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曾遭遇过无数的危险,有人统计,其中危及生命就有22次之多。但周恩来或凭借着高明的策略,或凭借着冷静的应对,或凭借着“天佑伟人”的神奇运气,屡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今天,我们就讲几个周恩来遭遇危险时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参加游行遭机枪射击,左右两人皆亡周恩来独存

1925年6月23日,广州举行声援上海人民五卅运动和香港工人大罢工的盛大集会,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何应钦等军政人士与会。

会后,上海各界举行了十万人规模的大游行。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调来3个营的军队参加游行,队列在工、农、商、学之后。

游行队伍行至英租界时,在沙基一带遭到英国士兵开枪射击。当时,维多利亚酒楼上有人率先向游行队伍开枪,这个枪声像信号一般,街垒后面的英军开始用机枪向游行队伍扫射,停泊在附近江面上的英、日、美军舰也向游行队伍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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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周恩来

在机枪大炮的猛烈射击下,游行队伍遭到重创,大量手无寸铁的工人、学生倒在血泊中。事后统计,游行队伍当场死亡52人,重伤170人,轻伤者不计其数,史称“沙基惨案”。

英军开枪时,周恩来和同事走在队伍最前列,目标明显,也没有任何可供隐蔽的掩体。枪声突然响起后,周恩来左右两人都中弹身亡,中间的他却毫发无损。随后,周恩来立即钻到小巷里,找地方隐蔽起来。

蒋介石密改口令,致周恩来座车被己方卫兵枪击

如果说集会游行遭遇英军枪击是突发事件,那不久后发生的周恩来座车被枪击就可能是有人蓄意谋之了。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元老、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杀。事发后,国民政府成立了“廖案检查委员会”,周恩来参加并担任委员。

为抓住凶手并切断国民党右派许崇智与城内军队的联系,黄埔军校校长兼广州市卫戍区司令的蒋介石在全城宵禁,占领军事要地,实施戒严。8月24日,蒋介石和周恩来、何应钦商议,决定在当晚11时加强戒严,组织兵力搜捕凶手,并规定了戒严时内部出入的联络口令。

当天傍晚,周恩来去了黄埔港口,迎接来华的苏联“国际工人沙基惨案调查团”。和调查团代表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后,晚9时,周恩来乘车返回司令部,准备督查当晚搜捕凶手的行动。

周恩来的座车眼看就到司令部了,就听门卫大喊:“谁的车,快停下!”司机见离司令部距离还很远,门卫平时也不会阻拦周恩来的车,于是继续向前开。

几个门卫立即把枪举了起来,高喊:“口令!口令!”司机大声报出当晚的口令,然后继续行驶。

让人没想到的是,几个门卫一齐开枪射击。一串子弹向周恩来座车飞来,司机中弹,其余的子弹擦着周恩来头皮飞过。身受重伤的司机挣扎着把车拐进了一个小巷,然后栽倒在驾驶座位上。

周恩来急忙下车,在车旁伏下身子,高喊道:“我是周恩来!谁让你们开的枪?”

几名门卫一听车上人自称“周恩来”,忙围拢过来察看。见果然是周恩来,一个个都吓傻了。有门卫忙跑过去检查司机伤势,发现司机已经死了。

周恩来大怒,问为什么已经报了口令还要开枪。门卫们说,口令已经改了,周恩来用的是过时的口令。

原来,周恩来出发去码头后,蒋介石又召集自己亲信,以“防止机密泄露”为由,把当晚戒严从11点提前到9点,并更改了原来的联络口令,导致周恩来的口令过时并遭到了司令部门卫的枪击。

蒋介石这次更改口令却未通知“廖案检查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周恩来,是有意疏忽还是蓄意谋之,当时一直没追查清楚,成了历史迷案。不过,从后来蒋介石的所作所为看,“蓄意谋之”也不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被国民党军队扣押,前脚刚获释后脚蒋介石就开出悬赏令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阴谋叛变革命。蒋介石看到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运动发展很快,决定先在上海动手。

1927年4月12日凌晨,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国民党第26军第2师收缴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部分枪支,随后派人邀请周恩来前往2师师部谈判,阴谋扣押周恩来。

周恩来深知当时形势险恶,但考虑到2师师长斯烈的弟弟斯理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与自己有师生之谊,他哥哥不至于对自己不利。而且通过谈判,说不定会有机会扭转目前不利的革命形势。

所以,为了革命大计,周恩来明知山有虎,还是率领6名工人纠察队队员去了2师。

结果,周恩来一行到了2师,就被缴了枪,扣押起来。

周恩来被扣押的同时,上海黑帮打手配合国民党军队,对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蒋介石彻底撕下了伪装,暴露出反革命的嘴脸,这让已经被扣押的周恩来处境极为险恶。周恩来一面怒斥国民党右派的罪恶行径,一面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时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的罗亦农听说周恩来被扣押,大吃一惊,他深知周恩来对中国革命太重要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立即组织救援。

罗亦农

罗亦农通知上海闸北区党部书记黄澄镜,让他去找时任26军党代表职务的赵舒,前去营救。因为赵舒是斯烈的上级,和共产党关系紧密,是营救行动合适的人选。

罗亦农和赵舒一路疾行,直奔2师师部。与斯烈见面后,赵舒对其扣押周恩来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命令立即放人。斯烈在压力之下,向周恩来表示了歉意,马上释放了已经被扣押一天的周恩来等人。

就这样,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当天,已经被国民党军队扣押的周恩来神奇般地逃离敌人的魔爪,转危为安。

周恩来脱身后不久,蒋介石就发布命令,以2.5万元的重金悬赏捉拿周恩来。但这时的周恩来,已经匿身于上海的茫茫人海之中了。

被日本警察扣押,不但成功脱身还让日警甘当跑腿买车票

1928年5月,周恩来和邓颖超乘船从上海出发,先到大连,再从哈尔滨赴苏联,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因为当年的5月3日,日本军队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为了解事态发展,周恩来上船前买了不少报纸,随身翻阅。

船行驶到大连时,日本水上警察厅的几个警察把周恩来夫妇拦下来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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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邓颖超和周恩来

日本警察问周恩来姓什么,周恩来自称姓“王”。

日本警察又问他是做什么的。周恩来回答说:“古玩生意。”因为他自小受家庭熏陶,知道不少古玩知识,可以和日警周旋下去。

日警追问道:“一个做生意的,带这么多报纸做什么?”

周恩来说:“船上没事情可做,随意翻阅报纸解闷。”

日警又问周恩来到东北做什么,周恩来说:“看望舅舅。”

日警见抓不到周恩来什么破绽,就要求周恩来去警察厅走一趟,做进一步调查。

周恩来对日警说:“我可以跟你们去,不过,请你们先帮我找个旅馆,让我夫人住下,回来我好去找她。”

日警见周恩来言谈举止非常镇静,话里行间又透露出“自己绝对没有问题”的信心,不由得犹豫起来。考虑了一下,他们同意帮邓颖超找好旅馆,安排住下,然后才将周恩来带到警察厅。

到了警察大厅后,刚开始的气氛很紧张。日警像对待犯人一样,把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籍贯、职业等询问了一通,周恩来从容不迫地把默记在心的编好的履历重复了一遍。

负责询问的日警忽然狡猾地一笑,说:“我看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

周恩来笑道:“你哪里看我像当兵的?”

日本警察忽然抓过周恩来的双手,但凡当兵的,因为长期摆弄枪械,手掌手指都会留下明显的痕迹。但周恩来的双手很光滑,一看就是一双写字的手。

日警皱起眉头,放下周恩来的手。他转回办公桌,拉开抽屉,拿出一张卡片低头看了一会儿。突然,日警猛然转过身,目露凶光,大喊一声:“周恩来!”

周恩来一脸茫然地抬起头,既没有回答,也没有愣住。

“你不姓王!你就是周恩来!”日警言之凿凿地说。

周恩来脑子飞快地转动起来,心想:“如果对方确定我的身份,那么就不会用这种手段欺诈我了。”他摸了摸胡子,镇静地说:“我姓王,淮安人。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为什么说我是周……周恩来?”

日警的眉头又皱起来了,他拿过询问记录,把问题从头到尾重复了一遍,周恩来对答如流,没有一点偏差。

日警的态度终于缓和下来了:“王先生,对不起,误会了。你现在可以走了。”

周恩来清楚,整个大连都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如果自己不彻底打消他们的疑心,就算走出警察厅也随时可能再被抓回来。

想到这里,他决定用一个以进为退的策略。

周恩来抬手看了一眼表,非常认真地说:“哎呀,快耽误两个小时了……先生,可以麻烦你们一下,帮我买一张下午两点去长春的车票么?我自己买可能来不及了。”

日警们面面相觑,他们没想到周恩来会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沉默了一会儿,领头的警察说:“可以。”

这时候,日警已经相信周恩来真是王姓商人了,因为只有心里没鬼的人才会提出这种要求。

“辛苦你们了!我在旅馆等。”周恩来把钱递给日警,然后站起身,不慌不忙、步履轻松地走出警察厅。

邓颖超在旅馆中正等得心焦,见周恩来毫发无损地回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周恩来低声说:“把接头证件销毁。”

邓颖超点了点头,把身上带着和其他同志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撕成碎片,扔进了冲水马桶。

然后,周恩来带着邓颖超,有说有笑地到宾馆楼下用餐。见他从容镇静的样子,谁也不会怀疑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更不会想到他刚在魔窟一般的日本警察厅走了一遭。

饭后没多久,日警带着买好的车票来了,客客气气地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拿上车票,乘坐火车离开了大连,彻底脱险。

周恩来这段智斗日警的故事非常传奇,让邓颖超印象极为深刻。1985年,已经81岁高龄的邓颖超,还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这段经历。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周恩来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能够多次化险为夷,是和他的沉着冷静、大智大勇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