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奉献的一生，在内政外交上皆有重大建树：作出改革开放伟大决策，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一力促成中美建交，使中国国际战略地位空前提高。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促成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怀抱。
然而，邓小平同志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人一生也有未尽之事，那就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统一台湾。邓小平同志一直希望尽快解决台湾问题，并将其列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三大任务之一。然而，邓小平同志和中央政府虽极力促成台湾统一，怎奈台湾当局不配合，美国方面也总是从中作梗，致使统一统一大业处处受阻。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同志设宴款待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已85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表达了自己晚年的遗憾，他说：“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来恐怕做不成了，就是台湾问题。”这既是邓小平同志的遗憾，也是全体华夏子孙的遗憾。
承遗志，开新局，出奇策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在美国的支持下，负隅顽抗。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台的政策是“解放台湾”。朝鲜战争之前主要是准备武力解放台湾，朝鲜战争之后因美国从中作梗，提出和平解放的方针。
以毛主席、周总理为首的党中央为妥善解决台湾问题，最大限度考虑到台湾当局的形势，尽量避免兵刃相见。但台湾当局却置若罔闻，在美国的怂恿之下，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总是想和，他们总是想打”。统一进程停滞不前。
20世纪70年代之后，邓小平同志开始主持工作。国际形势发生了对中国统一有利的变化。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代表撤出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1972年，中日建交。中国迎来了建交潮，台湾日益孤立。
在这种形势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继承和发展第一代领导人和平统一思想的基础上，作出调整对台工作方针的历史性决策。
1978 年 12 月 13 日前夕，邓小平同志就中美会谈中的台湾问题作出批示时，亲笔用文字形式确立了“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新提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放弃了多年来一直使用的“解放台湾”一词，调整为“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
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文中以“台湾当局”称呼取代“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行动上，中央停止了对金门的炮击行动。邓小平同志在访美期间，也不再使用“解放台湾”一词。
邓小平同志以“和平统一”取代“武力解放台湾”，标志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顶层设计已经走出了“国家统一必然以武力征服为手段”的窠臼。对如何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细节，邓小平同志多年来孜孜以求，最终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1979年1月30日，邓小平同志发在美国访问时表示，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大陆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12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了“三个不变”：统一后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民间交往照旧。
邓小平同志还强调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这些谈话奠定了“一国两制”的基本框架。
1981 年 9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同志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九条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建议，后概括为“叶九条”。主要包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
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
“叶九条”，是对邓小平同志一直以来对台方针的概括，也是“一国两制”构想的雏形。邓小平同志1984年12月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曾明确指出：“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1982年1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基时说：“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性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同志会见美籍华人学者时进一步系统阐述了和平统一台湾的设想，后被概括为“邓六条”。主要包括：台湾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现实。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邓六条”是对台政策的进一步总结和具体化。
1984年10月，《了望》周刊发表《一个意义重大的构想——邓小平同志同志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对“一国两制”构想作了首次系统报道。这一报道可以视为“一国两制”构想已基本确立的重要标志。
1985年3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把“一国两制”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至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港、澳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方针正式确立。
至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统一的台湾的政策构想正式确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用和平的方式、保持台湾现有制度不变、实现国家统一，这个代价是最低的，符合台湾民众的利益，也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
定立场，促建交，排障碍
台湾问题本来是国共两党历史遗留问题。长期以来，美国采取孤立、遏制中国，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政策，成为国共两党在台湾海峡武力对峙的主要国际因素。正是由于美国政府长期干涉中国内政使台湾这一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成为带有国际因素的复杂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又成为中美关系的晴雨表。
邓小平同志充分认识到，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首先必须消除美国干涉的障碍。否则是不现实的。因此，邓小平同志希望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
但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最大分歧就是关于台湾问题。美国借与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希望按照“日本方式”实现中美建交，但要在台设“联络处”。从台湾撤军的条件是中方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美国的用意很明显，希望通过设“联络处”和让中国政府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来阻挠中国统一，制造“两个中国”。
1977年8月24日，邓小平同志宴请前来访华美国国务卿万斯，万斯提出三点建交意见：中国必须作出在台湾问题上不使用武力解决的承诺。美国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到联络处”方案 ，即中美之间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而美国驻台“大使馆 ”降格为联络处。
邓小平同志听完万斯的意见，立马批评万斯的建议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立场上的倒退 ，并直言对此我们完全不能同意。严厉指责美国要控制台湾，使中国人民不能实现自己祖国的统一。
再次严正指出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义正言辞地说：“实现国家的统一，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担忧 ！”
一番言谈之后，万斯认识到邓小平同志立场坚定，不会动摇，便不再多说。回国后将意见传达给美国政府。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对台政策。
1978年1月7，邓小平同志在接见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代表团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中国“两手”——右手和平、左手军事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说：“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要说灵 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彻底打消了美国让中国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幻想。
1978年5月21日，邓小平同志接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表达了尊重上海联合公报承诺的一个中国原则，不干涉台湾问题，但希望中国承诺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也希望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台关系有一个过渡期。
但邓小平同志坚决表示，要想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再次强调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其他国家全干涉，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是中国自己的事。
中国一直坚定立场，努力避免美国插手，不承诺放弃武力。几番试探之后，美国也终于明白了这方面没有商量的余地。
1978年7月开始，中美在北京进行了6轮建交谈判。11月，中美建交谈判进入了关键时刻，双方还是在美国希望中国发表声明承诺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和美国坚持中美建交后还要向台湾出售武器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为此，美方代表伍德科克四次约见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仍坚定立场，但同时也同意具体细节可以之后详谈。建交谈判顺利结束。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同时中国政府声明，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而美国政府也同时声明，美国将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中美建交公报的发表，标志着 中美基本实现正常化。消除了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的国际 障碍。
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邓小平同志所提出与确立的中美建交三原则: “断交”“撤军”“废约”得到落实，中美两国先后签署了三个联合公报，建立起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进与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框架。
联当局，靠人民，增交流
在“解决”了美国这个在台湾统一上最大的国际障碍之后，对台政策的重心就转移到连接国民党当局和争取台湾人民上。1979 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就郑重提出“我们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的政策主张。“两个寄希望”从此成为大陆对台工作的重要主轴。
当时最现实的问题是国民党还在台湾当权，不和国民党谈，台湾问题就不得和平解决。大陆对台政策实际上是以寄希望于台湾当局为主轴的，还是以国民党当政者为谈判的对手。
邓小平同志1979 年 1月访美时表示大陆关怀台湾同胞，寄希望于台湾广大同胞，同时寄希望于台湾当局。表示：“将采取多种方法同台湾当局，特别是同蒋经国先生商谈祖国统一的问题，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正视现实。”
1979年9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希望同台湾当局为祖国的统一携手迈进。因此，国共合作、国共两党商谈可以说是当时寄希望于台湾当局的主要路径，而密使与传话则是主要方式。中央邀请在大陆的国民党遗老出面呼吁，充当喊话联系人，蒋经国也邀请新加坡总统李光耀做中间人传话。
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时进一步阐述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政策时表示，归根到底，中国的统一这件事要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来决定。首先希望两岸的领导人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来做这件好事，这在历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希望台湾的一些领导人把眼界放宽一点，放远一点。
1983 年 6 月，邓小平同志提出两岸双方可以见面，表示大陆随时可以派人去台湾，可以只看不谈。也欢迎台湾当局派人来，保证安全、保密。
但是，从“两个寄希望”提出后大陆对台工作的实际操作看，由于台湾当局一直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决策者只有之间隔海喊话、秘密传话，两岸人员接触与往来十分有限。5年后“两个寄希望”出现微调。
1984 年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谈及《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的对台工作时指出: “五年来，我们多次真心诚意地、反复地、郑重地提出祖国统一，台湾回归的方针、政策，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各族人民来共同努力，付诸实现。”讲话中首次出现了“更寄希望于”的表述。
邓小平同志在修改国务院总理当年国庆招待会讲话时，在“台湾当局”后面加了一句“和各界人士”，使表述成为: “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和台湾各界人士共同协商，早日实现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统一。”开始强调“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以蒋经国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
大陆也从居住在大陆的台胞台属做起。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共中央先后印发了《关于对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关于落实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政策的指示》、《关于进一步落实去台人员在祖国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等文件。
明确了对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及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的政策，希望以此撬动大陆与台湾岛内各界民众的联系。
1987年台湾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和平统一的变化，国民党开放党禁、报禁，并全面开放岛内民众前往大陆旅行。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申请到大陆探亲的台湾居民有几万人。
然而，1988年蒋经国突然去世，继任者李登辉是个彻头彻尾的“台独”分子，两党合作变得遥遥无期。李登辉在权力基础稳固后开始不断挑战一个中国原则，通过“访美”、“金钱外交”、“重返联合国”等大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以致两岸关系陷入困境。
遗憾
邓小平同志为台湾归回祖国，从战略上出奇策：“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又通过与美国谈判，尽力消除美国在台湾统一上的反作用，同时也从台湾当局入手希望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然而，台湾问题错综复杂，久拖未决。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逝世，台湾回归，成了他一生“最后一件未完成的事”。
不过，如他自己所说：“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继往开来，总书记在出席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时表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话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一定能够了却心愿，补足邓小平同志的遗憾，促成台湾回归，实现祖国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