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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夏，新冠疫情前的武汉，正逢小龙虾最火之季，我在图书馆和华中科技大做了两场讲座，结束后，和一名中学时的师兄吃饭，他在武汉科技大工作多年，对那座城市的了解，我是从他开始的。
那天，汉口的一条老巷子里，我们吃了一碗牛肉粉，随后在中山大道溜达，中山大道相当于一座巨大的近代建筑博物馆，有武汉国民政府旧址、汉口水塔、汉口总商会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旧址等等，路过一座名为民众乐园的建筑时，他特意带我进去转了一圈，一楼大厅展示着各种汽车，不仔细看，几乎没什么岁月痕迹。
他说，当年，顾顺章就是这里表演魔术后，被抓走的。
顾顺章？我有些惊诧，那可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曾掌握着大量共产党的核心机密。
1931年，顾顺章这名“致命魔术师”被捕后，立刻叛变了。
一
杨奎松在《“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写道：“无论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中国革命，1931年一开始就明显地充满了危险和灾难。”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十年。
四年前，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清共”，八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选举产生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先后七次发言，第一次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主张。
这次会议上，一年前刚刚回国的顾顺章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顾顺章工头出身，曾混迹于青帮，在上海滩颇有名气，被当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发展入党，又在“五卅运动”中显示出过人能力，就被重点培养，送到苏联受训，学到一身本领：化装易容、魔术表演、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等。
据说，顾顺章尤其擅长双手开枪、爆破，可在室内开枪而让室外听不到声音，并能徒手杀人不留痕迹。后来，中统老牌特务万亚刚在回忆录中称他是“全能特务”大师，并自愧不如：“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顾顺章唯一留下来的照片，后排左三 ，放大后也极其模糊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顾顺章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行动科）的负责人。第三科也称红队，俗称“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使敌人闻风丧胆。
1931年三月，顾顺章由上海经武汉，护送陈昌浩和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返程时，在汉口住下，不知是由于技痒，或别的原因，他每天都去新市场游艺场（今民众乐园）公开表演魔术，还用了一个艺名：化广奇。
四月下旬的一天，顾顺章被叛徒认出，当晚，被国民党逮捕，立即叛变。为表明自己的身价，他一口气供出二十多个秘密机关，中共在武汉的地下组织几乎无一幸免 ，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完全被摧毁，多人被捕杀。若不是国民党汉口方面急于邀功，往南京发了电报被中共地下党及时获知，更不知会牺牲多少同志，甚至，连周恩来都难逃此劫。
顾顺章指认了当时在南京狱中的恽代英的真实身份，原本化名为“王作林”的恽代英因此牺牲。
顾顺章还供出了共产党当时主要的领导人之一、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向忠发被捕后迅速叛变……
即便到今天，回忆1931年的往事，依然觉得不寒而栗。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到了最危险的关头。
二
1931年四月五日，清晨。济南纬八路东南的一片草地上，二十二名年轻人被押上刑场，他们来自各地，年龄最大的四十一岁，最小的二十岁，每个人都伤痕累累，却目光坚定，他们戴着沉重的手铐脚镣，走路依然昂首挺胸。他们共二十二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共产党员。
慷慨赴死的路上，他们唱着《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些烈士中，有一位贵州人，叫邓恩铭，中共一大代表。或许，在就义之前，他脑海中闪过的，有遥远家乡的大榕树，更有十年前南湖的烟雨。
这十年，对邓恩铭来说，漫长如同一生，这名体弱多病的书生，始终没有停止过革命活动，包括最后在狱中的两年。
邓恩铭和当时山东的党组织，是被叛徒王复元出卖的。邓恩铭在济南山东省立一中读书时，王复元是学校的电工兼传达员，曾积极参与过革命活动，1925年被派往青岛，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
王复元是中共第一位因贪污而被开除的党员。1927年，他去武汉出席“五大”，把拨给山东党组织的一千元经费据为己有，并谎称被窃。1928年，他又以去上海与党组织联系工作为由，从从直属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印刷部的集成石印局拿走两千元，导致石印局因经济困难被迫停业。
邓恩铭发现了王复元的严重问题，将其开除出党，怀恨在心的王复元投靠了国民党，担任“捕共队长”，和胞兄王用章一起，秘密抓捕了邓恩铭等同志。
原本，邓恩铭有机会躲过去。在纬一路的一条胡同里，负责秘密联络的同志要他马上离开济南，被邓恩铭拒绝。为保护和安置济南更多的革命力量，他落入敌手。
国民党的监狱里，邓恩铭组织成立狱中党支部，领导绝食斗争，还前后组织过两次越狱。第一次只有一人逃出；第二次则有六人冲出监狱，可惜他因受刑过重，身虚体弱，又被捕回 。
1929年七月二十五日的《民国日报》记录了这段历史：“二十一日，放风之际，甫开看守所之门，有共犯五六人，乘着守人不备，暗取石灰，猛向三看守人眼部撒去，即将其枪支夺去，并用刺刀扎伤二人。该所所长朱子厚竭力阻拦，亦被其刺伤。法院门警恐其逃逸，将院门铁栏槛关闭，该犯等均纷爬铁栏。”
邓恩铭写过许多家书，最后一封，是在狱中写下的《诀别》：
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三
邓恩铭被捕时，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被捕不久，齐鲁大学来了一名新的助教。
这名助教很年轻，是一名眉清目秀的平度人，借住在东西菜园子街5号，大家都管他叫“黄先生”。
根据“黄先生”房东的孩子回忆，“黄先生”来济南不久，“黄太太”也来了，小夫妻为人和善，和街坊邻居和睦相处。“黄先生”的工作比较忙，要经常出差，“黄太太”是打理家的能手，常挑着扁担去打泉水。
1929年夏，一天，“黄先生”的房东感觉出了一丝异样，她突然发现，附近多了一个巡逻的警察，还有两个便衣模样的人，更巧的是，出差多日的“黄先生”提着篮子回来了。房东赶紧对刚进院子的“黄先生”使眼色，说：“你太太说出去买东西，都一个月了，还没回来。”
“黄先生”很镇静，说：“她可能一个人闷得慌，住到朋友家了，我去找找她吧。”接着，把手中的篮子递给房东，转身出门。
房东又追出门口，告诉“黄先生”东面街口小关帝庙处有警察站岗，让他往西走。
可惜，“黄先生”还是没有脱离危险，在坐火车经青岛再转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的路上，于明水车站被捕，特务认出了他的真实身份：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黄先生”就是刘谦初。原本，他是一名“学霸”，两次投笔从戎，一次是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参加了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第三支队炮兵团。第二次是参加北伐军，在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社会股任股长。
1927年1月，30岁的刘谦初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初，他临危受命，从福建到山东，重新组建中共山东省委，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
刘谦初被捕入狱后，把“监狱当学校，法庭变讲坛”。并以惊人的毅力，在阴暗的光线下，翻译了《反杜林论》，还写诗鼓励妻子：
无事不必苦忧愁，应把真理细探求。
只有武器握在手，可把细水变洪流。
刘谦初的妻子叫张文秋，二人人相识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当时，刘谦初受邀去做演讲，二十四岁的张文秋正好在台下，被刘谦初非凡的气度所吸引。
那时的张文秋是中共京山县委副书记，专程去武汉购买枪支，顺便看望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的恽代英，恰巧遇到了刘谦初。看完演讲，张文秋去恽代英住处，发现刘谦初也在，二人相谈甚欢，如久别重逢。
在恽代英的鼓励下，刘谦初写信向张文秋表白：“盖自晤芳颜，神魂迷离，举止动定，往往若有所失，虽一饮一食之间，亦恍若倩影在我眼中。每一成寐，则魂梦萦绕于左右。”
不久，二人在武汉结婚。后来，张文秋跟随刘谦初到山东，任省委妇女部长兼机要秘书。
刘谦初被捕后，张文秋也被被捕了，被党组织营救出来时，已有七个月身孕。在狱中，刘谦初为自己尚未出生的孩子取名思齐。
刘谦初一生都没有见过女儿，他牺牲时，女儿一岁一个月零三天。他不会知道，在未来，自己的女儿也嫁给了一名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烈士。
四
和邓恩铭、刘谦初一同走上刑场的，还有一名奇女子。
她叫郭隆真，河北人，原名郭淑善，隆真是她自己改的名字，意为从落后中隆兴，勇敢追求真理。
郭隆真对得起她这个名字。
她拒绝缠足，小学毕业后，就和父亲在家里开办了全县第一所女子小学。后来在天津读书期间，被骗回家中成亲，婚礼当天，她着一袭学生装，白衣黑裙，当众演讲，呼吁婚姻自主、男女平等，把婚礼变成了宣传妇女解放、婚姻自主、救国图强的演讲台。
五四运动爆发后，郭隆真和邓颖超等一起筹备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并成为周恩来等领导的觉悟社的骨干。邓颖超对郭隆真十分敬佩：“在她一生的革命工作中，都证明她是一位坚决勇敢，不顾一切，专诚不懈的奋斗者。”
邓颖超和周恩来的婚姻，郭隆真也起到了一方面的作用。觉悟社里，有好几个男青年对邓颖超有好感，其中还有人对她表白，郭隆真像她的姐姐一样成为挡箭牌：“要是对我的小妹做出什么事来，我决不饶恕。”
1920年，郭隆真和周恩来、张若名等赴法勤工俭学。1923年，经周恩来、尹宽介绍，郭隆真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郭隆真一生入狱六次。多次遭遇刑讯逼供，不曾吐露半点党的秘密。
最后一次，她是在青岛被捕的。
1930年秋，郭隆真到山东任省委委员、青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等，主要任务是领导工人运动。关于她被捕的详情，还有这样的记载：为了做工人的工作，郭隆真经常与工人私下交流，一次，就在四方村河边（有一种说法是四方公园旁），郭隆真找到了正在洗衣的林福昌妻子林杨氏，与她谈话。由于林家的孩子不时跑过来打扰她们谈话，郭隆真随手掏出来一元钱给孩子，让他去买糖果吃。这一切，被当时的青岛市公安局第五分局局员陈寄尘看在眼里，他早就盯上了郭隆真，加上贫苦女工对孩子出手如此大方，肯定有事，所以他立刻向上汇报。
郭隆真被捕后，青岛公安局用尽伎俩，却连她的真实姓名、身份都搞不清楚，更别说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直到行刑前，国民党特务还不死心：“现在你只要说出共产党的秘密，便可获得自由。”郭隆真坚定地回答：“宁可牺牲，决不屈节！”
1931年四月五日，郭隆真一出门就高呼口号不止，又被押回狱中杀害，尸体没有其余二十一位烈士倒在一起。
如四年前牺牲的李大钊所说：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之中。
五
“四五烈士”的刑场，在今天的山东省委党校槐荫校区，展馆里，陈列着他们的简短的一生，一次次感动着到这里参观学习的人们。
前几天，我到那里参观，遇到山东文旅传媒集团党委书记庞道锋先生，好久未见，互相寒暄一番，结束后，他专门说：“‘四五烈士’里有你的两个老乡。”
是的，曹县人。
1928年秋天，曹县县城开了一家书店，店名为“曙光”。
和别的书店不同，曙光书店里，有大量马列经典著作和进步文艺书籍。书店的创始人，是中共党员孔庆嘉。
孔庆嘉是曹县孔道口人，二十岁时参加北伐，曾到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郑州被捕，被保释出狱后，回到家乡曹县，继续开展革命运动，深入到农村，在孔道口、桃园等村镇秘密建立农民组织。
为了传播马列主义，他和任守钧共同发起组织了“曹县社会科学研究会”，秘密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进步书刊，探求真理。
任守钧曾在国民党开办的曹县青年会工作，对国民党的弊政，深有体会。受孔庆嘉影响，任守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凭着一腔热血，通过在曹县民众教育馆通俗讲演所讲演员的职业，他在听众之间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包括对他的家人，他也经常说：穷人受压迫受剥削的日子应该结束了，到时候我们都要参与到这个伟大的事业当中去。”
1931年1月18日，孔庆嘉和任守钧在曹县石蛤蟆街被捕，曙光书店被查封。十几天后，二人被押解到济南。
孔庆嘉的后人回忆，临行刑前，孔庆嘉的夫人把家里的地基本上都卖了，换了八百块银元，只为给他留个全尸，拉回曹县安葬。
孔庆嘉的夫人从未后悔过当年卖田的选择：“虽然我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但我知道一点，那就是他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情，这就够了。”
任守钧是家中老大，他牺牲后，二弟受其感染，也毅然投身革命事业，曾任中共单县县委书记。1942年12月21日，他在湖西革命根据地遭遇日军包围，突围时，和湖西专署专员李贞乾先后中弹牺牲。
六
1931年，血腥气息在黑暗中弥散，历史被浸得鲜红。
年初，蒋介石在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又组织第二次“围剿”。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保存实力，不愿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剿共”，借口“山东共匪也很猖獗”，拒绝出兵。为了证实自己的话，对被捕的山东共产党人进行了大屠杀。
如果韩复渠没有打这些算盘，“四五”烈士都有被营救出来的可能。比如刘谦初，周恩来托人往狱中送了毛毯，在中共中央积极营救下，形势原本已经明朗，却最终未能逃过韩复榘的疯狂。
1931年四月六日傍晚，纬八路的刑场，从东到西，陆续走来几拨看起来很普通的人，他们互相之间似乎也不认识，彼此无言，在刑场停留了一会儿，就匆匆离开。
其中，有一个人事后回忆他看到的场景：二十一位战友的遗体纵横倒卧在草地上，流出的鲜血已成赭色。他们的面目表情：有的怒睁双目，有的口大张开。由此可以想见，他们在临刑前是何等的愤怒、壮烈……
这个人就是负责恢复和重建济南党组织的胡允恭，那一天，他带领同志化装分组去向烈士告别，如此惨烈的情景之前，他们一声也不能吭，刚走出不远，立刻就有人按捺不住大哭，胡允恭担心有密探跟踪，捏了一下他，并赶紧指挥大家散去。
全世界没有哪一个政党遭受过中共这般炼狱地火似的考验。正是因为这样的考验，共产党才在大浪淘沙后，被历史所选择。正如有人所说：怀抱理想主义做事业，多数时候会头破血流，但如果能够成功，必定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今天的中国没有辜负他们，更没有忘记他们，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
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刘谦初；山东临时省委书记吴丽实；山东省委妇委书记郭隆真；山东省委秘书长雷晋笙、刘晓浦；临时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党维蓉；山东省委秘书长、团山东省委书记宋占一；团山东省委书记兼团省委创办的《晓风》周刊主笔刘一梦；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长朱霄；中共济南特支书记李敬铨；青岛市委常委孙守诚；中共淄川特支书记车锡贵；四方机车厂工运领袖；山东省委委员纪子瑞；中共曹县支部书记孔庆嘉；中共党员任守钧；济南党组织成员李华亭；省委视察员、鲁北特委负责人王凤歧；蓬莱党组织负责人赵鸿功；潍县县委委员兼县委秘书于清书；青岛市委代理书记陈德金，共产党员王锡三。
他们被称为“四五烈士”。在他们的纪念碑上，中共山东省委原书记梁步庭在一侧题词：“垂范后来”。
模范这个词，最早来自青铜器的铸造。“模”用来做“范”，“范”则在青铜器铸造好后打碎，正是因为“范”的粉身碎骨，才使得大器方成。
后记
叛徒，自然也没有好下场。
出卖邓恩铭及山东党组织的王复元，被周恩来派出的中央特科人员张英枪杀于青岛中山路。
当时，在全国发行量最大的《申报》报道说：“……自首共产党员王复元，16日下午6时25分左右，在青岛中山路被人暗杀，中三枪，当即殒命，凶手逃走。”
顾顺章叛变后，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家人也了解许多中共的重要信息，所以，周恩来亲自指挥，将其全家灭门，只放过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当年的《民国日报》
那一天，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呛得直咳嗽：“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我。”
部分参考文章：
刘育钢:《顾顺章: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人民网:“八七会议”上的毛泽东和邓小平
胡允恭：四五烈士殉难前后
人民日报 ：刘谦初：一颗红心忠勇为党
济南时报：菜园街往事 回忆刘谦初夫妇在济南潜伏的日子
看了点“在看”，点了真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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