赴南昌参加起义，走到湘赣边界时却得知起义部队已经撤离南昌。面对南下的命令，团长卢德铭为了慎重起见，决定亲自赶赴武汉寻找党组织，请示下一步的行动指示。
卢德铭走后，团副余洒度代理了团长的职务，收编了萍乡、浏阳等地的工农武装，发展成为一个师。余洒度率部讨伐邱国轩，将他打得一败涂地。邱国轩走投无路，向余洒度投诚，表示愿意接受改编。
余洒度急于扩充队伍，未作辨别就接纳了邱国轩，将其改编为第四团，就此埋下了祸根。秋收起义时，邱国轩见财起意，为了抢夺物资，突然袭击第一团，第一团猝不及防之下被打败，一部分溃散，一部分赶往平江投奔第三团。
第一团团长钟文璋，原是警卫团的营级干部，参加过北伐战争，在军内资历甚老。被邱国轩打散队伍后，他接受不了打击，仰天长叹，放声大哭，就此离开了队伍，从此杳无音讯。
邱国轩知道自己闯了大祸，遂率部离开起义军，逃到平江县境内做起了老本行，继续自己打家劫舍的生涯。后来，平江游击队抓获邱国轩，将其公审处决，邱国轩就此结束了自己无耻的一生。
邱国轩的叛变，直接导致了起义军最精锐的第一团被打散，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四个团中，第二团由平江、浏阳、萍乡等地的工农武装构成，战斗力较弱，很快便在浏阳被打散。至此，四个团只剩下了第三团，起义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局面。
危急关头，毛主席召集第一团和第二团的余部前往平江，与第三团会合，当时，起义军总兵力只有一千人左右，起义军师长余洒度、第三团团长苏先俊坚持继续攻打长沙的错误主张，将起义军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毛主席据理力争，提出了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进军的建议，得到了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营级干部张子清、宛希先、何挺颍、伍中豪等人的支持，最终经过三湾改编，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队伍刚刚抵达井冈山，再次发生了高级将领叛变事件，这一次，搞事的是苏先俊和余洒度。
苏先俊，黄埔三期生，参加过北伐战争，在大革命时期入党，是一位老革命。苏先俊在黄埔期间表现十分突出，是第三期学员中的佼佼者，参加革命后，苏先俊接受组织上的委派，在浏阳组织工农武装，并率这支武装加入了警卫团，参加了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时，苏先俊担任第三团团长，他拒绝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打着”奉中央之命“的旗号，一力主张攻打长沙。试想下，当时起义队伍只剩1000多人，去攻打湘军的腹心要地长沙，不是飞蛾扑火吗？
苏先俊作为黄埔军校的尖子生，军事眼光居然如此差劲，真不知道他在黄埔军校时学的是什么。
在三湾改编中，苏先俊的错误主张遭到了抵制，被迫跟随大部队上了井冈山。此时，苏先俊还端着“黄埔高材生”的架子，对上井冈山的路线十分抵触。终于，苏先俊借口向中央汇报起义情况，离开了队伍。
离队后，苏先俊很快叛变，出卖了湖南省委高层领导郭亮、夏明翰等人，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后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捉住了苏先俊，彭德怀一声令下，苏先俊被枪决，结束了自己可耻的一生。
紧随苏先俊之后走上叛变道路的是余洒度。余洒度，湖南平江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说起余洒度，他在秋收起义时的地位可是非常高，在秋收起义时，起义部队改编为一个师，担任师长的就是余洒度。
早在秋收起义之前，余洒度代理警卫团团长，在修水驻扎时，就先后收编了余贲民、苏先俊率领的民军武装，又收编了邱国轩部，对起义队伍的壮大，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起义发动后，余洒度却犯了与苏先俊一样的毛病，口口声声声称“中央的命令”，一门心思坚持要打长沙。如果当时听了余洒度和苏先俊的意见，秋收起义队伍势必走上绝路，中国革命的历史就要改写。
幸好毛主席得到了大部分营级、连级指战员的拥护，这才顺利率部开赴井冈山。要知道，余洒度是起义军的师长，苏先俊是第三团团长，当时秋收起义余部，大部分都是第三团的，余洒度、苏先俊在起义军中的地位是十分高的，他们手握兵权，说话非常管用。
但实际上苏先俊和余洒度的叛变，对起义军的影响非常小，因为毛主席早就打好了预防针。在三湾改编时，毛主席在张子清、宛希先等人的支持下，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并撤销师的建制，将起义军改编为一个团。
深知余洒度和苏先俊不可靠，毛主席对二人进行了明升暗降，他在起义军中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将余洒度、苏先俊调到前敌委员会中担任委员。按照原则，前敌委员会对起义军有领导权，看起来余洒度和苏先俊的级别是提高了。
但实际上，毛主席此举是明升暗降，二人调入前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的一把手还是毛主席，俩人要接受毛主席的领导。而在起义军中，毛主席提拔营级干部陈浩担任唯一的团长，实际上是剥夺了余洒度和苏先俊的指挥权。
早已做好了妥善安排，就不怕两个兵痞出幺蛾子了。
果不其然，在勉强跟随大部队上了井冈山后，苏先俊就借口返回中央汇报工作，离开了队伍，就此走上了叛变的道路。
看到苏先俊离队，余洒度也按捺不住了，他以“向中央汇报秋收起义情况”为借口，离开了队伍。余洒度离开队伍后，在上海被国军特务逮捕。被捕后，余洒度好汉不吃眼前亏，马上叛变，被老蒋任命为政训处少将处长。
余洒度本以为自己在老蒋那可以飞黄腾达，岂料他很快便东窗事发，因为生活奢侈，为了供自己挥霍，余洒度暗中贩毒“创收”，事情败露后，老蒋龙颜大怒，亲自指示将余洒度枪决。
余洒度，这位秋收起义的重要指挥官，这位本来在红军中可以有光辉前途的黄埔高材生，就这样自己把自己毁灭了。
因为毛主席早已做了妥善安排，苏先俊和余洒度的叛变，造成的影响并不大。但是，后面这个团伙的叛变，却是影响恶劣，如果不是毛主席力挽狂澜，事情的发展将不可挽回。
为什么说是团伙呢？因为这次叛变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四个人，他们分别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一说为韩庄剑）、一营营长黄子吉。
要知道，当时秋收起义部队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营长黄子吉，看看这四位担任的职务，就知道他们的能量有多大了。
陈浩是黄埔一期生，早在黄埔军校期间就入了党，革命资历是非常老的。秋收起义时，陈浩原本是营级干部，作为黄埔一期的高材生，他显示出了不俗的军事能力，受到了毛主席的器重。
三湾改编中，苏先俊、余洒度被解除兵权，陈浩被任命为第一团团长。当时起义军打的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虽然有军和师的名号，但实际上只是用来迷惑敌人的，起义军的全部兵力，只有一个团，团长陈浩，算得上是最高级别军事主官了。
1927年11月，陈浩、宛希先、徐恕、韩昌剑、黄子吉、何挺颍、张子清等人率部攻占茶陵县城。攻占县城后，陈浩经受不住花花世界的诱惑，开始腐化堕落。
陈浩在茶陵胡吃海喝，还和一名妓女勾搭在了一起。驻守附近的国军13军军长方鼎英，是陈浩在黄埔军校的同学，认为陈浩可以拉拢，于是偷偷派人策反陈浩。
陈浩知道，自己腐化堕落的事情如果泄露，毛主席绝对不会手下留情。为了继续自己的腐化生活，陈浩与方鼎英暗中达成了协议。
陈浩暗中与黄子吉、韩昌剑、徐恕等人商量，最终决定率部投奔方鼎英，升官发财，继续维持自己的腐朽生活。
陈浩等人率部出走后，何挺颍、宛希先、张子清阻拦不住，遂迅速派人返回井冈山，向毛主席汇报情况。
毛主席迅速作出应对，他亲率特务连追赶陈浩，在半路上将陈浩拦截。为了拉队伍出城，陈浩当时对全军谎称执行与方鼎英部的作战任务，见到毛主席后，真相大白，何挺颍、宛希先作为见证人，证实了陈浩通敌叛变的情况。
特务连将陈浩、韩昌剑、黄子吉、徐恕四人押回井冈山，毛主席举行了全军公审大会，宣判了他们的罪行后，一声令下，将四人全部处决。
邱国轩、苏先俊、余洒度、陈浩、韩昌剑、黄子吉、徐恕七人，都是秋收起义部队的高层将领，他们的叛变，影响极其恶劣，一旦处理不好，甚至可能影响到军心的稳定。幸好毛主席天纵英才，用妙手屡次化解危局。这七人的叛变不仅未能影响红军的军心，反而成为反面典型，被全军将士嗤之以鼻，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这是这七大叛徒叛变时，做梦也想不到的。
叛徒混子，老魔小丑，岂堪一击！
编者评：从秋收起义开始，一直到长征胜利结束，红军走过的每一条路，都犹如走钢丝一样凶险，稍有不慎，便会满盘皆输。除了秋收起义部队这几次叛变事故外，井冈山第二次反会剿时，朱老总在湘南受困，红四军南下时的大柏地之战，长征时的遵义会议，强渡大渡河、乌江天险、腊子口，无一不是走钢丝一般的局面。但在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下，红军屡屡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如果没有毛主席超越时代的战略眼光，以及无人能及的杰出才能，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