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济众的传统观念是与他对创新及个性的认识紧密相关的。所谓“传统”对艺术品而言，应该是一个民族所拥有的艺术类型所具有的标识性、符号及其内涵特征。一般而言，传统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一种文化在其生成和演进过程中逐步明晰化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又被不断补充、完善。同时，当一种传统一旦形成之后，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制约的力量，规定着自身的走向，与此一致即为传统，与此不同即为非传统。
因此，纵观历史，无论中国或西方，当传统一旦形成一种力量之后，它既可以成就一种文化的成长或扩张，也可以反过来阻碍自身的进步，甚至使自身走向腐朽灭亡。所以，如何对待传统，百年来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理论家和艺术家都持有大致相同的观点，即“既要继承传统，又要重视创新。”机关如此，2008年，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曾在成都召集全国性学术论坛，即以“民族美术传统的当下意义”为主题。持续两天的讨论，并未见任何一家之言能够超出以上共识。由此可见，关于对待“传统”的问题并非通过讨论所可轻易解决，当然最根本的原因，也可能是言说容易而实行难吧。
方济众也不例外，它对于传统的认识也未能超越此一结论。与大多数人一样，他也认为传统是需要借鉴的，但是又不能接受传统的局限，而是需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发现个性，探索创造。他说：“我们必须在借鉴古人传统的基础上，在美的海洋里，去探寻你自己所需的珍珠。”
实际上，在方济众看来，对于传统和生活，他可能看的更重的是生活。在很多画家眼里，传统似乎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因此他们更愿意将其落实在一些具体可视的，或者是便于描述的事物上，例如绘画的透视方法、布局方法等。
当人们面对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时，在许多艺术家眼里，这些传统的方法方式很容易呈现出僵化的面孔，特别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前后，政治对艺术的干预以及社会复杂的局势，很容易让人们将传统视为落后甚至反动。因此在那个时代，不唾弃传统，并且还能比较冷静客观的对待传统，已经是对传统莫大的尊重了。
以下这段话，虽然似乎体现了方济众对于传统的轻视，但相对于他所面对的生活来说，也是不难理解的，甚至是殊为可贵的。这段话是：
固定的观念，不仅限制人思路的畅通，同时也限制人视野的开阔，由于习惯势力的熏陶和生活感受的不足及高远、深远、平远、远小近大、丈山尺树、寸马分人等等陈规的束缚，即使我们已经走进了五彩缤纷的广阔天地，也总会感到兴味索然。
其实，即使今天我们阅读这段话，仍然很难指出其中有何可堪指责之处。传统固然是一种文化主体、核心，是今天的文化之所由生以及今后文化所由发展的厚土和资粮，但谁都明白，一味固守传统，不仅不会有今天的创造性成就，其本身也违背传统自身的生成规律，从而使已有的传统走向死亡。
对中国画而言，提起传统，人们想的最多的恐怕还是“笔墨”这个概念。那么对于“笔墨”，方济众是如何认识的呢？他说：“把中国画缩小到笔墨这个范畴来衡量一切，是削足适履的表现。对于传统文人画要一分为二。
初读这句话，我们很容易认为方济众是轻视笔墨的，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们知道，文人画兴起是轻视笔墨的，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知道，文人画兴起于宋元，特别是元代赵孟頫对“以书入画”笔法的提倡，倪云林对“画写胸中逸气”的重视，以至认为画中描绘之“岂可较之是与非。”这种绘画观固然成为世界艺术之林中独树一帜的文人画的思想灵魂，但此风一开，至此后数百年间流弊丛生，其末流不徒画无生气，即其笔墨亦空疏无法。因此，一分为二的看待文人画，不仅在方济众所处的年代十分必要，即便数十年后的今天，这种必要性仍然需要加强。
方济众所谓对传统文人画的一分为二，在于不能仅把笔墨看成文人画的全部。他以削足适履来比喻这种现象，即将笔墨喻为“履”此为二中其一，那么二中另一即文人画的“足”又是什么呢？关于这一问题，方济众在其有关“生活与艺术”的言论中已有体现，笔者认为，就是其所说的艺术的这个第二自然中的“人的品格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