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1年7月1日，是建党100周年的日子。
回望历史，没有一个民族的崛起是命中注定的，崛起必须自己争取。
100多年前，当孙中山先生一笔一笔写下建国方略时，当万千爱国学生走上街头为民族的未来摇旗呐喊时，当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还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
但10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已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比达全球的约1/6。
在我们的这片广袤的国土之上，中国旅游区拔地而起了13.5万座以上的厕所、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68%，城市公共厕所数量达到15.34万座，城乡居民使用本住户独用厕所的户比重为93.5%和95.4%，其中多项数量均位列世界第一。
而这一切，不仅是人类建设史上的奇迹，更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近百年屈辱史上足以告慰先祖的奇迹。
那么，100多年来，中国究竟做了什么？又是如何一步步在完成这场蓝色星球上前所未有的“厕所革命”？
接下来，我们会尝试从厕所的视角回答这个问题。
厕所是文明的尺度，也是国家发展的注脚。
回望建党100年壮阔征程，厕所映射着国人卫生习惯的改变，影响着亿万群众的出行，关系着美丽乡村建设的全局。“厕所革命”所承载的意义，要比人们想象中的更宽广。
革命战争时期对厕所的重视
我们小时候都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解放军的光荣传统。
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但是，你知道第一个版本是什么样子吗？是非常具体的一些规则。
最早八项注意的版本居然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你看，这都是非常非常具体的行为准则，谁都听得懂。
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最初版本大便找厕所，这点小事做起，说明了人民的军队一方面是讲究卫生，一方面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妇女的尊重。给人民群众留下好印象，是一支代表人民的军队。
毛泽东在1933年在《长岗乡调查》中就指出要成立卫生委员会，发动卫生运动。
在1944年《关于陕甘宁边去的文化教育问题》等文章中多次提到卫生问题，指出卫生问题是边区群众生活中一个极严重的问题，现在也要把他放在文化问题里面讲一讲。
乡村厕所革命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环境普遍不整洁，不少农村人畜同居，人无厕、畜无圈的现象极为普遍。
这使得疾病控制防疫工作非常困难。
一些严重影响人们健康的肠道传染疾病如痢疾、伤寒等高发。
在儿童群体中，蛔虫病的患病率高达70%以上。
农村厕污问题曾在中国广泛存在，这源于农耕文明中“庄稼一枝花, 全靠粪当家”的观念。农耕文明时期的厕所文化，让人们将堆肥、收集人粪尿等视为寻常之事。
在1925年出版的《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中，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写道，农民们每天都从便池舀起液体粪便，穿过村落挑到田间，给农作物施肥；并且人们在同一条凤凰溪打水和涮马桶。
如何合理收集并处置粪肥，使其既能为农业所用，又不会污染环境，是当时人们所面临的问题。
1952年，毛泽东同志题词指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周恩来、习仲勋同志亲自担任前两届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各地区、各部门广泛发动群众，以除“四害”、讲卫生、整治环境为重点，开展群众性卫生活动。
“两管五改” 成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以来的农村环境卫生工作的核心词汇，其中“一管”为管粪，“一改”为改厕所。
“爱国卫生运动抓住了农村卫生工作中管水、管粪两个主要环节。通过管水、管粪，改良饮水水源和改良厕所，可以有效控制粪便中的致病微生物对水、食物和环境的污染，降低肠道传染病的发生，同时还可以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产生无害化的有机肥，增加收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农村改水技术指导中心研究员付彦芬表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农村开展了以改厕为突破口的乡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卫生厕所的普及率被列为初级卫生保健指标。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强调了改水改厕；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则从进一步加强农村社会事业的层面，推动改水改厕等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治理；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从加快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维度，指出以沼气池建设带动农村改圈、改厕、改厨。
党的十八大至今，新一轮厕所革命是经国家领导人指示，旅游行业带头，国务院相关部委联合推动开展的乡村人居环境和乡风文明行动。
2014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江苏调研时表示，解决好厕所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东城镇光东村农户家中同村民们亲切交谈。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2015年7月，习近平同志赴吉林延边考察调研，当得知一些村民还在使用传统的旱厕时，嘱咐乡村要来个“厕所革命”。
“长久以来，改厕的难度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敢于动真碰硬，解决人们生活中最关心的问题，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钱包鼓不鼓、观念新不新，经济条件、生活习惯与基础设施的建设程度，往往影响着农村厕所改造的进度。在这里，“厕所革命”针对的不仅是基础设施，更是一个庞大群体的固有观念和习惯改变。
“习惯改变是一个过程。聚居型、散户型和小规模联户型也有着不同的改厕模式。”长安区爱卫办的卫俊利这样说，“户看户，村看村，以点带面，逐渐铺开。”基层干部经过探索、试点、再探索、再试点、再推广，因地制宜，一村一策，以点代面，农村改厕之火逐渐呈燎原之势。
据农业农村部统计，到目前，中国农村已经完成68%的卫生厕所普及率，“厕所革命”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在“厕所革命”过程中，更是出现了一个个高科技企业，推动了农村的厕所革命的前行。
爱丽洁产品系统已经申请国家专利保护，严谨模仿
以厕所之“点”带乡村振兴之“面”，背后是广袤农村文明进程的整体前行。
旅游区厕所革命
在2015年之前，全国大部分旅游区的厕所设施比较落后，厕所数量少，卫生条件差，是中外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诟病最多的短板。
有人说的好，一位游客不会因为某地的厕所好才去旅游，但是他（她）很可能会由于某地厕所令人恶心而不愿再去那里旅游。
外国游客对中国旅游环境反应最强烈、印象最差、而又感到最无可奈何的问题就是厕所。
一位侨居海外40多年、曾任飞行员的先生说：“2013年秋，三峡之游偶遇德国旅行团百余人，交谈之下他们对中国方方面面都赞不绝口，唯独最令人困扰的就是景区公厕问题。
其中一个德国女士因为厕所没有干净的座厕直接尿裤子让我看到了，苦不堪言。”“由于欧美国家人民的生活差异，他们从小习惯了座厕，加之体型庞大，来到中国非常不习惯中国的蹲厕，虽然国内的名胜古迹数不胜数，但是这一个小小的厕所问题却让外国友人十分尴尬，面对中国的蹲厕，他们蹲下去起不来，腿脚发麻甚至摔倒，而且厕所卫生状况堪忧，让外国旅客无可奈何。
很多游客、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来到我国旅游，原本想要看看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怎么回事，可是一进厕所马上就逃出来，感到吃惊、恶心。
来这里旅游不敢多吃不敢多喝，就是怕“方便”。如厕遇到的一幕一幕恐怖的景象让很多来华旅游的外国人终生难忘。
在此情况之下，我国旅游产业怎能大发展？
2015年，国家旅游局在全国范围大力推进厕所建设和管理。
2017年1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厕所革命作出重要指示。
两年多来，旅游系统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体现了真抓实干、努力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态度和作风。
旅游业是新兴产业，方兴未艾，要像抓“厕所革命”一样，不断加强各类软硬件建设，推动旅游业大发展。
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不但景区、城市要抓，农村也要抓，要把它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进，努力补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习近平
2017年11月19日，国家旅游局发布《全国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新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对今后三年“厕所革命”提出了新的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
大概统计了下，在2015年到2020年6年时间，旅游区一共建设了13.5万座以上的厕所，涉及到了几乎全国的所有旅游景区，从以前吐槽闻着味道找厕所，到目前的高大上的厕所、还有不少最美厕所、智慧厕所。
彻底的改变了以前旅游区厕所数量少、设施差、脏乱臭的现象。
牛首捌厕图片
城市厕所革命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文化的强行植入，公厕的文明也在冲击着古老的民族。
中国公民长期以来的卫生防疫观念比较淡薄，加上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因此常常会爆发大规模的霍乱与瘟疫。
就拿当时比较先进的开埠城市天津来说，据二十年代末天津的市政调查，当时天津居民随地便溺、乱倒秽水污物已成顽疾，许多巷口的垃圾箱形同虚设。
人民的种种不良卫生习惯和政府管理的疏漏，使天津成为一个臭气熏蒸、秽物脏水狼籍的城市，不合公共卫生之处，不一而足。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里的脏乱差成为首要难题。北平刚解放时，城内积存垃圾多达60余万吨，仅是妨碍交通、急待运除的垃圾就有24万余吨。
1949年时的北京，全市公厕仅有500余座。
北平平房、胡同较多，厕所的形式大多是“粪坑”，这一类公厕多是露天的旱式公厕，清理粪便靠的是人力背、挨家挨户掏。
当时的劳模还有过掏粪工人，例如时传祥，就是每天背着粪桶走街串巷淘粪，“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净”。
面对这种情景，进行一次厕所革命，成为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大事。
刘少奇主席和时传祥亲切握手
20世纪60年代中期，北京市政府决定对户厕进行彻底改造，以街坊公厕取而代之，拉开北京市第一次公厕革命的序幕。
到2018年，北京市公共厕所数量达19008座，在特大城市中保有量世界第一。按照设置目标，在四环路以内，每平方公里就有20座公厕，人们步行5分钟内就能找到厕所。
经济学家朱嘉明从国外考察回来后于1988年出版了《中国：需要厕所革命》。书的前言写道：“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千头万绪。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需要有一个‘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精神。一个国家的厕所状态，很大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和水准。”
“厕所革命”贯穿着中国城市发展的始终，与城市建设的脉搏一起跳动。
如今的城市厕所，图片来源：深圳有向空间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厕所，这一“天大的小事”，从民生短板一跃成为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的助力跳板。
北京厕所是中国城市厕所建设的一个缩影，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2019年中国城市有公共厕所15.34万座，每万人拥有公厕数量达到2.93座。
2017年，城乡居民使用卫生厕所的户比重为91.7%和45.0%，分别比2013年提高2.4和9.4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使用本住户独用厕所的户比重为93.5%和95.4%，分别比2013年提高3.8和2.8个百分点。
据京东大数据研究院联合京东居家发布的《2021智能马桶线上消费趋势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智能马桶在京东的销量实现高速增长，2017-2020年4年间，智能马桶盖销量翻番，智能马桶一体机（智能坐便器）销量更是翻了10倍。
透过“厕所革命”看到一个新的中国
厕所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难题。
2017年数据显示，每年全球因为厕所问题的经济损失高达2600亿美元，死于环境卫生造成的腹泻等疾病的儿童高达56万人。
“我无法理解我们能把火箭送上火星和月球，却修不好一座厕所，停止这个国家里的随地大小便行为。”印度演员库玛尔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席话，在印度和国际上引发热议。
中国的“厕所革命”如何能够迅速推进？这也引起了国际社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
习近平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这段话语，道出了背后的玄机。
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厕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层层部署落实这件“小事”，并力图从制度上予以保障。
“顽疾靠猛药。”面对几千年的传统如厕环境和观念，近14亿人如厕问题的解决并非易事，需要久久为功。
从中央领导到基层所长，这一横一纵的体制为“厕所革命”搭建了落实路径图。
强有力的举国体制，保障着这项民生工程顺利推进。
“中国在推进‘厕所革命’中展现的意志和决心值得敬佩。‘厕所革命’倡议发布以后，我们看到中国政府、企业、社会开展了全面动员，厕所建设、管理、服务和文明得到了普遍改善。”盖茨基金会水源、清洁与卫生项目主任布莱恩·阿伯加斯特表示。
中国“厕所革命”的成功经验、技术探索，成为发展中国家借鉴的重要样板。
淡灰色的大理石地面、通体洁白的洗手池、感应式的冲水马桶……在中国的许多公共场所，干净、卫生的厕所改善着人们的出行体验。
有学者指出，“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最好去看它的公厕。公厕怎样，城市文明就怎样。”
一位长期管理城市公厕的基层干部向记者表示：“我相信，环境是能教育人的。”良好的如厕环境，也涵养着良好的如厕文明。
“厕所革命”不仅仅带来文明习惯上的改变，也带来健康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进而转化为经济效益，迸发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勃勃生机。
中国改变着厕所，“厕所革命”也改变着中国。
百年复兴梦照进现实
就这样，历经百年的爱国卫生运动、农村厕所革命、旅游区厕所革命、城市厕所革命并在全国、全区域范围内燎原的厕所革命，开启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厕所革命”行动。
让我们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脏乱臭的厕所形象，并带动了旅游的大发展、乡村的振兴、城乡人民文明行为的进步与自豪。
百余年后我们重塑了山河、重塑了山河上的一座座漂亮、卫生的厕所。
站在今天回首过去的岁月。
正如我们中学历史教材中所说，“中国人民是带着八国联军，侵占清朝都城北京的民族耻辱 进入20世纪的。”
然而，是一代代中国人的披荆斩棘，才终于让原本破碎的国家得以重振山河，走在崛起的道路上，也终于让100多年后的我们能够逐渐接近你的梦想。
他是岳培伦，方声洞，陈更新，林觉民等黄花岗72烈士在清军的枪炮下死难时的梦想。
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一年期盼的梦想。
是钱学森，李四光，邓稼先，大我分等2500多名旅居海外的专家学者，放弃优渥的条件，回归祖国怀抱时的梦想。
他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从公元1840年起就没有停止过的梦想。
今天，我们是请那些曾在逆境中改变国家命运的中国人，而未来也必将有更多人接过父辈的旗帜，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创造出新的奇迹。
厕所虽小，一叶而知秋，他背后反映的是中国的百年巨变，是中国伟大复兴的缩影。
今天我们可以告诫孙中山先生的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接近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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