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有一个令人惊羡的朋友圈，而且他几乎得到了一个思想家在世俗社会中能够取得的所有荣誉。他的学生中有费耶阿本德、撒切尔夫人和索罗斯，他的仰慕者包括施密特、哈维尔和日本天皇，他对于现代科学的见解直入科学界内部（能懂得现代物理学的哲学家不多），赢得了丹尼斯·玻尔、爱因斯坦、薛定谔和恩斯特·迈尔的怒赞。然而，波普尔不是可以跻身二十世纪顶尖之列的思想家，他本人不会这么想，他更多是坚持过往常识哲学的传统，这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家中显得可贵。
书中有几个点值得关注，比如“历史主义”“民主的定义”“电视媒体与儿童教育”和“知识分子”，在后面的第二篇访谈（《访谈录》1993年）和若干演讲中这些主题还有详细的展开。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把《20世纪的教训》的零碎收拾起来。
以下是第二篇。
（二）民主不是什么以及是什么
在第一篇访谈（1991）的末尾，波普尔谈到“民主”不是什么以及是什么的问题。幸好有后文的演讲“民主政体理论与实务的省思”（1988年6月9日应慕尼黑霍夫曼银行之邀所发表的演说）作为补充，让我们可以详细地了解这个重要的见解。
波普尔认为民主绝对不是指“人民当家作主”（rule of the people）。“民主的重点其实是避免独裁，或者换个说法，避免不自由”（第50页）。古希腊人知道民主不是指由人民统治（rule by the people），而是避免暴政的一种方式，所以他们有流放制度（陶片放逐法，ostracism）。这也是伯里克利真正关切的问题，避免人民被善于驾驭人民的统治者领导，哪怕要不惜代价流放他。“民主也应该是一种维持法治的方法”（第52页）。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的原则，因为多数还是有可能犯错误。
波普尔注意到雅典书市与雅典民主之间的关系。“写作与阅读的艺术（随后散布到整个城市之中）、荷马的广受欢迎，以及（受他的鼓励继之而起的）希腊伟大剧作家、画家与雕刻家的纷纷崛起，使之百花争艳，盛极一时。大家热烈讨论新的理念，一股智性的风潮勃然而兴——这段大家都知道的历史，正是书市创设的影响。就算我们认为雅典的民主是独立诞生的好了，接下来年轻的民主雅典力战庞大的波斯帝国，竟能以小博大，取得胜利，就不能说跟书市无关了。只有掌握雅典人新兴的自我意识，对雅典傲人的文化与教育遗产的自豪，以及雅典人从澄净、美丽的诗文与艺术品中激发出的热诚与品位，才能了解这次扭转乾坤的胜利。”（第78—79页）
▲雅典人爱阅读
这种分析方式的确迥异于马克思主义者，后者可能默默反驳：那么，雅典书市为什么发达呢？最后不还是要从经济上找原因么？回到本书，与雅典书市类似的是15世纪的古登堡印刷术带来的蓬勃的出版市场，带动文化革命，从而带来欧洲人文主义的复兴。于是有了民主革命。
如果把民主定义为“人民当家作主”，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波普尔认为雅典民主最致命的问题是道德本质的问题。这一点比较难解——民主和道德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坏的民主制度带来的不是坏的政治而是坏的道德呢？大多数人理解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包括古代大部分雅典人，近代的法国人、俄国人等），也就是在回答柏拉图所提出的问题：“谁该统治国家？”柏拉图认为应该是最好的人（哲学王）统治国家。马克思认为是无产阶级应该专政。希特勒的答案更简单：我。但是波普尔认为这个问题是个假问题，“只会导致欺瞒，最终归纳出与道德规律相应的荒谬答案”，“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如果把政治上的对手视为不道德的恶魔（自己所属的政党则是完美无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事情”（第84页），也就是说，任何回答“谁该统治”的答案都不道德，因为不管什么答案，都包含了对于人的优劣之分，觉得谁该统治以及谁不该统治，这在道德上站不住脚。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种族主义（优等民族该统治）、阶级斗争（先进阶级有资格统治）、民粹主义（我们这部分团体该统治）等，共同之处是一小部分人觉得他们可以代表全体人民进行统治并且不受任何限制。
波普尔换了一个问题：“在道德上，我们最该谴责哪一种政府？”或者反过来说：“哪种政府形式最能让我们摆脱政府中的邪恶、无能与损害？”也就是说与其寻求“谁该统治”，不如寻求“怎样避免坏的统治”。更简单的说法，不是“谁来统治”（who），而是“如何统治”（how）。多数人统治可能带来的结果是善于驾驭民众的人登上统治舞台，把民主变成独裁，希特勒的上台合乎法理，但不合乎道德。所以问题在于，如何避免那样的局面出现？民主不是要按照多数人的想法来进行统治，而是用民主来捍卫人民的自由，使人民的自由不受统治权的干涉（第86页）。政府权力需要保证民众可以使用手中的权力不流血地推翻一个犯错的政府。希特勒统治下的民众拥有选举一个合乎自己心意的领袖的民主，却不具备使他避免独裁甚至把他赶下台的民主。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维也纳盛产思想家
在“如何统治”的原则下，有很多方法可以被设想出来，比如荷兰、英国和美国式的分权政制，就比大部分欧陆国家的人民主权民主更具稳定性。通过确立宪法而非人民的至高权威，通过权力分割和互相牵制，通过大社会对政权的制约，民主法则才能正常运转。波普尔提到一点，当然也是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早就想出来的“评判的权力”。执行国家权力的只可能是少数代理人，但是怎么确保他们是在为他们所代表的人服务呢？人民的评判权、监督权至关重要。所有的统治权、政府政策必须被评估。这种观点的前设之一就是“人民无法统治”。
很明显，波普尔不喜欢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他肯定也不会喜欢霍布斯、卢梭。伯里克利的这句“人民无法统治”是对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的冒犯，然而真正运转良好的民主必须以此为前设。这里我想到与波普尔所说的两种民主相对应的两种自由的概念（以赛亚·伯林和卡尔·波普尔原本就是非常好的朋友）。请允许我冒昧把波普尔所说的错误的民主（“谁来统治”之下人民当家作主的含义）当作“积极民主”，而把波普尔所认为的正确的民主（“如何统治”之下避免对自由的侵害的含义）当作“消极民主”。民主更应该发挥的功用是后者。
▲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