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大学沙龙”的视频讲座（点击“阅读原文”查看视频回放）中，和两位老朋友，俄罗斯问题专家杨成教授、美国问题专家刁大明教授一起讨论了中美俄三边关系问题，聊得很过瘾。我个人关于国际政治的元问题的一些想法，也发出来跟朋友们进一步探讨。
1、国际政治在根本上是一个国家的外部约束条件。现在对于国际政治的很多探讨，都被降格为国际八卦，这是对国际政治的巨大误解。国际政治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政治学是研究一群人如何能够自我组织起来共同地过一种正义的生活，这就分内外两个向度要研究。内部向度是，这群人内部究竟是什么样的结构，该如何组织才是更好的，这是通常的狭义政治学关注的内容；外部向度是，这群人究竟处在怎样的一种外部环境当中，这种环境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它们可能会怎样演化，外部环境和内部秩序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国际政治学要关注的内容。内外两个向度加起来，研究的才是完整的大政治学，这是非常严肃重大的问题，根本不是国际八卦学能够应对的。
图 | 2018年G7峰会上的经典瞬间
2、就国际政治而言，大国和小国的处境是不一样的，简单说，大国之间是政治关系，小国之间则是法律关系。政治关系是靠力量决胜的，法律关系则是靠规则决胜的。每个时代够资格的大国都很有限，一只手肯定数得过来。大国也会讲求国际法，但它们在对规则不满的时候，有能力依靠力量来实现自己的诉求；小国则没有能力诉诸力量，只能依赖于规则。规则的有效性则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大国间达成均衡之后的协调行动，带来国际法的可执行性。大国在具体的国际行为中是否诉诸力量，取决于它对利益的综合考量，过于频繁使用力量，别国便无法对其行为形成稳定预期，从而会让它失去盟友，恶化自己的国际处境；所以在通常情况下，它愿意遵从规则，这也利于大国获得盟友，放大自己与对手竞争时的力量。
3、什么算是大国，有多重评价维度。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中做出经典分类，权力的来源有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这四种维度。这四种维度的权力，每一种的运行逻辑都是不一样的。一个大国未必在所有领域中都够量级称得上大国，不同的大国有优势的领域也不一样，因此大国间关系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博弈，高手能够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多层次多维度间穿梭与均衡。
图 |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
4、要能够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穿梭均衡的玩法，前提是该大国有着从容的强者心态，清晰知道自己的所长与所短，能争取的决不让步，该让步的绝不纠结，能够张弛有度地发力与收力。历史上有些案例中的新兴大国，不够从容与张弛有度，外交中全方位普遍发力，结果反倒错失真正应聚焦的重点。实际上，只要它够得上是个大国，就没有哪国有能力对其造成实质性伤害；大国的优势就在于，其战略回旋空间大，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也多，无需处处提防，尽可从容应对。另一方面，任何国家都能找到其有比较优势的生态位，外交技巧就在于如何恰当地运用自己的比较优势，有舍有得，让自己利益最大化，大国不是能处处占便宜，小国也不是在博弈中只能任人宰割。新兴大国需要有个从弱者心态向强者心态的转型调整，这才能让其战略深度匹配得上其快速成长的体量，在外交中从容不迫，进退自如，恰当地识别并维护其国家利益。
5、大国间的政治关系，从冲突的视角看，有意识形态冲突和地缘冲突两种。意识形态冲突是易变的而非恒久的，但在其没有改变的时候，是不可交易的，因为这涉及的是原则问题；地缘冲突是恒久的而非易变的，但它是可交易的，因为这涉及的是利益问题。
图 | 雅尔塔三巨头
6、大国间可能同时存在这两种冲突，也可能仅仅存在其中一种，但我们在看国际政治问题的时候，经常会忽视两种冲突的差别。比如，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并未如其所愿地被西方所接纳，因此有人说俄罗斯上了当。这种评论没有意识到，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太过刺眼，让人忘了它们之间同时还有地缘冲突；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变化了，它与西方的地缘冲突开始浮现出来，俄罗斯在这种冲突中经常会做各种交易。实际上，在苏联时期，斯大林也曾在地缘政治层面与西方做过交易，俄国作为老牌国家，其在外交上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多层次复杂穿梭的经验，还是令人佩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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