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在《怀念吕振羽同志》的悼念文章中称，“吕振羽是20世纪的董狐。他不顾个人安危，不怕横加罪名，敢于为我党历史上这个最大的冤案申冤辨诬，真不愧是二十世纪新中国的董狐！他和那些好作谤书，专写秽史的丑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吕振羽为什么被誉为20世纪的董狐呢？
1963年1月5日，吕振羽被秘密逮捕。1967年1月，吕振羽被送往北京西郊的秦城监狱。原因就是因为吕振羽曾经担任过刘少奇的秘书，所以被卷入了政治漩涡，他们污蔑吕振羽在1935年的南京谈判为“勾结蒋介石消灭红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吕振羽的审讯达800多次，目的就是需要他为配合形势作伪证。
在《吕振羽评传》中这样记述：“我要坚持自己的历史真实，也要坚持他人的历史真实。伪造历史是没有好下场的。”他经常振臂高呼：“打倒法西斯！”“打倒伪造历史的恶魔！”等口号，声振屋瓦，那些期待从他这里得到所需要材料的人，一次次落空了。
“伪造历史是没有好下场的”，吕振羽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完全称得上二十世纪新中国的董狐。吕振羽自己在监狱里感叹，“忠奸功罪全颠倒，吁天辨诬董孤篇”。
吕振羽(1900一1980)，名典爱，字行仁，学名振羽，湖南邵阳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拓荒者之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历史研究50年，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历史学家合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
侯外庐说过： “吕振羽走出书房是革命家， 走进书房是学者。 ”吕振羽早年怀有“工业救国”的志向，考入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电机系。吕振羽在中学时候就领导学生运动，后来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的指点，参加过北伐战争，还到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读书半年。1933年，经李达推荐至北平中国大学任教，成为“红色教授”。1936年，吕振羽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他到延安，先后任刘少奇政治和学习秘书，并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任职。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拓者，首先就是著名学者郭沫若。在20年代社会史的大论战中，郭沫若横空出世，以唯物史观写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以后在国内引起轰动。
郭沫若后来在《青铜时代》中承认“殷代已经是青铜器时代了”，但是最早提出青铜时代的不是郭沫若，而是吕振羽。
在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具体划分上，郭沫若原来认为，商代为“金石并用时代”，西周为铁的出现的时代，进入奴隶制社会。吕振羽则根据殷墟出土物及其遗迹的发现考察，从铜器冶炼术和冶炼场遗址的普遍存在，青铜器与其它器物出土数量的比例，以及铜器制造工艺程度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殷代并非“新石器或金石器时代”，而“应该是青铜器时代”。
吕振羽同样也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并投身到社会史论战中，1934年至1935年相继完成《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二书，同时“对郭沫若先生的著作也提出一些较系统的意见。”《〈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初版序》）
郭沫若把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西周以前为原始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战国以后，特别是秦以后为封建社会。
吕振羽不同意郭沫若的意见，首先提出“殷周奴隶制度”和“西周封建”论。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提出殷代是原始社会末期、周代是奴隶社会开始的观点，随后引起学术界的激烈争辩。吕振羽不同意郭沫若的“殷商原始社会”说，从殷代的“经济构造”、“国家政治形态”、“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特征上，论证了殷商奴隶制社会的性质。1944年郭沫若的《古史研究的自我批判》就据此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修正，正式放弃了“殷代氏族社会”说。
郭沫若认为西周是奴隶社会。吕振羽却认为，周初的分封已形成了等级不同的封建领主庄园，在征服民族和被征服民族中部产生了新的土地所有者，“宣王中兴”即是西周封建制正式形成的标志。
吕振羽的“西周封建论”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后来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吴泽的《中国社会简史》等都采用了“西周封建”说。尤其是作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历史学家范文澜的积极推广，以至于人们将范文澜视为西周封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而忽略了吕振羽。 面对这样的情况，吕振羽谦逊地说： “范文澜同志德高望重， 从个人威望来说， 从国家政治地位来说， 都应该把范文澜同志的名字放在前面。 ”
对于吕振羽的史学成就，刘大年说，“中国古代社会从文明以来一直隐秘着的谜底……首先是郭沫若和吕振羽揭开了……起先看起来，不为人所重视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研究，表面上并没有和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实际斗争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但它向人们有力地指出，中国社会历史从何处来，将要奔向何处去，昭然若揭"。（刘大年《开拓者的启示》）
吕振羽对于郭沫若及其学术地位十分尊重，“ 在中国 ,应用马克思义研究中国历史的,最初有李大钊等同志,后来有郭沫若,随后我和其他几个同志也跟着搞一下。 ” 他还称 赞郭沫若的渊博学识和科学的治学精神，在中央党校“主张学员和历史教研室干部 好好学习郭沫若的史学著作。 ”
吕振羽从事史学研究50余年，对中国的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民族史，均有广泛性的研究，首创性的成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