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的12月26日，到这个时节,北京的寒风已经凛冽至刺骨。
清晨五、六点，始终有冒着严寒的老老少少在毛主席纪念堂门前排起长龙，静静等待着在毛主席诞辰这一天进入纪念堂瞻仰，和他们同样等待着的，还有李讷。
李讷如今已经年纪大了，腿脚不便，出行只能靠轮椅，但始终坚持每年的这一天都要来纪念堂，就穿一件厚厚的棉服或者是军大衣，和普通的老太太没什么区别，由丈夫或者儿子推进去。
在前些年，她的腿还能走的时候，她就和普通民众从正门一起排队走进去，去看她亲爱的父亲。
纪念堂的值班人员多是见过她的，一眼便能认出人群中这位朴素的老太太就是毛主席的女儿，作为亲属，她可以从西门直接入场，工作人员过去请她，李讷只摆摆手：“我只是来看看爸爸，无碍的……”
最后一面
1976年9月9日，李讷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子女中唯一在主席过世后到场的李敏说：
“后来爸爸去世以后，我让李讷来看，最后见一面，我说爸爸以后见不上面了，李讷不来”，姐姐李敏也不知李讷没有去的原因。
那时候李讷的儿子徐小宁已经4岁，她离了婚，身体完全垮了，连自己的生活都难以料理，更别说照顾孩子和工作了，儿子小小的就跟警卫战士们同吃同睡，再由警卫战士们送到幼儿园去。
李讷病得照管不了孩子，她的精神状况甚至比身体更差，可除了身边看着她长大的工作人员，没有人会关心她一下。
她的母亲对李讷前夫很不满意，连带着外孙也不待见，她知道李讷那时的状况，但始终未问一句，或者说关怀一下。
怀孕生子之后，李讷与母亲原本还能压抑情绪和平相处的时光也不复存在，在身体不适和精神衰弱的双重折磨之下，李讷对母亲的态度由尊敬、谨小慎微、不敢多言变成了不理睬、看不惯和无休止的争吵，而女儿脱离自己的掌控也是这位母亲不能容忍的。
自从被母亲找茬与丈夫分开后，李讷与母亲见一次就吵一次，她甚至朝着母亲喊：“你哪像一个做妈妈的，你的心也太狠了，你对你的女儿都不知道心疼，你还心疼谁呀？”
李讷是渴望爱的，可她那冷酷的母亲正忙着自己的大事，给不了她一份母爱，她自由恋爱结婚的丈夫也被拆散了。
身边一个可靠的肩膀都没有，儿子的到来只是短暂地给了她一些寄托，很快又消散了，只把她的身心拖得更垮。
还有父亲，李讷最亲爱敬爱的父亲，他的精神还是如此矍铄，但身体已经衰弱得连路都走不了了，她要见父亲一面也很难，很难被允许，也很难在父亲面前展现出一个快乐健康的女儿。
父亲能帮的已经帮了，保姆费、生活费一大笔开销逼得李讷捉襟见肘的时候，是父亲从自己的稿费里分钱来贴补她，还有那一封封父爱浓浓的信。
只是，父亲的身体已经太老了，没办法像当年在延安那样，抱她在膝头玩耍，没办法像初到北京时那样，教她吟诗颂词。到父亲去世，她已经不能把当初那个天真烂漫、健康活泼的女儿交还给父亲了。
延安的快乐女儿
延安中央医院的大夫说，那天看见李讷的母亲挺大肚子慢慢地从山下走到山上的医院来，是1940年的7月份，那年李讷的父亲47岁，母亲26岁。
第一次生孩子的年轻母亲情绪紧张又激动，到8月4日那天，产房内两个护士一人一边握着她的手安慰她，中央医院妇产科主任金主任亲自为她助产，产房外的窗台下早围了一大圈医生护士，都想争着看看主席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是个女孩，是个很受父母长辈疼爱的女孩。
听说孩子出生后，父亲特别欣喜，从忙碌的工作中抽身，连夜骑马赶到医院来看望母女二人，搂着看不够，抱着亲不够，最后才依依不舍地回去工作。
不过在欢喜也不能忘记原则，主席走的时候特地嘱咐医生和护士说，李讷的母亲参加革命时间不长，对她不要有特殊照顾。
说实在的，想特殊照顾也没有条件，还怀着孕的时候，他们吃饭菜也不过是大米、小米加土豆的三合饭，一碗白菜，一碗很老的豆芽，只有土豆里有薄薄的几片肉，因此李讷刚出生头就特别大，因为缺钙引起了佝偻病。
李讷的母亲当时还不是后来的模样，她在上海是个漂亮的明星，广告几乎有房子的一面墙那么大，怀了孩子后人老了一圈，孕吐反应大，总是吃两口就跑去呕吐，怀得很辛苦。
生孩子也把她的身体耗坏了，以至于母女出院时她对医生说：“我可不希望再来住院了”。
女儿生下来身体不好，做母亲的总是很担心，每个星期都请医护来检查身体和量体重，看着女儿体重一天天增加，爸爸妈妈都很高兴。
李讷满月的时候，正好是中秋佳节，许多同志和医护都被邀请到家里做客，两间窑洞里挤满了人，平时省吃俭用的主席特地请厨师做了好多菜，还从美军观察组要来了月饼及难得见得西餐吐司。
饭后，李讷的母亲从电影团借来照相机，给大家留了一张影，多年之后许多人都记得那一天的大家有多么开心，所有人都为李讷的到来而开心，也由衷地羡慕她可以生在这样一个不平凡而且充满爱的家庭。
李讷是主席唯一一个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她出生时主席将近半百，又为了革命失去很多亲人，故而对这个小女儿很疼爱。
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李讷称呼主席为“小爸爸”，主席叫爱女“大娃娃”，这个大娃娃给主席在紧张的战事中带来了不少乐趣。
战争环境中李讷没法去接受正规教育，主席就亲自教她写字读书，抱她在怀里玩耍。
主席工作繁重，忙起来废寝忘食，工作人怎么劝也没办法，就把小李讷抱来，李讷懂事地立在父亲身边，不吵不闹，只是把小手伸过去摇父亲的手臂。
“爸爸一见我，往往就会放下手头的工作，逗我玩一会儿或者出门一起散步。我记得我最早学说话，有一句就是‘爸爸散步去’。”
小李讷是个机灵聪明的姑娘，撤离延安时，飞机在头上轰轰作响，大部队已经提前走了，主席仍然未走，小李讷也跟着他留下来。
主席问她怕不怕飞机轰炸，李讷摇摇头：“爸爸不怕，我也不怕”，多年跟着部队转移生活，李讷比人们想象的都勇敢、不娇气、肯吃苦，并且还能苦中作乐。
7岁起李讷就同战士们一起吃黑豆饭，整个嘴吃得黑乎乎的，他也没说为了爱美而不肯再吃，战士们行军疲乏时，李讷就会唱几句母亲教她的京剧或是讲个笑话给大家解乏，实在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
李讷的哥哥姐姐们都在苏联，虽然不是同一个母亲所生，又相隔那么远的地方，连面都没见过，可是小李讷依然很挂念他们。
主席在寄去苏联的信中也常提到，李讷总把她对哥哥姐姐的想念寄托在一张亲手制作的剪纸或者绘画中，请父亲随信寄过去送给远方的哥哥姐姐。
美丽的蝴蝶
进城之后，李讷先随母亲去苏联治病，等她回来，同父异母的姐姐李敏已经从苏联回国，和他们一起生活，姐俩偶尔也会吵闹，李讷去找父亲告状，反倒会被父亲斥责，要她照顾好刚回国生活的姐姐。
从苏联回来时李讷已经九岁了，带回来两辆女式印彩色儿童自行车，国内的小朋友见都没见过，周秉德回忆：
“尤其是看见李讷穿着白底碎花连衣裙，左脚踩稳车蹬，右脚连续蹬地，右腿一缩一跨，已经平稳地骑上自行车照直前进，车沿着中南海湖边柳荫小道飞奔，花裙被风舞弄，真像一只飞起来的美丽蝴蝶，大家真是羡慕极了！”
进北京后主席的工作更忙了，新中国刚刚成立，所有建设的基础都很薄弱，但人民的目光时那样殷切，为了让全中国的人民都会过上好日子，他只能更发奋的工作。
不过对于女儿，他还是那样的宠爱，李讷和小伙伴们在湖里捞了小鱼小虾，要各回各家吃午饭的时候，她突然提出要带大家去丰泽园吃饭，被父母嘱咐过不要打扰主席的小伙伴们有些忧心，姐俩倒是还说：“我爸爸喜欢快乐的小孩！再说我们还带回了小鱼小虾呢。”
等到丰泽园，一问才知主席一直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连早饭都没吃，他立马放下文件，不仅同意女儿留小伙伴们一起吃饭，还把他们捉来的小鱼小虾拿到厨房做了个汤。
蝴蝶飞走了
李讷童年和少年时光确实是快乐的，只是过得太快了，到中学后，李讷逐渐变得忧郁、拘谨、敏感，变成一个“人如其名”的少女——讷于言。
她长大了，不会再骑那辆令小伙伴羡慕的银白色苏联自行车了，那只轻快的白蝴蝶飞走了。
当她的小伙伴们都时髦地骑上英国凤头车、戴上瑞士手表，穿着一身花裙子的时候，李讷总是沉默地骑着她的国产车、带着国产手表从叽叽喳喳的女孩群里穿过，衣服都是长衣长裤，没有任何显眼的色彩，像是一只失群的孤雁。
越长大，李讷越是知道自己的家庭与别人是不同的，不得不事事注意影响，处处严以律己，以防别人对她和她的父亲母亲指指点点，说三道四。
她读了很多很多书，也想得多，陶斯亮说，在李讷面前，她总感到自己的孤陋寡闻和浅薄幼稚，不由得将自己的年龄都减去十岁。
李讷从小饭量不错，自然灾害时期根本吃不饱，每一次从学校回家，爸爸妈妈就把饭菜多盛给她一些，宁愿自己饿着点儿，也很高兴看女儿大口吃饭。
只是后来这样一家人团坐吃饭的机会也几乎没有了，李讷住的小院与父亲一墙之隔，但父母不召唤她，她就不会过去，别家的孩子都有小灶，只有李讷和哥哥姐姐们一起在大食堂吃饭，有时还赶不上食堂的饭，只能啃块烧饼充饥。
她自己也只有一间屋子，沙发、地毯、衣柜、穿衣镜、装饰摆设全都没有，全是像图书馆那样一排排的书架，上面放满了书，角落里有张小木床供她睡觉，再加上桌椅，就是她所有的家具了。
越长大，李讷越知道了父亲的伟大，虽然不能像平凡人家的女儿一样时时刻刻有父亲陪伴，但父亲已经在她心里留下许多温暖的火种，她对父亲的爱，除了一份血浓于水的亲之外，还多了一份敬意和崇拜。
几乎不会有哪个女儿向李讷那样崇拜自己的父亲了，国庆节放烟花，女伴们都忙着看那灿烂的烟火，只有李讷盯着她坐在金水桥边抽烟的父亲。
她一扫往日的沉郁和拘谨，兴奋激动地挽着伙伴的手，说：“你看爸爸，神采奕奕的，多健康！多精神！我们该有多幸福啊！”
在李讷人生最黄金、最青春的时候，因为家庭的特殊，她把对美的追求、把正常的情绪、把一切同龄人追求的时髦全都压抑了下去。
这不能不说是命运和家庭给她提出的要求，但也不得不说里面蕴藏着一份李讷对父母、尤其是父亲，还有这个特殊家庭的爱。
她收敛起那个自由、任性的自己，只为了维护父亲的声誉和威严，不是没有相似出身却肆意妄为的孩子，但李讷不会也不能选择那条路，因为她爱且崇拜她的父亲。
她从北大去军报当编辑的最初，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这个新来的肖力同志住单身宿舍、吃大食堂，穿的衣服也是又破又旧，哪怕是大雪天也从不坐校车，就骑着一辆自行车穿过春夏秋冬。
身份公开后，李讷就对同事们说：“爸爸让我告诉大家，我只上过几年学，很年轻，很幼稚，也很蠢。爸爸要我向叔叔阿姨学习，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教育我”。
是有过几天别人眼见的风光，她当过一段时间的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副书记，但身体却没有办法支撑她去工作。
1970年，李讷积极响应号召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她在那里恋爱、结婚、生子、离婚，然后又一身伤病回到北京，她的家也变了样，人生变故接踵而来，李讷渐渐消失在世人的视线中……
过往种种成历史尘埃
时过境迁，过往种种都成了历史尘埃，人们看不到的那些日子，李讷生活得很艰难，但始终没有放弃活下去的念头，她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坚强，她的经历如果放在另一个人头上，并不会得到比这更笃定的答案。
曾经的她一夜之间变得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生病的时候要坐公交排队去医院，发白菜的时候母子俩就推着车自己去拉回来。
儿子上学结婚她也发愁，这么多年一切一切都地覆天翻，不变的唯有主席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李讷会和普通百姓一样，早早地赶到纪念堂门前排队，看父亲一面后又随队伍出来，匆匆忙忙赶去坐回家的公交车。
后来经人介绍，李讷与王景清再婚，王景清喜欢书法绘画，正好合了李讷的脾气，在他们朴素的家里，随处可见父亲的照片。
婚后，王景清陪李讷去了一趟韶山，那个她心驰神往却始终怕触痛的地方，走到主席小时候劳动过的田埂上，李讷突然痛哭流涕，长跪不起，她压抑了几十年的所有情感全都倾泻而出。
后来他们夫妻二人又回到了李讷出生地延安，故居里挂着一张小李讷与父母的合照，她指给丈夫看，说：“咱家也有这张照片”。
在纪念品小卖部里，李讷拿着两个像个镶嵌父亲瓷像的钥匙扣，仔细地看了又看，然后转头问：“头像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
命运和历史选择了李讷，给了她一位伟大的父亲，给了她一段动荡的青春，给了她一个与历史息息相关的人生，她只能接受，没有第二条路可供挑选。
作为伟人的女儿，李讷过早地知道了这一切，少女时代她曾对陶斯亮说：“我将来不是成为最好的人，就是成为最坏的人”。
连她本人都对自己的命运也有着深重的焦虑，每一日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她对主席女儿这个身份厌倦过吗？
她连厌倦的表情都没有在别人面前展现过，但她肯定不厌倦做她父亲的女儿，她永远热爱、崇拜她的伟人父亲，哪怕为了那个身份吃苦，她也毫无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