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血性：为何孔子这么大格局的儒家思想，会在春秋战国行不通

文|颜小二述哲文

千年以前，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诸侯国，满腹才华、学有所成的孔子一腔热血做了一个在当时大多数人看来“不理智”的决定：周游列国，去说服诸侯王们克己复礼。

孔子此举虽将儒家思想带到了各个诸侯国，但是最后却以失败告终。

对于孔子来说，聪明如他，失败的结果怕是早已了然于胸。但周游列国更像是他必须完成的“使命”，而孔子此举反过来也彰显了真正的儒家思想在特定时代所展现的特点。

儒家先贤们，不会以结果为导向，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初衷”是“天下为公”的“仁”。这种“仁”的思想，贯穿了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也包括他的治国思想。

于此，儒家孔子这种讲求“爱人”、“忠恕”的“治国思想”，在以尔虞我诈之以试探、竞争、甚至是吞并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显得格格不入。“不受待见”并不是预料之外的事情。

一言以概之，孔子周游列国宣扬儒家之治国理念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讲求克己复礼之“德治”和“礼治”的治国思想，不适合竞争日益白热化的春秋战国时期。

关于孔子的治国思想，从《论语》一书中有相关记录。

在书中，有这么一故事充分展现了孔子以“仁”为核心之“克己复礼”的治国思想：

卫国的卫武公之子吁州为了成为君主，用毒酒杀害了自己的兄弟，又联合石蜡的儿子石厚，集结流民，自立为王。

名不正言不顺，身为臣子的石蜡杀掉了吁州，并且拥立卫宣公。

得势的卫宣公则更加荒唐，抢走了太子之妻，并杀掉了太子立惠公。

面对卫国这种混乱局面，子路问孔子，治理卫国应该怎么做？

孔子回答说“从正名入手”，他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于此，孔子一语就点出了“卫国”祸乱所在，即“名不正”。

而所谓的“正名”，明面上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际还有“德需配位”的意思。

于此，孔子治国思想之“克己复礼”就好理解了。

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复礼”的体现，讲求各司其职、各安其份，于此便能井然有序。

而所谓“德需配位”，则其实是“克己”的体现。

在儒家的思想观念里面，“身居高位”从不意味着人可以拥有满足自己更大欲望的“权力”，一个人之所以可以到“高位”，是因为他在欲望面前，能有比常人更强的“自制”能力。

也就是说，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身居高位者绝不是低阶段之追求“口腹之欲”满足的人，而是有“天下为公”的大格局。

但无论是“克己”也好，还是“复礼”也罢，要真真做到，而且还能把握“中庸的度”，那么就“仁”贯穿始终。

“仁者往往爱人”，“爱人者”会忠于值得忠诚、也应该忠诚的人，会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去“恕”，会做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简单利弊权衡、功利行事。所以仁者可以“克己”，也可以“复礼”。

从上文讲述的卫国之乱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以及他的一众弟子所面对的时局已经处于“君不君，臣不臣”的阶段了，“礼崩乐坏”是当时社会的写照。

为了在“礼崩乐坏”这个夹缝中生存，必然会有一场“优胜劣汰”的“丛林追逐”。

儒家的“克己复礼”强调的是秩序，而且这种秩序需要靠礼乐的教化，才能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

但是“克己复礼”的结果所指，不是赢得战争与权力，而是社会安定。

也就是说，治理国家之内乱，“克己复礼”可能是良药。但是“内忧外患”的时局之下，“克己复礼”绝对不适合“胜者为王”的诸侯国与诸侯国的之间的战场。

当外部环境动荡的时候，势必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国诸侯要在大乱战时代中“活下来”，就得跟随时代步伐，先强军，再强国，最后一步才是“治国”。

也就是说，孔子的治国思想，适合治国，却并不是在乱世中战胜强敌的强国之法。

关于孔子以“克己复礼”为核心之讲求“德治”与“礼治”的治国之法，不适合弱肉强食的“诸侯争霸”，孔子难道不知道吗？颜小二认为，他知道。

聪明如孔子，曾被人笑“惶惶如丧家之犬”也毫不在意，周游列国于其而言，更多是“应为之事”。

以孔子之才，他谋求一官半职，安定一方百姓，继而踏踏实实过好下半辈子，不是难事，但是他偏偏要周游列国，甚至受困于陈蔡，多次徘徊在生死之间。

在颜小二看来，他周游列国，更多源于他心中坚守的“仁者爱人”的“大爱”，这近乎是一种“信仰”，亦是一种血性，与功利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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