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鹿鼎记》第五十回有这样一段对话：
康熙皇帝道：“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
韦小宝说道：“奴才听打凤阳花鼓的人唱歌儿，说什么‘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现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皇上鸟生鱼汤（尧舜禹汤），朱皇帝跟你差了十万八千里，拍马也追不上。”
康熙微微一笑，道：“你起来罢!”
金庸先生笔法精妙，写人状物，入木三分。其笔下人物形象中，韦小宝最为丰满传神。韦小宝貌似无赖，实则老奸巨猾，善于钻营和阿谀，拍马屁的功夫出神入化，无人能敌。
你看，他发现康熙皇帝闷闷不乐，只开口说了几句话，便让康熙皇帝笑逐颜开。
韦小宝这几句话，是非常高明的。清人入关，属于初来乍到，最担心民心不附、龙庭坐不稳。当时，“反清复明”的口号甚嚣尘上，民心的向背，往往就在“明”与“清”的比较中作选择。明朝的皇帝中，威望最著、建树最高的，就是太祖朱元璋。韦小宝引用了一句民间传唱的歌词，立马把明朝的统治水平贬到最低，从而高度地突出了清朝统治的圣明，可谓高下立判，不由得康熙皇帝不欢喜。
不过，话说回来，韦小宝这番说词虽说是纯属拍马屁，但他所引用的民间歌词倒不是他信口胡编，按照清朝人编的史料来说，这些唱词是诞生于明朝民间，而且传播量非常巨大，那么，事实又是怎么样呢？
先来看看，凤阳花鼓《凤阳歌》是这样唱的：
“左手锣，右手鼓，手拿着锣鼓来唱歌，别的歌儿我不会唱，只会唱首凤阳歌。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凤阳。小凤阳，凤阳城里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文王，坐落龙廷倒有九年荒。九呀九年荒。有钱之人卖田庄，无钱之人卖了儿郎。夫妻二人无有田庄卖，打鼓卖艺走他乡。走呀走他乡。”
从歌词内容来看，是怨恨凤阳宝地养育出了朱元璋朱皇帝，搞得凤阳年年饥荒，有钱人卖田卖地，无钱人卖儿卖女，无田无地、无儿无女的，只有乞讨过日子了。
试想想，朱元璋要真是凤阳人，那凤阳岂不是龙兴之地了吗？自古以来的帝王，莫不高度重视自己的龙兴之地，这朱元璋倒好，竟然把龙兴之地搞得民不聊生，那其他地方岂不就更加不像话了？
可是不对呀。根据史书记载，朱元璋不但行军打仗有一套，治理天下也很有两把刷子。他平定了天下后，就大力推行耕熟垦荒、奖励农桑的政策，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统计，全国可耕种田地已达850多万顷，比元末增长了四倍多，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府库民室都储粮丰富。按照《明史·食货志二》上的说法：当时海内富庶，府县仓库收上来的粮食，怎么吃都吃不完，屯积到发红变腐。
这样看来洪武之治，分明就是一个由乱入治的盛世啊！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是盛世，凤阳家乡的人民怎么会困苦不堪，以至在外出讨饭时不忘编歌词挤兑朱元璋呢？
朱元璋到底得对家乡凤阳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才招致这么大的仇恨啊？
其实，歌里唱的东西有些言过其实了。
歌里唱“凤阳本是个好地方”，首先，“凤阳”这个名字是朱元璋起的。此前的名字叫钟离、濠州，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改临濠府为中立府，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下令在此建中都皇城，“席凤凰山为殿，势如凤凰，斯飞鸣而朝阳，故曰‘凤阳’”。
凤阳府的管辖范围共有九州十八县，多为今安徽省境内淮河流域各县。其次，这一片地方，北靠淮河，南临长江，西北古为大泽所隔，闭塞于江淮之间，以农业耕种为主。淮河难于治理，水灾频发，黄河夺淮之后，大部分地区更是时时以水乡泽国的面目出现。而又因为淮河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南北对峙的天然分割线（长达三百年的南北朝对峙和宋金对峙都基本是以淮河为界），淮河两岸，长年兵连祸结，战乱不息，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另外，淮河河水又常常被应用到军事上，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梁武帝筑浮山堰以淹寿州，彼时，堰崩水滥，几十万百姓葬身鱼腹，他们的家园则全被洪水吞噬。
所以，称“凤阳本是个好地方”并不成立。再次，这种地方，闹水灾已是家常便饭，出现饥荒，那是见怪不怪，而不能说是因为“自从出了个朱皇帝”，才造成了“十年倒有九年荒”。
不过，话说回来，民间的歌既然这么传唱，也不能说凤阳的饥荒和讨饭现象，和朱元璋一点儿关系也没有。还是让我们来看看朱元璋对自己这块龙兴之地做了些什么吧。
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朱元璋下诏定临濠为中都，并把安徽、江苏、河南、湖北4省中的12府23个县，差不多将整个淮河流域都划进中都的管辖范围中。
为了营建中都，动用了工匠9万人，军士14万人，民夫50万人，再加上南方各省、州、府、县和外地卫、所负责烧制城砖的工匠，各地采运木料、石材、供应粮草的役夫，总数达100多万。
此外，朱元璋还在凤阳开建皇陵。
为了改变凤阳土地荒芜、人烟稀少的局面，朱元璋又于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作出了移民中都，充实凤阳人口的决定。先是下令从苏、杭等州府将无田业者调入凤阳垦种，由政府拨给牛、种、车、粮，并惠以“三年不征其税”。接着，特令“官吏罢职者、民犯流罪者，俱发凤阳屯田耕种”，后来又强令“迁徙江南富民十四万户以实凤阳”。
营建中都和移民垦屯之外，朱元璋还效仿汉高祖刘邦恩泽沛县的作法，下诏免除家乡赋税，“永不课征”。
这几板斧砍下来，凤阳一下子就兴旺发达起来了。
明代学者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南都打春》称，凤阳父老为此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唱歌跳舞，前往南京向朱元璋祝寿，场面感人。
编纂于晚明时代的地方志《凤阳新书》则记，朱元璋面对前来给自己祝寿的父老，喜孜孜地称：父老乡亲们，你们有福的就去做父母官，无福的就给我看守陵墓，种田的不要你们交租税，每日只管雍雍熙熙吃酒，买炷好香烧，敬献天地，吃了猪又吃羊，逍遥快活着过日子吧！
于是，洪武年间，每遇喜庆大事，或逢年过节，都有凤阳花鼓队从凤阳府一路唱到南京，给朱元璋唱赞歌。
当时的歌词是这样的：
“说凤阳，道凤阳，手打花鼓咚咚响，凤阳真是好地方，赤龙升天金凤翔，数数天上多少星，点点凤阳多少将。说凤阳，道凤阳，手打花鼓咚咚响，凤阳真是好地方，皇恩四季都浩荡，不服徭役不纳粮，淮河两岸喜洋洋。”
不过，在凤阳原住居民载歌载舞的同时，江浙移民却对朱元璋怨恨不已。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出任凤阳知县的袁文新就记：太祖时迁徙到凤阳的百姓的后代，长期不满，怨嗟之声，充斥园邑。
营建中都，虽然使凤阳一下子热闹起来，但“役重伤人”，建造者不堪其苦，“多以疫死”。
洪武八年，朱元璋回凤阳视察，目睹此弊，下诏停建中都。
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从侄儿朱允炆手里夺取了皇位，将都城迁到了北京。凤阳、南京的地位也因之陡然下降。
明代学者李翊在《戒庵老人漫笔?南都打春》记载：南京人有一习俗，每年新年前一个月，就沿街鸣锣，跳唱乞米，名为“打春”。那些原来每年新春进宫向朱元璋献礼的凤阳、南京、江宁等府县的花鼓艺人便加入了“沿街鸣锣，跳唱乞米”的“打春”队伍，给沿路居民送新春祝福，讨点新年利市。
而那些江浙移民也开始“托焉潜回，省墓探亲”。甚至在明末，出现了移民大回迁。他们在回迁、流亡途中，就以演唱《凤阳歌》作为索钱财、讨饭吃的手段。
明亡后，南明鲁王（朱以海）驻守金门，闽中尤其是福州一带。
清政府就大批量征收花鼓队，让他们唱着咒骂朱皇帝的《凤阳歌》，以瓦解南明军队的战斗意志。“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唱词应该就产生在这个背景下。
清朝完成了一统天下大业。移民回乡“省墓探亲”结束后，还得重新回凤阳。
于是，“借唱行乞，冬出春归”，便渐渐成为了淮河两岸许多县乡的风俗。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陔馀丛考》卷41《凤阳丐者》记，在江苏诸郡，每年冬暮岁尽，必定有凤阳人涌来，这些凤阳人老幼男妇成群结队，散入各村落间行乞讨饭，要到明年春二三月才回去。他们唱歌歌词是：“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家都以为他们是因为饥荒而背井离乡，其实不是的。即使没发生饥荒，他们也来行乞如故。《蚓庵琐语》上写：明太祖时期，曾迁徙苏、松、杭、嘉、湖近十四万户富民以充实凤阳，严禁逃归，所以有人就化装成乞丐潜回家乡省墓探亲，慢慢形成了风俗，至今不改。这种说法应该是正确的。”
安徽巡抚潘思榘也曾于乾隆十二年把这种反常的情况报告朝廷：凤阳的百姓喜欢漂泊，即使是丰收之年，他们忙完了秋收，种下了二麦，就拖家带口外出，要到明年春熟方归。
光绪《凤台县志》记载：凤阳“民性不恋土”。
朱元璋祸害家乡的恶名也因《凤阳歌》的传唱而深入人心，在近、现代许多人的脑海中成为了一个大坏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