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昂先生胡厥文、刘靖基、胡子昂在人大会议上近代钢铁厂
他说：“以前我做过许多救国梦，教育、农业、实业，结果发现什么也救不了，今天，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一条崭新的道路，爱国报国的愿望才能得以实现。”
1897年3月，胡子昂出生于四川省巴县南坪镇，他在巴县中学读书时，正逢辛亥革命，受新思想的鼓舞，积极参加游行和宣传活动。1919年，他投身五四运动初露锋芒，为保卫国家主权而呐喊。
1926年，胡子昂踏足政界，期望能够为民造福，但现实却并非如他所想。他的专业本是农业经济系，毕业后回到重庆，应地方需要曾任中学教员、校长、重庆市教育局局长等职务。
转入政界后，胡子昂任先后任24军的政务委员会建设股主任、成都川康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长，总揽川康交界20多个县的县政。在职期间，他全力为民，开铜矿、建农场、办银行，政绩斐然。
但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势下，国内财力物力匮乏，到了1932年，胡子昂不满足于在当地为民谋福祉，开始将目光转向实业发展，决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1935年胡子昂在重庆应联宗胡仲实、胡叔潜兄弟二人之邀一同筹组华西兴业公司，以重庆为中心逐步建起电力厂、机械厂、自来水厂等，并提出开发华西计划，使过去只有一家电灯公司的重庆充满光明。
随着水泥厂、砖瓦厂甚至矿场等一系列华西工厂的建立，华西公司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发展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企业，声名远播。
但胡子昂志不在此，他做实业不仅要利民，更要利国，国富才能民富，国强才能民强。抗日战争打响后，胡子昂决定将产业重心放到钢铁生产上，大力支持抗战。
因资金短缺，胡子昂联系国民政府，先后四次飞往武汉申请贷款，最终在孔祥熙的插手下，成立了当时官股入资民企最大的一家钢铁联合企业——中国兴业公司。
在中国兴业公司成立前，友人范旭东曾经提醒胡子昂：“民资企业姓‘民’，官资企业姓‘资’，若是与官僚资本家合作，迟早会被吃掉。”
但胡子昂不这么想，早在1937年，他集资办起了颇具规模的裕华农场，后却因遭权贵刁难，被迫停办。所以这一次，他要主动寻求官方的帮助，因为无论企业姓什么，最终产出的钢铁都会支援到前线去，有了资金才能多产钢铁，多造枪炮，打败敌人。这一次，他说：“官股站多少我都不在乎。”
中国兴业公司的官股占80%以上，公司董事长为孔祥熙，总经理为傅汝霖，胡子昂任副总经理。该公司几乎完全被官僚资本所控制，官股派的孔祥熙只关心股息分利，只有胡子昂真正关心钢铁的产量。
后来胡子昂又参与主持实施了钢铁厂的扩建工程，使之成为抗战后方民营钢铁厂中最大的钢铁企业，为战时的军需民用提供了大量的钢铁和各种器材。当时所需要的主要设备、物资不能进口，全都得自力更生，自己研制解决。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中兴公司能够投产炼钢，堪称战时民族工业的一大奇迹，它充分显示了胡子昂“实业救国”之心的坚定。
到1942年，因受到内部排挤，胡子昂辞职离开了中兴公司。离开了胡子昂的中兴公司很快因管理混乱，经营亏损而难以支撑，又重新将他请了回来。但没过多久，孔祥熙下台，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中兴公司再次陷入困境，最终彻底倒闭。
中国兴业公司的倒闭，让胡子昂一度十分消沉，但也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仅靠实业救国是不够的，于是，他再次踏入政坛，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在出任重庆参议会议长期间，胡子昂曾拿出20两黄金资助郭沫若成立“群益出版社”，支持出版进步书刊。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总理在重庆白象街邀请了胡子昂等爱国人士座谈，揭露事变真相，希望工商界以实际行动坚持抗日救亡。胡子昂从周总理的讲话中重新看到了新中国的前途，以及作为民族企业家的地位和责任。从此，他开始了不断追求真理，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的征程，在抗战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向解放区提供大量物资。
1949年9月，应中央邀请，胡子昂由香港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并于同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
建国后，胡子昂将原华康银行和自己在各企业的全部股票以及个人珍藏书画无偿上交国家，并积极引导工商界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努力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1984年，年近九旬的胡子昂亲自筹办了全国第一家综合性多职能的贸易商社——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并亲任董事长。
此外，他还多次率领全国工商联代表团访问港澳地区，促进大陆工商界与港澳工商界的交流和合作，为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大量贡献。
至1991年11月19日，胡子昂于北京因病去世，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享年94岁。
参考文献：抗日战争中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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