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北京市语文现代化研究会在其发出的《纪念语文现代化运动100周年倡议书》中写道：1892年，福建学者卢戆章创造了“切音新字”，这是中国人自己为汉语设计的第一套拼音方案。
原来，素有“拼音之父”之称的卢戆章曾在厦门首创“切音新字”，并著有《一目了然初阶》一书，专门阐述此种识字新法。
卢戆章老先生（剧照）
卢戆章在本书序言中表述：中国字或许是如今普天下之至难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便可无师而能自读。
当你实际翻阅《一目了然初阶》之后，就会发现，这只不过是国人自创的第一套拼音方案而已，它并不适用、也非为今用。
谈到如今都在学习的标准汉语拼音，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超牛的中国老头，他就是《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者之一、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周有光。
周有光老人
有思想、有见地的有志青年周有光
1906年1月，周有光降生在江苏常州的一户富贵之家，曾祖周赞襄在世时是常州的豪绅，父亲周保贻在朝为官，薪俸可观。然而时局风云变幻，咸丰年间，太平军攻陷常州，周家也因此而颓败。
不久，10多岁的周有光举家迁往苏州，从那以后便要靠父亲教书换取银钱来维系生活，日子凄苦不堪。
这样的落差让少年时期的周有光心中十分难过，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让家人再次过上优渥的生活，这也极可能是成年之后的周有光选择从事金融行业的一方面原因。
太平天国动乱
周有光移居苏州之后，便进入了苏州的一所中学读书，他当时的语言老师经常对学生们宣讲白话文，这在周有光的心中悄然埋下了一颗传播白话文的种子。
1932年，聪明好学的周有光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按照自己的兴趣主修经济学和语言学两门学科。
入学后不久，周有光对一个现象心生疑惑：老师和学生明明都是中国人，可交流起来却都是使用英文，这是怎么回事呢？
后来，经周有光默默观察，他发现学校里的师生来自全国各地，会说的都是家乡方言，这样的一群人集中到一个教室里上课，自然只能用大家都能理解的英文来进行沟通交流，否则，大家若都操着自家方言“鸡同鸭讲”，岂不是白白浪费时间。
圣约翰大学
在大学里，因为周有光同时还主修语言学，就接触到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后来，大学毕业的周有光又进入了国民政府的经济部参加工作，在那里他有幸结识了如罗长培等一批杰出的语言学大家，这些经历都为周有光日后从事语言学改革埋下了伏笔。
日本留学归来转而得到赴美国学习金融的机会，有幸结识了美国科学家爱因斯坦
正读大学的周有光，在一次偶然之中认识了妹妹的同学张允和，之后便有了一些来往。
张允和清秀可爱的样子令周有光十分心仪，后来，两人一个在杭州教书，一个在杭州读书，彼此情投意合，成了一对恋人。
周有光与张允和年轻生
尽管周有光家道中落，可出身名门的张允和却没有在意周有光的经济条件，两人情深意笃，恋情也得到了双方家长的认可。
上个世纪20、30年代，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的毕业生都流行出国留学，家境较好的往往会去美国留学，而周有光经济条件拮据，未来的岳父就慷慨地拿出2000块钱资助周有光出国留学。
当时的2000块钱可不是一笔小钱，但周有光计算了一下在外留学所需的全部费用，觉得这些钱去美国肯定是不行了，转而决定就去日本学习经济学。
1933年，周有光与张允和正式完婚，婚后，2人一同赴日留学，可没曾想到周有光极为仰慕的那位日本经济学教授被捕入狱了。失望之中的周有光就在日本的京都大学学习了2年日语就回国了。
彼时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
回国之后，恰逢国内爆发战争，彼时周有光只得于乱世之中带着妻儿颠沛流离。
1945年，战争胜利结束，恢复生机的中华大地百废待兴，上海的金融业也渐渐恢复如常。
颇有学识的周有光在上海新华银行谋得一份职位，工作起来十分应心得手，周有光也因此深得上司器重。不久，新华银行有一个派驻工作人员到纽约华尔街任职的机会，这个机会就幸运地为周有光所得。
1945年到1949年期间，周有光被派驻美国和英国工作，工作之余富有上进心的周有光亦会勤于读书学习，也喜爱与国内的旅美学者和美国的知识分子交流探讨。
据周有光老先生生前回忆，1947年，他和在美国纽约的朋友一起，去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家中做客闲聊，爱因斯坦是一个十分随和的人，尽管在学术上他们所主攻的方向不同，但是他们聊聊家常还是非常地轻松愉快。
爱因斯坦
在与爱因斯坦相交的寥寥数次之中，周有光却深深记下了爱因斯坦说过的一段话：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是到60岁就停止了，用在工作上的是13年，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业余时间加计起来是17年，能不能有所成就就在于每个人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
被友人一语点醒，半百之年从经济学家转变为语言学大师
从美国工作结束回国之后，周有光先是被调到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工作，后又因其在经济学上取得的较高造诣，被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聘任为教授，同时还在上海财经学院任教授。
周有光有一位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好友孟宪承，一次，2位老友闲谈之时，孟宪承说道：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得时间久了，就麻木了，就没有进取心了。
孟宪承
那一日回到家，周有光仔细回味着友人的那句话，又想起了在纽约时，他与学者罗常培和作家老舍时常就中国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改革发表观点、畅所欲言，更是让时年已经50岁的周有光感到热血澎湃。
从那以后，周有光便决意要为祖国的语言文字的现代化作出自己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周有光与多位经济学家一同创办了《经济周报》，周有光除了在上面发表经济学相关的新闻和知识，还会时常撰写一些与文字改革和拼音规范相关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之上。
1954年，周有光因在报纸上发表过他对拼音、文字相关的独到见解，受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之邀，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的委员。
1951年的《经济周报》
1955年，国家领导人亲自致电周有光，希望他能够主持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有光再三考虑，终于鼓足勇气答应了担此重任。
此后的3年里，周有光夙兴夜寐，抓紧时间钻研语言学，经过不断地探索，创立了一套汉语字母拼音系统，最终制定成为汉语拼音方案，并呈报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内语言学专家组进行审议。
1958年春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
自此，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周有光参与修订的汉语拼音方案也正式地成为了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此后，不甘止步的周有光继续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于1988年发表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199年版《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早年的时候，周有光主修经济学，这也是他的喜好和专长。可当他怀着要为祖国的语言文字事业做出自己的努力之决心的时候，他毅然弃“金”从“文”，以半百的年纪转而攀登语言学的高峰，实在令人为之动容。
在他81岁的时候还坚持学会了使用打字机以整理自己的文章、手稿，90多岁还能为思考国家的走向而著书论作，他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思考，关心着中国的前途，也许正是由于他不间断地活跃自己的思想，才会活到了112岁的高龄。
当别人问起他长寿的秘诀之时，周有光总会笑着回答：大概上帝太忙了，把我给忘记了。
夫妻二人的幸福时光
周有光教授在50岁之前是经济学家，50岁之后则成为了语言学家。
他一生经历了晚清、北洋、民国、新中国4段历史时期，与爱因斯坦是好友，为新中国的语言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活到了112岁高龄，可算得上是中国超牛的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