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10篇文章，我们从先秦到东汉建立这段历史，“东汉建立”这段历史我们已经用了5篇的内容谈了“刘秀建立东汉期间，在京津冀为基础的北京东部五区”的历史。其实，谈到这个不能不说《东汉演义》这部书。
《东汉演义》与北京评书：没有艺术的宣传，历史终归沉寂
《东汉演义》形成于明朝万历年间，可以说成书较晚。书中武将核心四先锋：姚（期）马（武）岑（鹏）杜（茂）。在武将中，论武力值最高的当属贾复，昆阳城拖肠大战那是每个“东汉迷”最为喜欢的节目，但戏份不多。这部小说乃是北京评书第九代掌门“净街王”连阔如先生（1903—1971年）的代表作，是“连派评书”的扛鼎之作。
对于连阔如先生要重点说一说，连老先生创造了评书乃至整个曲艺界诸多第一，其艺术造诣通过“净街王”就能够看出。他颇有武术功底（醉鬼张三的徒弟）又熟谙江湖门道，在民国时期就在报纸上连载“江湖之道”，开创了一个奇迹（1936年编辑成书《江湖丛谈》），当然也得罪了不少黑道组织；同时，他又是业内第一开广告公司的人（1939年）。可以说在1930年代，连老先生就成为“曲艺界内的文化人”。
1943年，连老先生加入地下抗日组织“华北文教协会”。1949年，作为北京曲艺界唯一一位代表参加了第一届文代会。可以说，《东汉演义》在如此重要艺人的口中，成为当时评书业的重要节目。
《东汉演义》和云台大将在如今为何知名度不够高
总体上看，《东汉演义》的人物形象塑造比“瓦岗寨”等评书传统书目、鼓书转评书的《薛家将》《杨家将》要单薄一些。其人物众多下，很难形成让人记忆深刻的人物。其实，这才是这部书比较难说的原因。
人物形象同一化是民间艺术的必然。如果仔细察看《东汉演义》的人物，杂糅性质较多。贾复就好像是吕布；姚期更像程咬金；岑鹏好似罗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已故评书大师单田芳先生说的书很多，但有些人批评之重复性很严重，总体上就是《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瓦岗寨》的翻版。
然而，如此批评的人很显然不理解民间说唱艺术的根本。民间说唱艺术是纯粹地为了百姓而服务的艺术，百姓的善恶观和审美其实高度相似，无外乎：忠臣孝子人人敬，佞党奸贼留骂名；好人好报、恶有恶报，因果循环；人敬我一分，我敬他一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所以，他们的人物、行为必然是按照百姓的善恶观、审美去执行。因此，也就有了重复性。比如罗成（岑鹏）是正面人物，但因为心狠、心小死得都比较冤，但他们在普通百姓心中罪不至死（岑鹏的缺点要比罗成小多了），在“邪恶的正面人物”里就有了很重的同情心理。
现代宣传媒体的无介入是其存在感很低的根本原因。东汉这段历史时期、历史人物的知名度不彰。主要是自电视、影视成为评书艺术的主要传播形式后，对东汉这段历史的表现比较少，基础观众都是学过历史、喜爱历史、喜爱评书的老年人。
评书兴盛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汉故事何以没有形成风气。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评书艺术再次兴盛的时代。《岳飞传》《三国演义》《杨家将》《瓦岗寨》《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袍带书、短打书非常兴盛，从中午11点到13点30分几乎都在说书。在汉唐宋元明清六大朝代中，“东汉刘秀建朝系列书”并没有受到热捧。
原因很多，但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这次评书兴盛，是以鼓书艺人转行评书为主带动的这次兴盛。鼓书艺人们都有自己的熟悉的书目。以比较有共识的“四大艺术家”袁阔成先生、单田芳先生、田连元先生、刘兰芳先生为例，后三位先生都是非评书出身，其本门之前的诸如薛家将、杨家将、呼家将等书目经过评书化改编后，更受关注和喜爱。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去破坏一些几百年的老规矩了。
有些人说刘秀太全面，显不出手下文武的作用。在历史文献记载上确实如此，刘秀文武双全、睿智异常，每逢大阵仗，不是勇猛杀敌在前、就是运筹帷幄之中，但是这个问题对正史宣传确实有些妨碍，但对“历史艺术化”妨碍不大。以《东汉演义》中的刘秀总体形象看，其实就是《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再现。
评书是评书、演义是演义、历史是历史。他们之间是不冲突的，唯有两种情况下冲突：
其一，你把历史中的好人弄成了坏人、坏人弄成了好人、不好不坏的人变成了民族英雄。也就是冲击了传统的善恶观，这时就会有冲突。同理，演义中的人物编造得过于离奇，已经突破了既有的价值观。
其二，作者或编剧将过多的好恶和自己的理想，或因为过多的利益关系而过分抬高一些人贬低一些人，引发了不少人的愤怒。
第一种情况是无意识的，第二种则是有意识的。
只要不是这两种情况，艺术是艺术，历史是历史，两者不搭界。假如刘秀真的像历史记载得那样全面深刻，但艺术完全可以把他“塑造成老百姓习惯了的帝王”。所以说，“东汉系列故事”之所以受关注度不大，主要是宣传力度不够，塑造力度不够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