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教训》中，波普尔谈论最多的是对共产主义的见解，显然这是二十世纪任何一位思想家都绕不过去的最大的话题。跳过这个部分，90岁的波普尔回顾自己一生，每段话都蕴藏了自己一生的思索，可以看作他的代表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简易浓缩。
书中有几个点值得关注，比如“历史主义”“民主的定义”“电视媒体与儿童教育”和“知识分子”，在后面的第二篇访谈（《访谈录》1993年）和若干演讲中这些主题还有详细的展开。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把《20世纪的教训》的零碎收拾起来。
以下是第四篇。
（四）知识分子
《自由与知识分子的责任》（1989年发表）谈到知识分子和民主的问题。波普尔不喜欢柏拉图。当苏格拉底说“政治家应该聪明”时，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政治家应该知道自己的有限，所以应该谦逊，也应该明白重大责任到来时保持谨慎。柏拉图则是如此理解：政治权力应该掌握在博学的哲学家手中，也就是受过教育的精英知识分子掌握权力。后来的大批政治家和政党领袖都是柏拉图的信徒，因对知识的优越感而建立起来的合法统治权让他们飘飘然。苏格拉底谈到“自知”正好就讽刺了此类现象，自认为最好、最聪明、最适合统治别人的人，一定会变得骄傲自大，被蒙蔽，不折手段，结果就是最不好、最不聪明、最不适合统治别人。
正如上文谈论“民主”时已经说过的，所以波普尔不同意“谁适合统治”之类的提问，他所理解的“民主”也不是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而是回答“怎么样避免坏的统治”或者“如何统治”的问题。既不是“多数统治”就让统治拥有了合法性，也不是“最聪明的人统治”就让统治拥有光明的前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探讨过这个问题，关键是问题的转换：“我们要怎样才能制定宪法，让政府能够不流血更替？”（第105页）他把民主放在推翻政府的可能性上。不是去追求一些事情，而是避免一些坏事发生。这种区别也是“多数统治的民主”与“多数评判的民主”之间的区别（第107页）。
人民主权的错误在于，“它鼓动了非理性的意识形态，鼓动迷信。这是一种对威权或是对相对性的迷信：人民（或是大多数的人民）永远不可能错，他们的言行不会脱离正义。这种意识形态不道德，应该彻底铲除。”（第108页）所以，“人民审判式的民主”代替“人民主权式的民主”，可以使人民犯错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第109页）。
▲锡耶纳市政厅壁画《好政府和坏政府的寓言》
那么，对于正受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极权主义之害的地方，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波普尔把话题带回来知识分子的讨论上。他认为知识分子能够起作用。引用第110页原话：“我为什么觉得我们知识分子使得上力呢？就是因为这么严重的惨剧就是我们知识分子害的。在理念、原则、理论的大旗下，曾经导致过多少次大规模的人类灭绝悲剧——这都是我们的作品、发明，知识分子的发明所导致的后果。如果我们不再挑拨人民仇视他人——通常还是出于善意——单单这点就积了莫大功德。谁能说我们做不到？”
迫害变得合理化是因为有人自居正统，以各种名义试图在地上建造一个他们所认为的天国，付出再多代价也是值得的。这就是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国籍、种族、阶级、政治或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第111页）知识分子在其中的罪恶就是傲慢，“总认为我们是对的，总爱卖弄我们的学识，知识分子的虚荣。”（第112页）知识分子跟着最笨的流行走，为了炫耀自己的博学，为了让人刮目相看，发明一些奇怪的学说，还以为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奋斗。知识分子被卷进意识形态之中，而意识形态就是一连串的谎言。
还有一类知识分子，扭曲事实来证明他们的结论，就是认为西方世界已经完蛋了。自由是权利，而散播谣言却是不道德的（第116页）。知识分子必须深切地知道自己的无知，必须改变。
▼（英）卡尔·波普尔《20世纪的教训：卡尔·波普尔访谈演讲录》，王凌霄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
卡普·波普尔论20世纪，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