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方工业革命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看到了中国这块未经染指的大肥肉，想要从这里开拓市场。当然，除了商界以外，宗教界也希望在这块人口众多的宝地上发展信众。
于是，自明朝以后，时有西方教士千里迢迢来中原布道。
不过，在清雍正时期，却发生了一桩与“灭佛事件”差不多的反宗教运动。不过，因为针对的是外国人，所以雍正只是将他们驱逐，并未赶尽杀绝。
十七世纪初，汤若望满怀希望地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渡轮，想要在这片土地上将宗教发扬光大。正所谓“外来和尚好念经”，洋和尚老汤知识面很广，给中国皇帝拓宽了眼界，深受朝廷重视。眼看外国人老汤在朝中的官越做越大，朝廷里的“原住民”们自然颇有微辞。
其中，鳌拜最为痛恨这些外国人，且憎恶他们传播的“歪理邪说”。鳌拜觉得，过分听信这些外国和尚的学问，会影响满清统治的根基，于国家不利。于是，鳌拜联合其他位高权重的老臣，在朝中联合针对汤若望，将其栽赃入狱。
由于当时的康熙帝年龄太小，手中权力有限，所以他根本没机会搭救自己的洋老师。幸亏孝庄太后站了出来，凭借后宫之主的威势将老汤释放，这位西学者才逃过死于监牢的厄运。
从大臣们对洋人的态度就能看出，世人对西学并不感冒，甚至十分抵触。西学之所以能在当时的中国有发展空间，完全是因为康熙的支持。
康熙驾崩后，雍正上位。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厌恶这些洋和尚，在发生了一些令他不愉快的传教事件后，这位皇帝终于决定将洋教赶出中国。
1723年，福建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福安县某教徒与神父发生矛盾，放弃信仰并向官府检举揭发，称这些洋和尚在各地打着修教堂的幌子骗钱，教堂之中男女混坐在一起，目无礼法，甚是败坏风气。
中国礼教森严，洋教堂中的现象显然是对传统礼法的挑战。当地官府不敢自作主张，将这件事逐级上报，希望朝廷定夺。
雍正听说这件事后，颇为重视。原本就对天主教不怎么感冒的他，开始意识到西学的危险性。
在统治者眼中看来，西方世界松弛的男女礼教倒是小事，与封建统治背道而驰的民主思想才是最具威胁性的。如果信奉西教的老百姓都听信神父的鬼话，搞起“人人平等”，皇权何在？
其实，雍正早已对洋教有所留心。
雍正听说，国外正兴起一股反专制的热潮，只不过此时尚未传播到中土而已。如今这些洋和尚的行为，已经让他隐约看到西学者策划反动活动的苗头。
雍正越想越怕，彻夜难眠，第二天早朝时立即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并命人草拟诏书，准备将这些危险思想全部拒之门外。
从事态发展来看，雍正还是给洋人留了很大面子的。至少，雍正下达的命令是“驱逐”而不是“诛杀”。虽然，在驱逐过程中爆发了几次流血事件，死了一些外国人，但这绝非雍正本意。
雍正给出的理由也比较充分，因为西方的教派覆盖范围太广，对传统意识形态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也不利于中国原有教派的传播，所以应该限制洋神父在中国的布教范围。
那么，雍正的做法究竟是对是错呢？
其实，雍正并不是第一个限制洋教的皇帝，他的父亲康熙也曾做过类似的事，只不过采取的手段比他更缓和。
1715年，罗马教廷发布了一条命令，禁止中国教徒继续祭祀孔子。孔圣在我国的地位何其高？连皇帝都不敢冒犯这位“文圣”，一群来自西方的洋和尚岂敢造次？
显然，罗马教廷此举惹怒了康熙，于是康熙下令唯有认可中原礼法的洋教士才能继续在中国传教，否则一律哪来的回哪去。
既然老爹已经有言在先，雍正自然有充足的理由驱逐洋教。康熙颁布的圣旨中，明确了“洋教士必须无条件认可中原礼法”这一条，教堂中男女混坐的行为无疑违反了中原礼教。
所以，雍正大可从容地驱逐洋人。
在那段时间里，不少洋人选择回国，中国的教堂越来越少。不过，雍正还是留了一些余地的，他放宽了广州一带对洋教的限制，让一些留在中国的洋神父得以靠经商等方式继续驻留。
从表面上看，雍正并没有错，可因禁教而带来的闭关锁国却是他没考虑周全的地方。至于“禁教”与“闭关”之间又发生了什么，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参考资料：
【《满清禁教运动》、《明清时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