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了贬义词，很多人已经将这批人等同于“汉奸”、“卖国贼”。应该说，“公共知识分子”本质上并不是有明确政治立场的人物，是个描述舆论场内特定认知方式提供者的概念。只是在上一个10年里，这群人在中国有了更为明确的偏好。
“公共知识分子”是伴随着网络，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终端兴起的一群信息守关人，他们在互联网社群进一步扩张的时代里扮演着很重要的信息控制角色，类似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平面媒体，只是传播效率更高，信息更为碎片。不过这一条件并不必然导致他们就一定具有反体制倾向，还有很多其他条件。
首先，就是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这里有三个层次，其一是这批人的教育、成长历史都是剧烈变革、动荡的年代。其二，则是这批人发声的时候，也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的年代，发展中的一些社会问题普遍出现并集中爆发，通过网络则有很明显的放大效果。其三，中国改革开放接入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并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知识体系受到了美国和西方知识体系的强烈影响。这两者导致了中国语境下的“公共知识分子”带有反体制色彩，同时社会对于反体制话语有较强的认可度。
其次，则是美国的新政治干预战略，即通过互联网影响其他国家互联网用户，推广其希望对方接受的意识形态，并且保有利用互联网设置议题，推动特定归因机制被接纳，进而进行政治煽动的权力。这一战略对中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并且与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原本就有的反体制倾向形成了共振。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不论使用的是本土的传统观念，还是西方引进的现代政治术语，中国的政治文化本质上始终倾向于将政治伦理基于政治绩效之上，而非程序之上。不仅仅是大陆，香港、台湾本质上也是如此。在这种逻辑下，中国人授权统治者较大的自由度，但前提必须是实现政治伦理，这种伦理有时候叫“天命”、有时候叫“德政”、有时候可以是法治和绩效型政府，这些概念围绕着的本质上就是对治理能力的要求。如果统治者达不到这样的要求，那么人民有权推翻这样的政权，这也就是“造反有理”。中国的政治文化更多的看重实质而非程序，哪怕是民主制度的信奉者，他们也是认为民主制度更能形成政治责任，而不是民主制度可以在程序上解决政权更替的问题。在80年代以来，中国人信息整体还很有限，因此很多人的认知停留在“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粗浅观点上，由此也带来了许多错误知觉的产生。
但是近年来，这一系列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环境就发生了改变。其中核心原因在于中国确实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了许多既有问题，并且逐步强化了国家自主性，改善了治理能力和效率。在近几年，中央提高治理能力、强调治理现代化的工作开始取得了成效，逐步形成了中央-地方-社会三层之间的有机联系，国家组织可以越来越有效地、合乎程序地回应并解决社会的需求，进而让“反体制话语”失去了受众。
治理效能的提高逐步被看见，而传统上强势的西方话语则面临自身危机。中国人已经看到了美国人自己在面临着危机，一个特不靠谱的总统能够通过选举上台，并且舔着脸占全球便宜。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整个西方社会都陷入了大流行的漩涡之中，并且政治人物还可以大言不惭地公然用话术，诸如依靠自然感染的“群体免疫”，来忽悠民众。这些都让中国人发现了，西方民主制即便在西方国家，也无法实现中国人一直以来向往的充分政治责任实践，民主制在中国大部分人观念中已不再等同于德政。西方民主制的神话算是走下了中国历史舞台。
同时，中美关系的显著恶化也带来了影响。美国已经改变了之前的“对华接触政策”，这一政策认为美国有能力把中国改造成符合美国人利益的样子，现在这一政策基本宣告死亡，转而形成了以竞争、对抗为核心，兼顾合作的所谓3C战略。而在2020年3月特朗普开始的大规模反华操作后，中国大部分人已经意识到了，美国不论嘴上怎么说，行动上都不愿意让中国真正富强、让中国人真正享受现代生活，因此美国人说什么对我们来说就已经是动机可疑的话语，中国人都会三思而后行。
如此格局一改，以反体制为基调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自然走下了历史舞台。根本上说，只要中国党和政府能持续提高治理效率，保证善治的实践，那么中国人民是可以看得到、认同并支持的。这个要求其实不低，但也可以做到。此外，中国也需要发展出一套适合自身实践经验的叙事，形成符合自身环境的思想，那么中国在政治话语上的弱势状态就完全可以打破，让西方的优势话语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人类地方性的社会经验。这点，中国也需要持续努力。
大方向走对了，时间就在中国这边，美国阻拦不了我们。“公共知识分子”将成为一个历史现象，体制有理造反就无理，大家最终都不买反体制的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