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现象莫过于JDJ的兴起。JDJ的兴起总是与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个话题缠绕在一起。爱德华·吉本和此后的理性主义解释传统都把罗马帝国的衰亡归结为JDJ在帝国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最后成为国教，腐蚀了罗马人的战斗力。也有人认为，与其问“罗马帝国为什么会灭亡”，不如问“罗马帝国为什么用了那么久才灭亡”，——如果放在任何一个东方帝国里，经历同盟战争、恺撒内战、屋大维内战、尼禄以后四王内战、公元三世纪危机、君士坦丁-李锡尼内战中的任何一场，帝国早就覆灭了，根本不会在腐化和蛮族的双重危机中继续撑四五百年。
面对的都是同样的资料，然而大家可以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观点的阐释力在于论证的严密程度。美国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克从社会学的角度提供了JDJ在罗马帝国兴起的若干理解，其中最引人深思的有以下几条：
JDJ高速成长的时期不是君士坦丁颁布敕令以后，而是在颁布敕令之前；JDJ不是一场底层运动，从一开始就有大量中产和上流阶层参与；JDJ不需要神迹式的归信；瘟疫对JDJ组织的韧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女性在早期Church扮演的角色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这些都可以为想了解罗马帝国与JDJ兴起的人带来历史学以外的启发。作者在前言中说——
我主要的目标是为早期Church研究贡献出更为优越的社会科学——更有解释力的理论，以及更加正式的分析方法，包括在可能和适当的条件下，进行定量分析。所以，在本书中我将试着向历史学家和圣经学者介绍真正的社会科学，包括正式的理性选择理论、联合组织理论、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在归信过程中的角色、动态人口模型、社会流行病学，以及Religion经济模型。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还要尝试与社会科学家一起，分享当代考古研究带来的无穷学术财富。（前言，p3）
▲圣墓教堂
第一章 归信与JDJ的增长
关于JDJ兴起的所有问题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一个：这是怎么做到的？一个来自罗马帝国边缘的微不足道、默默无闻的弥赛亚运动如何驱逐了古典异教，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主导信仰？（p1）
JDJ增长的数据，量化分析。每十年增长40%的比率（或者说每年增长3.42%）应当是最初几个世纪JDJ最为可能的增长率。（p7）结论是“JDJ的兴起并不需要任何奇迹式的归信速度”（p13）。
基于社会学分析方法的归信考察，论证十分详尽，略过。我直接跳到结论：新Religion的信徒主要来源于信仰上不活跃和存在不满情绪，以及受教于最妥协于世界的Religion团体的人群。（p22）成功的归信运动建立在社会网络组织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由直接并且亲密的个人关系构筑成的社会架构之上。——社会组织对运动的推动。
第二章 早期JDJ的阶层基础
接下来要分析很多学者认可的“JDJ是一场无产阶级运动”。
如果我们想要全面了解JDJ的兴起，就必然要了解JDT的主要来源——究竟参加Church的都有些什么人？（p39）作者设定的论题：“如果早期Church像其他所有的新兴Religion一样，有着完整的历史数据，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做出如此的定论——JDJ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运动，相反，它有着更好的社会阶层基础。”（p39-40）
对社会阶层、小教派（sect）与膜拜团体（cult）的讨论值得重点看——
Religion运动产生于权利或财产被剥夺的那些底层民众中的这一提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认为适用于所有Religion，不仅包括小教派运动，也包括膜拜团体运动。（p41）然而这种传统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它更多是哲学和宗教学的演绎推理，而非严谨的实证分析，作者在这个方面有详细论证。“社会阶层与投身Religion”这一节太精彩。结论：
社会学家常常做出这样的假设，认为社会底层成员比生活富足的人更容易产生Religion情结。从马克思到弗洛伊德，所有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人都把Religion看作愿望得不到满足时的安慰剂，是错误的意识，或是神经质的幻觉。所以正统社会学的一般观点就认为，投身Religion主要起到了为穷困和缺乏的人们提供安慰的作用，使他们不至感到过于痛苦。……我们应当注意到，对于那些没有能力获得所盼望的东西的人来说，Religion实际上确实能够起到安慰和补偿的作用，但是，人类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欲望包括回报本身就很少或者有些回报任何人无法获得。我们必须意识到，Religion作为一个有具体组织形式的社会实体，对其成员起着提供直接回报的作用。
这些特性导致了下述命题的提出（Stark and Bainbridge 1980）：
命题1，个人或团体的权力与对Religion组织的控制，以及从Religion组织那里获得的回报是正相关关系。（较少见到社会底层成员）
命题2，个人或团体的权力与接受确实存在的Religion补偿之间是负相关关系。（来世性的Religion委身）
命题3，抛开权力不论，个人和团体都会倾向于接受此世所不具有的Religion补偿。（Religion委身的普遍现象）
论证与传统迥异的一个观点——“社会上层人士正是最容易投身于新Religion运动之中的人”。这些人对新事物比较容易接受，新Religion总会带来新理念；但是新Religion很多，当一个Religion组织变得过于世俗化，无法继续为其成员中的社会下层人士提供有效的补偿时，这些社会下层人士就会产生不满情绪（命题2），这正是小教派运动的基础；Religion团体可能变得如此缺乏超自然性，无法为人们普遍需要提供Religion慰藉，以至于连特权阶层的需要都无法满足（命题3）。
通过当代新Religion的数据分析，验证上述推论。结论是：膜拜团体运动的阶层基础是在中上层，而不是下层。结论是否能用于早期JDJ呢？这是合理的推论，除非出现强有力的反证。
本章结论：膜拜团体运动从来就不可能是无产阶级运动。
▲欧洲第一位JDT：卖紫色布匹的女商人吕底亚
第三章 犹太宣教事工：为什么说可能是成功的
先说结论：确实有相当数目的犹太人改信了JDJ。（p60）
作者推理严密，虽然得出的结论并非十足确信，但依然让人十分信服。首先，传统观点认为向犹太人的传教失败并且很快终止了，所提出的三条理由都经不起推敲（p61）。希腊化的犹太人群体对JDJ如何回应？他们的状况还是既非犹太人又非希腊人，他们需要“一种妥协，一种混合结构，以使一个犹太人仍然可以做犹太人，同时又可以跻身于希腊人的精英社会”。（p70，切内科夫，1958：81）
JDJ对希腊化的犹太人所提供的文化一致性，比对外邦人所提供的要整整高出一倍。如果我们去考察希腊化的犹太人所遭遇的边缘化，考察他们是如何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我们就可以意识到JDJ是如何为这两种文化都提供了保留其Religion内容的余地，以及解决二者之间冲突的方案。事实上特森认为，使徒保罗式的JDJ是“与周围社会相妥协后的Judaism”（Theissen 1982：124）。（p71-72）
以亚历山大的斐洛为例，证明在大流散时期（公元70年圣殿被毁以后的犹太历史），Judaism信仰曾经广泛地与周围社会相妥协。大规模改宗的情况很可能确实发生过。
直至4世纪后期，JDJ和Judaism才隔绝开来。
第四章 瘟疫、社会网络与归信
公元165年的天花和251年的麻疹横扫罗马帝国，这对于蛮族进入罗马起到了很大作用。（p90-91）对JDJ而言，瘟疫对JDJ的兴起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方面论述：第一个论据，迦太基的西普里安的著作，瘟疫使异教与希腊哲学拥有的解释事物和宽慰人心的能力统统宣告无效，而JDJ能够提供一个更合乎道理、使人信服的原因。第二个论据，亚历山大的迪奥尼修斯的复活节信函，灾祸来袭时JDJ更好地面临和应对，这就使得JDT在总体人口中存活的几率大大上升，而且显明是一个神迹，对更多人的信仰起到影响。第三个论据，“与多数人保持一致”的控制理论，幸存的人失去了原有的交际网络，而JDT的社交网络以高于其他人群的比率存留下来，异教徒社交网络改变，社交网络的改变必然导致信仰的改变。
引用麦克尼尔论述瘟疫与JDJ——对于JDT来说，他们还有一个超过异教徒的优势：他们的信仰使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即使在突然间惊悚地面对死亡时也是如此……哪怕是劫后余生、各自分散的几个人，勉强逃过了战争或瘟疫（也许两样都逃过了），也能立刻想到失踪的亲友在天堂安然居住的景象，感受到一种慰藉，使心灵温暖，使身体复原……所以，JDJ是一个包括思想与感情的系统，完全适合于动荡的时代。艰难困苦、疾病折磨甚至死于非命……在那个年代里是屡见不鲜的（1976：108）。
迦太基的西普里安于公元251年的一本著作称：尽管义人与罪人在同样死去，你们也不要认为毁灭是有普遍性的，善与恶都会毁灭。义人是蒙召离开而获得更新的生命，罪人是被带去遭受痛苦的折磨……这瘟疫，这疾患，是多么的合宜，多么的必要啊！看上去恐怖而致命，却检验了每一个人是否公义，细查了人们心中的意念。康健的是否正在照顾患病的？亲族本应彼此相爱，而他们现在是否彼此相爱？主人是否同情遭受病痛折磨的奴隶？医生是否不会抛弃病人？尽管周围人们的死亡没有什么其他积极作用，但对于JDT和上帝的仆人来说，这是一个给我们的特别的成就：当我们学会不再惧怕死亡，就开始喜乐地寻求殉道。对于我们来说，这些都是磨练，而并非真正的死亡；它们使我们的思想坚韧，满有荣耀；通过对死亡的轻视，它们为我们预备了冠冕……我们那些蒙主恩召的弟兄已经离开世界，得了自由；我们不应为他们哀恸，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没有失掉，而是被召去；他们离开了我们，却在为我们领路；他们的旅途有终点，就像所有的远航者一样，所以我们应该盼望再一次见到他们，而不是为他们而悲哀……无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要为我们知道实际上还活着的人哀悼，以免异教徒看到我们哀悼，就指责我们。如果我们大肆哀恸的话，他们的指责就是我们应得的，说得在理。（Mortality 15-20, 1958ed）
▲Jules Elie Delaunay, Peste à Rome, 1869
第五章 女性与JDJ的增长
JDJ对于女性有着不同寻常的吸引力是因为JDJ亚文化里女性在总体上来说要比希腊—罗马世界里享有更高的地位。作者把女性地位和权利的提高与性别比例的重大改变联系起来，证明早期的性别比例的变化是因JDJ禁止杀婴和堕胎和教义而起的。（p117）
结论：在本章，我的目标是证实四件事。
第一，在古代世界里，JDJ亚文化圈很快出现了妇女数目多于男子数目的现象，且差距相当大，而在周围异教徒社区中男子数目远远多于妇女数目。这一情况的产生，是因为JDJ严格禁止杀婴和堕胎，并且反对归信者原来所持有的性别偏见。
第二，与古登塔格和西科德的理论（即妇女的地位与性别构成比例相关）相一致，信仰JDJ的妇女在JDJ亚文化圈中享有的地位，远远高于周围信仰多神的妇女。这一点我们尤其可以在家庭之中的两性关系上得到真确的发现，不仅如此，妇女甚至在Church中还担任了众多的领导职务。
第三，由于JDT中妇女数量过剩，而异教徒中男子数量过剩，所以产生了很多的跨Religion婚姻，由此也产生了相当稳定的继发性归信者大军，源源不断地涌入早期Church。
最后，我所论述的是，JDT群体中妇女数量的充足导致了相对较高的人口出生率——优越的生育情况为JDJ的兴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p156）
第六章 帝国城市的JDJ化：一个定量研究
作者选择公元100年时希腊罗马世界中22个最大城市的数据进行定量研究。钱德勒和福克斯（Chandler and Fox 1974）《三千年的城市发展》列出了20个城市，作者加上雅典和萨拉米共22个城市，分列如下：
罗马，亚历山大，以弗所，安提阿，阿帕米亚，佩加蒙，撒狄，哥林多，加底斯，孟菲斯，迦太基，埃得萨，叙拉古，士每拿，凯撒利亚马里提玛，大马士革，科尔多瓦，米兰，奥顿，伦敦，萨拉米，雅典。
这些名称对于熟读圣经的JDT而言应该相当不陌生，早期Church最活跃的地方正是在大城市，无论是使徒，还是教父，他们牧养工作的重点都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然后向周边地区扩散。
▲公元117年图拉真皇帝在位时罗马帝国版图巅峰
第七章 城市骚乱与危机：安提阿的个案
结论：JDJ为希腊罗马城市制定了新的规范，提供了新型的社会关系模式，能够解决城市很紧迫的问题。（p193）
第八章 殉道者：出自理性选择的牺牲
理性选择理论，第一，Religion所提供的补偿是稀有的或者难以获得的报酬，第二，个体按照理性来选择自己的行为，与补偿相关的行为也是如此，第三，人们对于特定报酬或收益的相对估价大不一样。
第九章 机遇与组织
结论：JDJ不是因为在市场上奇迹一般的工作才成长的——虽然这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亦非因为君士坦丁大帝的一纸赦令，也非殉教者所见证出的诚实无伪。事实上，它的增长是由于JDT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团契，可以产生“不可战胜的坚忍不拔”。（p249）
第十章 关于美德的反思
作者认为JDJ兴起的原因，结论：JDJ的核心教义激发并保持了有魅力的、解放性的、高效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p252）
简而言之：爱的团契这一特质是JDJ兴起并以一种非暴力的方式拯救罗马帝国文明的核心要素。
▲帕尼尼《万神殿》
感想：被作者扎实的定量分析，对Church成员社会阶层的详细考察，对城市、瘟疫、女性等若干主题为切入点分析早期Church的特征等震撼到。作者指出君士坦丁的《米兰敕令》并非JDJ之后壮大的一个契机，而是JDJ在敕令颁布之前已经发展壮大，而且发展速度远超过敕令之后JDJ合法化状态下的成长速度；还有对归信群体社会阶层和大城市的分析，以及对女性所起的关键作用的分析，都很新鲜，可以驳斥世俗权力促进Religion发展的观点和更多流传久远的荒诞不经的观点。更多精辟的见解，都在这本篇幅并不大的著作里——
▲（美）罗德尼·斯塔克《JDJ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黄剑波、高民贵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