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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史学家找到自己的材料，而不是把自己当材料，那么，那些材料最终会对他说出历史谜团的答案。
在某人的回忆录中，我读到尼古拉大公1914年在被任命为俄军总司令的时候落下泪来，据作者说，这是因为他觉得不堪此职的重任。
这听上去就像当代的历史观察者最应该提防的那种一厢情愿，不像真的。
尼古拉大公据说是皇室唯一的“硬汉”，以硬派作风著称，为士兵钦佩，在宫廷中凛然生威。
我不相信他会感到不堪重任，但是，他为什么流泪呢？我可以忽略这条信息，但我不想。我想找到合理的解释。
我好几天在身上带着尼古拉大公的笔记卡，忧虑不已。然后，我想起了另一起哭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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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检索了笔记，发现了一条记述丘吉尔落泪的笔记，同样如此的还有法国战争部长梅希米。
我一瞬间理解了他们，他们不是为某个人而哭，而是为世事。我的这句话几乎脱笔而出：
“1914年的某种气氛，让感受到它的人为人类的命运颤抖。”我发现这句话解释了我一开始想写这本书的原因——那个“为什么”自己出现了。
同样的事还有一次，来自马恩河战役前夜霞飞的战斗命令。我着意把这个命令写成一个高潮，一次最后的冲锋号角，它确实就是那样。
但奇怪的是，这道命令平静、沉闷，全然没有那样的氛围。我试着用了十几种方式来翻译它，但都不理想。
有一天，当我第二十次重读它的时候，它突然就顺畅了。
我发现它的平淡正是它的意义所在。现在，我在最后一章的末尾引用了它，并且补充道：
“它不是一声‘前进！’的大喊，也没有用荣誉来感召士兵。在经历了1914年头30天的战争之后，人们已经预感到，前路上已经没有任何荣誉可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