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从苏联遣返回国的200余名伪满战犯的交代材料中，监管干部发现了一份不同寻常的“自白书”。
别人在填写个人简历时，都写明了在伪满政府任职的职位和经历。只有一个叫张绍纪的人填的是：“未担任任何伪满政府职务，我是东北青年救亡会的成员。”
东北青年救亡会是党组织为了便于收集情报而组建的外围组织，说白了，这个组织的成员就是中共的“红色特工”。
看到这份“自白书”的第一眼，许多监管干部因为写材料人的身份背景，都不相信他所说之言，但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党组织还是对张绍纪做了严格的甄别审查，从他说出的证明人（我党联系人）口中得知，他还真是立过大功的我党同志。
那为何监管干部一开始都不相信他所写的材料呢？这还要从其显赫的身世说起。
1921年，年过半百的奉军副司令张景惠娶了貌美如花的七姨太徐芷卿。第二年，就生了小少爷张绍纪。
张景惠的大儿子年纪轻轻就染上了各种恶习，导致不能生育。张绍纪的出生，自然让张景惠视如珍宝，百般疼爱。
张绍纪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身边跟着几个丫鬟伺候着，以至于8岁了，还不会自己拿筷子吃饭。
眼看父母溺爱过了头，张景惠不想再养出个废柴儿子，便狠下心来，给儿子找来几个老师一边立规矩，一边教他读书习字。
在这些老师中，其中一位俄语老师，对他的影响最大。不仅教会了张绍纪一口流利的俄语，还让他接触到了苏联的革命思想。
“9·18事变”后，东北军选择“不抵抗”撤出了东三省。张景惠作为元老却以“故土难离”为借口，留了下来。实际上，他经不住高官厚禄的诱惑，已经投靠了日本人。
1932年5月，张景惠全家迁往长春，出任日本关东军扶植的伪满州国傀儡政府国务总理。
别看张景惠人前权势滔天，可在背后没少被人戳脊梁骨，骂做汉奸、卖国贼。
“汉奸儿子”这个标签也落到了张绍纪的头上，儿时的朋友渐渐离他而去，让心存良知的张绍纪非常痛苦。他不满父亲的行为，只能以离家出走，逃离这个汉奸家庭，作为抗争。
起初，张景惠没有在意。儿子闹脾气，出去玩几天，散散心也就回来了。然而10余天过去了，张家小少爷真的失踪了。
张景惠害怕了，发动手中所有的力量，并请日本特务组织帮助调查，最终在朝鲜新义州找到了正在流浪的张绍纪。
回到家中的张绍纪受到了“严密的保护”，只要他离开府邸，身边总要跟随数名保镖。他再想偷偷离家出走，已不可能。
此时，远在日本留学的表哥张绍维来信，鼓励他到日本学习。在家中郁闷不已的张绍纪，在得到了父亲的允许后，立即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
求学期间，张绍纪结识了不少伪满洲国的“二代子弟”，比如爱新觉罗·宪东（溥仪的侄子）、于静纯（伪满部长于冲汉的儿子）、佟志彬（伪少将佟济熙的儿子）等人。
这些“汉奸”子弟们在日本接触到了革命思想，对长辈们的卖国行径感到不耻，毅然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队伍中。
张绍纪也成为他们的一分子，在求学期间，他加入了党建立的外围组织“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
回到国内以后，张绍纪凭借父亲的关系，得到了不少党组织需要的情报。
1941年底，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为了保卫自己的首都不失，苏联高层一直犹豫是否把远东驻扎的数十万大军调回与德军决战。
如果这么做了，他们担心日本关东军会趁边防虚弱时，对苏联发动突袭。这样两面夹击的结果，是苏联人不可接受的。
于是，获取日军接下来的战略意图，成为苏德战场，乃至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经过我党情报部门分析，想得到日本这种“关系国运”的重要情报详情根本不可能，但可以从关东军将领的调动中判断出日军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意图。
因此，驻防东北的关东军指挥官山下奉文的去向成为情报战的关键。
这项重要的任务，被党组织交给了很多人去做，张绍纪因为特殊的背景关系也接到了这项任务。
一段时期内，张绍纪经常出入张景惠的办公室偷查机要文件。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很快发现了一份机要文件，内容是：“山下奉文辞去在满洲的职务，已秘密前往三亚。”
一份情报，可能会改变世界历史的走向，张绍纪正是这个创造历史的人物。
抗日战争末期，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宣战，伪满洲国的官员相继被苏联红军逮捕，并关押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中。
张绍纪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尽管他一再表明自己的身份，可苏联人还是把他一起关进了监狱。
直到1950年，苏联遣返战犯。这才引出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后来张绍纪被组织安排在战犯管理所工作，成为改造他父辈们的监管干部。
因为张绍纪的梦想已经实现了，从此，他改名为“张梦实”。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因为背叛了父亲，我不是一个好儿子，但对国家和民族而言，我无愧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