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职业都是需要合格的任职能力的，大学教师这种职业当然不能例外。如果一个人经过若干年仍无法证明自己拥有合格的任职能力，那么就不再给他提供相应的职位，这是合理的。
问题在于，一个人是否拥有合格的任职能力，应当由谁来判断呢？西方大学里是由同行组成的专业共同体来进行独立判断的，但人们对中国大学里专业共同体的独立性颇有诟病。如何保障专业共同体的独立性是个系统工程，短短一篇文章无法展开，本文只能就这种独立性的价值做一点讨论。
大学里专业共同体的独立性并不是现代的发明，而是有着欧洲中世纪的渊源。
图 | 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图
中世纪的欧洲处在高度封建割据的状态，大大小小的贵族领主据有各自的领地，经常征战。在贵族领地的夹缝空间中，逐渐发展起一些由各种商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城市，市民中有很多是从贵族领地上逃出来的农奴。随着贯穿南北欧的远距离贸易活动的展开，慢慢地发展出遍及全欧的商人网络，而众多城市就是商人网络的一个个节点，城市里的商人们由此积累了丰厚的资本。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城市获得了跟贵族领主们进行政治博弈的筹码。
图 | 欧洲中世纪的商业城市
领主们经常要进行耗资巨大的战争，时不时会为筹款的事情发愁，经常会向城市中的商人们借款。商人所主导的城市就会趁机与领主谈判，通过定期地向领主交一笔费用，而获得自治权。领主当然可以在授予城市自治权之后，说了不算，或者借完款不还，毕竟自己手里有枪，城市也拿他没办法；但是那个遍及全欧的商人网络就会把贸易路线绕开这个城市，这个城市里的商人也可能搬迁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商人们会觉得，没有自治权的城市，财产权也没有保障。这个城市很快会衰落下去，领主就没机会再从这里获得借款，以后的战争也会遇到麻烦。长期博弈之后，领主们都明白了，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应当尊重领地上城市的自治权。因此，中世纪欧洲的城市与古代东方世界的城市有着质的区别。东方城市都是作为行政中心存在的，是帝国的附属物；中世纪欧洲城市则是作为商业节点存在的，是一个个独立自治的法人体。
自治城市内部的治理，则是基于各种自治的专业行会。行会内部会制定一系列的规则，以规范该城市中本行业的准入规则、产品标准、生产、定价等各种行为，行会以外的力量不得干预这些规则的制定和运行。行会的这种自治权也会获得领主的认可与保护，因为这对领主与城市当局的博弈有好处。
每一种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会，其中有一种特殊的行会，就是大学。这是由教师与学生共同组成的行会，它自主地决定大学的成立或撤废，决定教学的内容，决定教师的执教资格等，在内部管理事务上不受城市当局的约束。今天我们所强调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理念，乃至于对教师的执教资格要进行同行的专业共同体评价，源头都在这里。也就是说，这些理念和制度的最初出现，并不是仅仅基于抽象的理想，更是基于具体的政治博弈。
图 | 欧洲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
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曾经拥有自治权的城市都被主权国家征服了，中世纪的行会也都被废除了，曾经的那种多元复杂的政治博弈不存在了，为什么现代社会仍然需要专业共同体的评价机制呢？这又与现代社会的一系列特征有关。
近现代国家的出现与运转，离不开近现代经济所提供的庞大财政。而近现代经济与中世纪经济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前者建立在高度专业化的复杂分工基础之上。这让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都有着高度的知识门槛，外行完全没能力参与讨论和判断。
可问题就来了，高度分工也就带来现代人彼此之间高度的相互依赖，可是我如何才能放心地把我的安危寄托在我既不认识、又没能力判断其专业能力的人的身上呢？把对专业能力的判断权简单地交给政府也是不行的，因为政府也不具备相关的知识。
专业共同体的重要性由此就浮现出来了，共同体会组成一个专家委员会，这是由掌握相关知识的人组成的。对外人来说高不可攀的知识门槛，对专家委员会来说并不存在，它完全有能力判断具体某个从业者的专业水准。经过专家委员会背书的从业者，其他人就可以放心地相信其专业能力了；而一旦被专家委员会所否定，这个人要继续在这一行干下去，难度就很大了。
专家委员会的背书，必须仅仅从专业出发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被其他的考虑所左右，否则就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这会极大伤害专业共同体本身的信用。一旦因此出了问题，没有专业判断能力的人此后就会更倾向于假定专家会欺骗自己，要用各种方式来防止遭遇欺骗，如此一来，不仅该行业会遇到很大麻烦，整个社会的信任关系也会遭遇到很大的毒害，社会的整体运转成本会大大增加。最近这些年越发严重的医闹事件，也都可以在这个机理中发现其根源。
因此，基于专业共同体的独立判断，是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能够低成本顺畅运转的一个基本前提。
*本文首刊于《财新周刊》2021年6月21日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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