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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的脊梁骨是如何断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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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理想国 2021-06-24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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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妖猫传》

孔子认为士大夫的职责是“士志于道”。其实,士大夫与士绅是同一群人,当他们作为官僚辅助君主治理天下的时候,被称为士大夫;当他们作为地方精英管理家乡公共事务的时候,被称为士绅。

考科举是跻身士绅阶层的入场券。如果只是中了秀才,就是下层士绅;中了举人或者进士,就是中上层士绅。宋代以后,科举选拔的人才越来越多,但是官位没有增加。僧多粥少,于是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不得不留在乡村成为士绅。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做了官以后告老还乡,在地方上成为德高望重的上层士绅。个别的,也有在官场上看透了仕途的险恶,主动选择回到家乡。

魏晋隋唐的士大夫为何在皇权面前敢如此牛气?到了宋朝,贵族被铲平,士大夫阶层只能被迫成为皇权的寄生虫,他们最关心的不再是个人的精神自由,而是能否往上流动。

毛泽东曾经评价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是一根到处漂浮、自由流动的毫毛,总是要依附在某一张皮上,不是贵族,就是皇权。

——许纪霖

精神自由?还是向上流动?

选自《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

01

读书人的脊梁骨是如何断掉的

好莱坞有一部奥斯卡获奖影片《勇敢的心》,讲的是苏格兰贵族反抗英国 专制君主的故事,临上断头台之前,这个贵族高呼的就是:“Freedom!”

电影《勇敢的心》

在中国历史当中,六朝和隋唐的士大夫继承了西周大夫士的精神传统,也有这样的追求自由的风采。我曾经为你讲过魏晋名士的风流潇洒,嵇康在临死之前从容弹一曲《广陵散》,那是在残暴的黑暗统治之下,士大夫展现的内在精神自由,你夺走了我肉体的生命,但无法扼杀我的灵魂在宇宙中自由翱翔

唐代的士大夫延续了魏晋名士的精神气质,在皇权面前有傲骨。杜甫如此描述李白的豪迈:“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魏晋隋唐的士大夫为何在皇权面前敢如此牛气?是因为有贵族的支撑。皇权、贵族和士大夫,这是政治中的另一个三角。士大夫阶层,按照其身份和职业来说,其实是蛮可怜的。毛泽东曾经评价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是一根到处漂浮、自由流动的毫毛,总是要依附在某一张皮上,不是贵族,就是皇权。

当六朝隋唐世家大族比较强大的时候,士大夫背后有贵族在撑腰,所以他在皇帝面前能够直起腰来,敢于说“不”。等到北宋以后,世家大族都被灭了,皇权一统天下,士大夫的精神气儿也就蔫儿了。

其实在唐代的时候,我在之前讲过,做官有门第和科举两种途径,因此唐代士大夫已经表现出贵族和平民的双重精神气质。李白与杜甫都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身上有贵族的自由精神,而杜甫呢,更多是平民的平等理想。你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的最大愿望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电影《妖猫传》

士大夫的贵族精神被秋风彻底横扫,要到宋代科举制度完善之后。凭借门第上位没门了,大批布衣出身的底层读书人通过科举进入上流社会,为士大夫阶层带来草根的气息。他们来自乡土社会,与平民阶层息息相通,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关怀。

孔孟的儒家思想本来就有两重性,一种是以民为本的民粹思想,另一种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精英意识。宋代以后的中国士大夫,尽管依然保留着浓郁的精英意识,但很牵挂平民百姓的命运,守护农民的淳朴本色。晚清的大儒曾国藩,出身于乡村底层,即使做到封疆大吏、一代名臣,在给子女的家书中,也要再三谆谆教导后代:咱们是耕读世家,务必不要忘记以农为本,安贫乐道。

平民出身的读书人,最关心的一件事儿是什么?不是个人的精神自由,而是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是否畅通,是否有平等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在皇权、贵族和士大夫的三角关系当中,世家大族垮掉了,不再能为读书人的硬气作背书。

士大夫作为无所凭借的自由流动资源,不得不依附于皇权,所有的身家性命和升沉荣辱,通通来自朝廷,只能看皇上的脸色行事。虽然少数有坚定精神信念的儒家士大夫相信“士志于道”,以一己之悲壮抗争,与皇权玩命儿,比如明代的海瑞、李贽,但大多数士大夫不过是一帮子关心个人功名利禄的俗儒。到了清代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大兴文字狱的时候,读书人在精神上更是不堪,个个被抽去了脊梁骨。

你想想,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当中那些读书人,尤其是编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范进中举”,那是怎样一群精神上的小侏儒、可怜虫啊!

不过,精神上可怜归可怜,士大夫阶层在底层社会毕竟还是中流砥柱、顶梁柱,为什么呢?且听我下一讲为你继续道来。

02

士绅对社会自治来说有多重要

上一讲我为你讲述了士大夫阶层诞生和演化的历史,还有其双重精神气质。这一讲,说说士大夫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士绅。

士大夫诞生得很早,在西周就是贵族阶级中最低的一级,但士绅要成为一个阶层,那是要到科举制度成熟的宋代以后了。考科举就是跻身士绅阶层的入场券。如果只是中了秀才,就是下层士绅;中了举人或者进士,就是中上层士绅。宋代以后,科举选拔的人才越来越多,但是官位没有增加。僧多粥少,于是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不得不留在乡村成为士绅。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做了官以后告老还乡,在地方上成为德高望重的上层士绅。个别的,也有在官场上看透了仕途的险恶,主动选择回到家乡的。比如晚清的张謇,他考中状元以后本来有机会平步青云,在仕途上大大发展。但是,他长期在上层做幕僚,看透权力场的险恶,于是就弃官不做,回到家乡南通兴办实业和教育,成了江南士绅群体的领袖。

张謇

我在之前讲过,家族社会主要凭借的是血缘关系。那么士绅社会凭借的是什么呢?血缘扩大之后就是地缘。它是差序格局里更大的一圈。

一个地方有好几个家族,辈分高的族长可以在家族内部说了算,那么在地方上究竟由谁说了算呢?告诉你吧,乡里的公共事务主要是由地方精英士绅来主持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要有序运转,主要靠两个传统:一个是多少年自然形成的社会礼俗,主要由家族族长代表;另一个是跟主流的儒家意识形态接轨的纲常名教,代表者就是《白鹿原》里朱先生这样的基层士绅。社会礼俗和纲常名教联合,白嘉轩与朱先生携手,形成了中国乡村的秩序网络。

士绅的身份有点特别,非官非民,亦官亦民。在官面前,他代表民,在民面前,他又代表官,就像三明治中间的那层肉—两片面包是官府和百姓,正是中间这层肉把两片面包连接起来。

好了,下面我就要详细为你分析一下士绅社会。

03

联系国家与社会的中枢与纽带

中国古代的士绅是一个非常特殊且重要的阶层,中国历史的许多密码都在这里。士绅阶层是联系国家与社会的中枢与纽带。

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两个原因。

首先,从思想层面来说,士绅阶层共同信奉的儒家学说,既是帝国统治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科举考试制定的唯一经典,同时也是老百姓普遍遵循的日常生活的伦理价值和风俗习惯。你还记得吗,这就是我在课程的导论部分提到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整天“之乎者也”的士绅们也被叫作儒生,他们是儒学的人格化象征,或者说是儒学的现实肉身,拥有与天子同等的双重权威—解释天命,代表民意。

其次,从社会与政治来说,当他们进入政治的时候,作为士大夫阶层与皇帝共治天下,当他们回到地方的时候,又作为士绅阶层主持民间自治。你想一想,本来皇权不下乡,行政权力与底层社会是脱节的,正是士绅阶层弥补了这一空白,将国家与社会联结起来

电视剧《白鹿原》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士绅呢?士绅的身份标志,最重要的是要有功名,也就是国家通过科举考试赋予你的功名身份:秀才、举人、进士。秀才是下层士绅,主要在乡间活动,举人与进士就是中上层士绅,有机会成为士大夫,入仕做官。所以,范进作为一个穷秀才,周边邻居、当屠夫的丈人还是看不起他;一旦中榜举人,县长大人、退休老干部都坐着大轿来拜访他,与他称兄道弟,还要把自己的房子送给他住。

挤入士绅队伍之后就是特权阶层,有资格穿长衫,免去国家的徭役和税赋,县官也不能随便抓他,会对他客客气气、以礼相待。你可能看过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其中有一位举人朱先生,弃官不做,就在老家担任白鹿书院的山长,不要说白嘉轩对他敬佩得五体投地,连县长大人都要亲自来拜访。

04

士绅的威望从哪里来

朱先生在家乡如此受人尊敬,不要以为他有国家授予他的功名,错了,最重要的不是功名,而是他有道德威望。

我在之前的课程中曾经为你区别了“权力”与“权威”两种概念,这是两种不同的稀缺资源。像朱先生这样的士绅阶层,可以说是有权威而没有权力。在地方的行政系统当中,士绅不担任任何职务,甚至连行政权力的延伸保长、甲长这类芝麻绿豆官都不屑为之,但他在民间依然有威望,以自己的威望获得主持乡村公共事务的权势。

士绅的威望究竟来自何处呢?

首先来自教育。汉字比较难学,不要说书,连文字都有某种神圣性,一张纸上写了字,就不能随手扔掉,要放在专门的焚纸炉——叫作“惜字炉”中恭恭敬敬地焚化。所以,能够断文识字的就是村庄里的圣人,读书人在古代中国竟然是一个神圣的称呼。

士绅首先是读书人,中了秀才,还没有继续发达的机会,可以在乡里开设私塾,不仅是为了糊口,赚几文学费,最要紧的是在乡间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络。在传统社会当中,老师的地位非常之高,不是因为有钱有权,而是有威望。天地君亲师,要在节日里磕头膜拜的,除了天地、皇帝、老祖宗之外,还有自己的老师。

士绅们通过办私塾、办书院,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师生网络,这叫“师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与门生的关系,被称为“学缘”,学缘关系就像我之前给你讲过的血缘、地缘关系一样,在中国社会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梁漱溟在民国的时候辞去北大教授,到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运动。为了打入与自己毫无瓜葛的当地关系网络,首先就是办乡农学校,与农民们建立师生关系,否则,一个外来人,你做什么好事都无处着手!

在传统中国,士绅作为乡民们的老师,既是“经师”,又是“人师”。“经师”,不过是教小孩子诵读儒家经典,而“人师”呢,则是言传身教,成为百里之地的道德楷模。

电影《孔子》

孔子说“士志于道”,士绅实践儒家的理想,有往上与往下两条道路。一条是目光往上的“得君行道”,皇上开明,便入朝辅助君王治理天下。另一条道路是眼光往下的“觉民行道”,紫禁城龙座上坐的是昏君甚至暴君,对不起,那就退隐乡野作为“人师”去教化民众。

明清出现了绝对的君主专制,朝廷政治黑暗,许多士绅宁愿不出山,就隐居在乡村,以一己之身作为道德表率,引领社会风气,打造符合儒家理想的礼俗社会。不仅要自己身正,而且家风也要纯正,按照礼教严格管教家人与子女。你看,当一个德高望重的士绅是不容易的!

05

亦官亦民的双重身份

除了教育,士绅的威望还来自服务乡村

基层社会有许多公共事务,然而,古代中国的政府权力不像今天,一竿子插到底,政府财政能力也非常有限。那么,谁来担当?主要靠社会自治、自理、自救。社会的自我管理,要有出头人,这就是当地的士绅。

士绅免了徭役,也不从事农作劳动,但他整天还是忙得很,要为家乡父老做好事,不是偶尔为之,而是要做一辈子的好事,他的威望与人品,是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

士绅的服务乡村,主要有三项重要事务:公共事业、社区安全和调解纠纷

先讲公共事业。传统的乡村,基本是自耕农的天下。虽然大家族可以解决一些个体家庭无法承担的事情,但涉及地方的公共事务,就要由有威望的士绅出面来协调解决。比如兴修水利,全村消防,还有抚养孤寡老幼的慈善公益,以及灾荒年间的开仓济贫。这些都是今天所说的公共产品,假如没有人出来组织协调,大家只想着搭便车,那一定办不成。这个时候,士绅的作用就是不可替代的了。

曾国藩

第二是社区安全。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土匪盗贼猖狂,乡村社会就要组织自我保护的武装,这叫民团。民团的人员、装备、训练和管理,都需要士绅出面来组织。都说美国独立战争是民兵的胜利,但你要知道,中国也有民兵。晚清太平军横扫南方,所到之处,打土豪,分田地。曾国藩在朝廷的授命下,回到老家湖南,训练民团,最后以民兵的力量打败长毛。不要以为这支湘军是为清廷打仗,他们只是保卫家乡,他们是私家军,不是御林军,他们绝对忠诚的只是曾国藩个人。

第三是调解纠纷。我之前讲过,传统中国重人情,是一个“无讼的社会”。只有发生了人命案子,才不得已跑到县府去击鼓鸣冤。一般的乡民纠纷,就地自己解决了。谁来扮演老娘舅的角色,来调解纠纷?士绅。唯有知书达理的士绅,双方才信得过。

美国的罗威廉教授提出一个重要看法,他说到了明清,中国出现了以士绅为主体的“管理性公共领域”,不仅是乡村,而且像汉口这样的城市,也是由士绅自我管理的。他们与国家密切互动,形成了明清社会的基层秩序。

士绅阶层之所以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纽带与中枢,是在于他奇妙的双重身份——亦官亦民。在乡民面前,他代表官府,官府的许多事情,有时候包括征收税赋,都要委托士绅办理。而在官府面前呢,他又代表乡民,争取地方利益,比如有了天灾人祸,就要在县老爷面前据理力争,为父老乡亲减免赋税。

官府与百姓在古代中国是两块脱节的面包,但通过士绅阶层这块夹肉,竟然奇妙地连为一体了。

不过,你不要以为国家跟士绅永远这样和谐默契。君主对自发性的士绅权力总是有一百个不放心,想方设法要在士绅社会之外推行一套保甲制,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通过行政权力把皇权的控制推行到基层。

稍微正直一点的地方士绅,都不太愿意出任保长这类权力爪牙的职务。本来,你是可以与知县平起平坐的士绅,当了保长,不是自降身价,见知县大人不等于见了领导吗?再说,乡民的利益谁来代表呢?士绅假如不能为乡民说话,在村里就没有脸面了。

到了近代,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士绅社会慢慢解体了。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科举制度取消。给士绅发身份凭证的科举不存在了,这个阶层也就不存在了。

电视剧《白鹿原 》

更重要的是,近代以后,城市兴起,乡村衰落,要学新知识,只有到省城和口岸大都会才有好学校。乡村的精英都往都市流动,乡里德高望重的士绅不见了。到了民国,国家行政权力大规模向基层渗透,乡村被腰间别着驳壳枪的保长甲长所把持,他们背靠国家权力,鱼肉乡民,欺压百姓。你看,《白鹿原》里的鹿子霖当了保长之后多么威风,又多么贪婪,权、财、色,一个也不愿放过。这帮不再代表乡土利益的土豪劣绅,被农民们恨之入骨。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最容易在乡村发动?就是因为由士绅主导的稳定的社会秩序被破坏了。老百姓对土豪劣绅不满,强烈地渴望建立新秩序,所以,革命的烈火很容易在失去秩序的乡村里熊熊燃烧!

士绅社会讲完了,下一讲我们的眼光将从社会体制的中心转向边缘,看看士农工商四大阶层中的商人。

《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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