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大包干让大家从极度的困苦中挣脱出来了，能温饱了，心里就有些小满足，就想在家里踏实种田，不愿意做别的事情。”严宏昌说，“但是大家总会明白，光种地是赚不多的。”
6月21日，严宏昌坐在桌边。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文 |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编辑 | 胡杰 校对丨危卓
►本文5568字 阅读11分钟
每晚七点过，小岗村牌坊上的四十盏灯笼就会齐齐亮起。
从牌坊沿着村主干道友谊大道前行，道路两旁，农家乐、浴池、超市、快递站、银行、影楼、奶茶小吃店等鳞次栉比。
1978年以前，小岗村的全部所有不过这一条老街、二十栋破旧的茅屋。
1978年，十八位农户代表在村西的茅屋里秘密签下“分田到户”的协议。规定农户可自主进行生产、经营，每年向国家与集体交足粮食，剩余产粮则自留。此举被认为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序幕，习近平总书记评价其为“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大包干精神”就此生成，在后续的农村改革发展实践中，又逐渐凝练为“敢于创新、敢于担当、敢于奋斗”的“小岗精神”。
在小岗村现任党委副书记周群之的理解中，小岗村的改革是与时代息息相关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环境的变化，各个层面给小岗村开创了好的改革机会。”而小岗村对改革的探索又是从未中断过的，“小岗村有坚定追求美好生活、坚定改革的基因。”
部分大包干带头人合影。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翻拍
“不能自己捆着自己的手脚”
6月22日下午，小岗村的街道被晒得白花花一片。在村东头的大包干纪念馆广场上，两位大包干带头人被人群拥在中间。
拥着他们的人问，还记得七十年代的小岗村是什么样子吗？
“穷啊！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
75岁的关友江敞手站着，笑声洪亮，嘴边的笑纹极重。73岁的严宏昌则内敛些，只是微笑，两手交握身前。严宏昌或是村里打扮最讲究的老人。在村道上转一圈，眼见别人在大热天都穿汗衫、宽松长裤，只有他坚持穿长袖白衬衣，还将下摆极服帖地塞在黑西裤里。
差不多时间段里，严金昌正坐在自家“金昌食府”的藤椅上养神。他78岁了，但精力还算旺盛，久坐不住，操起一个绿色苍蝇拍，眼疾手快，噼里啪啦地打苍蝇。打完了，就继续坐回藤椅，掏出手机刷刷短视频，聊天软件则“只会接不会发。”
有客人踏进“金昌食府”的大门，请严金昌一起合影，他就从藤椅上站起，和客人一起站到大堂东侧的墙下，墙上挂着他在人民大会堂宣讲沈浩事迹时，与领导人的合影。有时一次来好几拨人，照了集体照后，又要挨个和他照相。每次合影，一贯是握手与微笑。他眼角下垂，面色红润，和来客照相时，人向前微冲，背已不直了。
合完影，游客们总要问两句“大包干以前的生活”。严金昌和关友江、严宏昌一样，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
从他们记事起，吃不饱饭是常事。一天两顿饭，山芋干、烂饼头子蘸盐吃。清早起来饿到心口发慌，只好灌水充饥。状况好的年份，每户每人一年都未必有200斤的口粮。严金昌说。为了节约粮食，村民们便挖野菜、喝稀饭。严宏昌家更是一度捡地上的烂果子充饥。
家里一揭不开锅，扒火车去要饭就成了救命的办法。小岗人一般往皖北、江浙一带流动，走到当地人家的家院里去讨口吃的。
关友江说，好心人有，盛碗白米饭出来，或是干脆给几碗生米。但有时也会被人指着鼻子骂，“就说你这么个年轻人，怎么会吃不到饭？肯定是懒汉，怕劳动。”这是最折辱的时刻。
以严宏昌的性子，乞讨是万难的事情。他只能跟在村里的熟人身后，指望熟人开口讨到点吃的后，或能分他一口。他想过去当兵，但他一米六多的个子，那会儿饿到只有七十九斤，压根过不了兵役体检。
有一阵，严宏昌很自暴自弃，不断地自问：“明明村里有这么多土地，这么多劳力，为什么就搞不着吃的？”
这其中有自然的原因。小岗村因地处岗地而得名，地势高耸，而水是往下走的，便极容易发生旱灾，影响收成。碰上雨水少的年份，更容易荒芜一片。
劳动者的懈怠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严金昌说，小岗村还在集体生产时，天一亮，生产队长就会吹哨子，大家便一条龙似地下田去了。然而，在田里，清早两小时，上午、下午各四小时，永远是聊天、说笑话的人多，谁埋头苦干了，还会被说风凉话。
1978年，安徽发生百年不遇的旱情，包括小岗在内的许多地区有10个月没有下雨，秋种无法正常进行，几乎面临颗粒无收的结局。
大包干带头人回忆，同年的11月24日，应时任生产队长严俊昌的邀请，全村18户人家的代表在晚饭后去往严立华家开会。
在严立华的茅屋里，大家齐齐拍板决定，将村集体土地分到每家每户，搞单干。由严宏昌执笔，18位代表写下日后被称为“分田到户大包干”的秘密协议，而后逐个签名、按红手印。
此会议高度保密，与会者都是悄悄去的，连家人也没有交代。“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时候的政策不允许分田。”关友江说，“但是，饿死鬼不如饱死鬼。”
这些年来，有许多话，严金昌虽反复地谈起过，再谈，还是有种激情在。“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按手印，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常言说，路就在脚下。我们不能自己捆着自己的手脚，不能怕担风险。这就是敢闯、敢干、敢为人先。”严宏昌说。
严伟龙的蒸谷米工厂车间。受访者供图
光种地是赚不多的
据相关资料，1978年的小岗村有115人、耕地1100亩，其中适种耕地300多亩。严金昌、严宏昌、关友江家各分得三四十亩地。
1978年到1979年间，再有出门讨饭的需求，村民们便打发小孩子成群结队地去。大人们是不再去了，“都抢着留在地里干活。”严宏昌说。
1979年的秋收，虽受旱情影响，小岗村仍收获粮食共13.3万斤。据资料，这相当于小岗村1966年至1970年的产粮总和。
严金昌、严宏昌和关友江家各收获了一万多斤粮食。来年的春节叫他们永志不忘：粮食从屋里堆到屋外，家家都在摆酒、杀鸡宰猪，每天都能吃席。此前他们从未见识过这样的场面。
随后的故事举世皆知，小岗村大包干的创举最后受到中央的肯定，向全国推广。在往后的农业劳作中，“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成为共识。
然而，在小岗村人的记忆中，1978年以后，饭是有的吃了，但日子还是没富起来，天天不变的都是青菜豆腐汤，味寡、油少，调味不过能放点盐巴。日子过得紧巴巴，直到上世纪90年代，小岗村的大部分家庭都没有存款。哪怕到了21世纪初，村集体也无一分钱的积累。
严金昌的儿子严德双1976年出生，他的童年、青年，总在继承兄长的衣服，穿不下了，又传给弟弟穿。一件军大衣经几个人穿过，生生洗出锈色来。
严宏昌的儿子严余山也对贫穷深有体会。1973年出生的他，没上过幼儿园，读小学时，一、二、三年级在一个教室内上课。课桌是泥巴与高粱秸糊成的土墩，没有椅子，跪着上课。
初中毕业、回家务农几年后，严余山决定远走打工。他试图动员村里的其他年轻人一道走，但大多数人都不热心，反问他，出去人生地不熟怎么办？找不回家怎么办？赚不到钱、没有饭吃怎么办？
最后，严余山找到另外四个年轻人同去广东东莞的一家电子厂打工。他们成为小岗村第一批外出务工人员。
“可能是大包干让大家从极度的困苦中挣脱出来了，能温饱了，心里就有些小满足，就想在家里踏实种田，不愿意做别的事情。”严宏昌说，“但是大家总会明白，光种地是赚不多的。”
今年2月，小岗村划出50亩示范田，希望以生物技术来做优质杂交粳稻的选育。严伟龙在田间调查。受访者供图
转型
小岗村的整体转型始于2004年。
时任小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沈浩规划了村发展“三步走”方案：第一，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效率；第二，利用小岗品牌，发展旅游服务业；第三，招商引资办工业。
现任小岗村村委会主任周群之介绍，在此纲领下，小岗完成了70%的土地流转，农业机械化覆盖率几乎达100%。村民的劳动力解放了，不少年轻人外出务工，还有村民在村内开了浴池、超市等，十几家农家乐菜馆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关友江当时是村委会副主任，与沈浩搭档。他见证着大包干纪念馆的落地开放、村内旅游观光车的开通、各类工厂的创办运营、“小田变大田”的土地流转等。
关友江的儿子关正景到凤阳县城打工，周末会回小岗村看望父母。自2000年起，每每回村，他发现来村的游客变多了，且常有人向他打听吃午饭的场所。他判断这是个商机。2008年，他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开出小岗村的第一家农家乐“大包干农家菜馆”。同年，严金昌与儿子严德双合开了“金昌食府”。
到今天，两家饭店的年利润都在十几二十万元。
2018年，小岗村进一步提出整体产业发展要“三产融合”，即农业、工业、旅游业相结合、相促进。
42岁的陕西人严伟龙在凤阳县做了十几年生意。2018年，他听说小岗村在招商，便投资1.8个亿，在小岗村建立了一家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专产蒸谷米。“我当时首先能感觉到当地政府的重视程度，县、村领导都到我们企业里来考察过。第二是看重小岗品牌，它是中国农业改革的发源地，营商氛围很好，有敢闯、敢干的精神。”
严伟龙介绍，他的公司只管食品加工，溢价从小岗农民处收来水稻，每亩地能为农民增加收入两百块以上。2020年，他的公司收购了小岗村接近三分之一的水稻产量。
“传统农业本身的市场溢价低，农业收入很难提高。我们是希望通过食品加工业的发展，以及市场的溢价，来反哺、带动我们的农民和农业。也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资金支持。”严伟龙说。
今年2月，小岗村划出50亩示范田，严伟龙与袁隆平的弟子包万军合作，成立小岗袁氏种业科技公司，希望以生物技术来做优质杂交粳稻的选育，“从种子开始，生产优质大米。”
小岗的品牌效应也在反哺严伟龙的投资。村干部及大包干带头人为他做过几次直播销售，最多时，一晚上卖出了三十万元的销售额。“我们在销售的时候，打出小岗的品牌，很容易让我们获得更多的关注。”严伟龙说，蒸谷米去年的销售总额有一个多亿，网店的复购率达30%。
第二产业发展的同时，小岗的旅游业也在创新。
2018年，小岗旅投成立，杨永强任公司负责人。杨永强说，他当时到小岗走访，发现小岗只有“两馆一家”：大包干纪念馆、沈浩先进事迹陈列馆，以及“当年农家”的两座小屋。“小岗当时只是红色学习地，虽然每年都接待上百万来参观学习的游客，但缺少产业。游客都是快进快出，根本形不成消费。”
如何在乡村环境中“留住游客”是规划的重中之重。小岗旅投正式运营后，首先对小岗村村貌进行了改造，在村里大量增加了绿化景观、灯彩装饰、文化雕塑等，并兴建带有乡村特色的民宿。杨永强又外聘了非遗文化传承人，每日在村里表演凤阳花鼓，“老调新唱，用凤阳花鼓的调子唱小岗的改革。”村里的商业工坊街也建起来了，对外引进了包括酒坊、花鼓店、旅游工艺品店、凤画工作室等商户，将“小岗村”和“凤阳县”的元素尽数融入，让游客在参观完各红色纪念馆后，有处消费、有处停留。
杨永强说，2019年，小岗村旅游人数115万，旅游收入2.6亿。从2019年至今，杨永强策划了12个以“小岗村”为名的旅游节，反响效果最好的一次，晚间游客人次达到3万人，“是小岗村有史以来晚上游客最多的一天。”
据资料，小岗村已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和乡村治理示范村等称号。五年来，小岗村累计接待游客近4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6亿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4700元跃升至27600元，增幅达87.8%；村集体经济收入从670万元增长至1160万元，增幅达73.1%。
6月22日，晚七点过，小岗村牌坊上的四十盏灯笼齐齐亮起。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小岗发展，还要靠小岗本土人”
“金猴方启岁,绿柳又催春。”这是严立华的茅屋旧所之中张贴的春联。
村里人说，“金猴”是1992年。
上世纪90年代，小岗村的茅草房们陆续被推倒，只留下严立华的这座作为纪念，其余的全部重建成瓦房。又经几次修缮，呈现当下的两排混凝土徽派建筑，灰的、白的、淡水色的，都是前商后住的结构，分列在村主干道两旁。
村里的路也从泥巴路、石子路、水泥路，到而今全是标准的沥青公路，连路灯的细节都很考究，灯罩是两个凤阳花鼓。村委会门口建了小广场，是村民们每晚散步、跳舞之所。
严余山于2014年回到小岗村，现任小岗村党委副主任。此前，他曾二度回村，先后在小岗村创立瓶盖加工厂、节能科技公司等。他还开起了村里第一个网店、第一个快递物流服务中心，并牵头做了村里第一个互联网售货平台。他说，到目前为止，平台每年能给村集体创收200万元左右。
从前他在全国多地创业，注册公司的名称常带有“小岗”二字。“小岗发展，还要靠小岗本土人。和父辈们一样，我们这辈人也得不怕困难、规划路径、一步步破解难题来达到目标。”严余山说，“像现在这样，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实干，就是真正在传承小岗精神。”
严金昌认为，要继续发扬小岗精神，就要继续大胆地规划，“像我们村里制定了八项规划，把党建、教育、文化、产业、扶贫、卫生等都搞起来。”
近耄耋之年，大包干带头人们会怀念种田的时光。家里的田大多流转出去了，后辈们也不让他们再做重活。他们便在自家的院子里种些小作物，常忍不住去拔草、施肥，见到锄头也心痒想摸一把。他们说，做一刻的农民，就是做骨血里一辈子的农民。
七月将至，严金昌和关友江比过往更忙了。一中午大几十人进店，接待完毕，总要到下午两三点，有时连午睡的时间都挤不出。
最早，“金昌食府”和“大包干农家菜馆”都只有一间堂屋，摆四五张桌子。而今发展成了三进的农家院，有三四十张桌，一次性可接待食客数百人。两家人都说，若小岗村的旅游业进一步发展、人口进一步增多，他们也愿进一步扩大饭馆的规模。
严宏昌的日子是相对清闲的。每天在家里喂鸡、读书、写硬笔书法。他爱读书，最近常摊在桌上的是一本《吴汝纶尺牍》，也同时在看几本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著作。家里挂着他四十多年来的照片，仔细比对，他在中年时圆润过一阵，这几年越发清瘦，也就越发像他刚搞大包干时的样子。
6月23日，小岗村内涌入了众多的游客。照例参观完大包干纪念馆、签字按手印的旧茅屋、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等，被问起对小岗村印象，有游客说：“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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