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延安第一美女”，现在宣传得比较多的是苏菲。
苏菲是浙江一户船厂富豪家的千金小姐，原名周素珍，因为向往革命，放弃了安稳舒适的生活，辗转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她是在1939年来到延安的，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被全校师生称为校花。
在这里，她收获了满满的爱情——嫁给了美国人马海德。
马海德是个医生，他对中国的贡献并不亚于白求恩。
白求恩牺牲在援华事业上，事迹比较悲壮，知道的人比较多。
马海德专攻“麻风病”，知名度远比不上白求恩。
“麻风病”在当时属于无药可医的恶疾，而且传染率高，一个村如果发现了一例麻风病人，很快，整个村的人就会感染上麻风病。
人们因此对这种恶疾闻风丧胆，一旦发现有麻风病人，立即将之赶入偏远的“麻风院”隔离，任其自生自灭。
医者父母心，马海德立志攻克“麻风病”这个难关，做出对中国人民有益的事情。
为了打消人们对麻风病的盲目恐惧，他会主动和病人握手，甚至在做检查的时候，直接用手触摸患者皮肤溃烂处。
马海德知道，这种病的传染性并没有许多人想象中那么可怕，只要事后用肥皂多洗几遍手就OK了。
有一次，马海德伸出手和病人握手，患病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汉，瑟缩着不敢伸手。马海德主动地伸过手去，紧紧地把他的手握住，老汉瞬间泪崩，他号啕大哭，说：“自打我得这个病，多少年了，没人敢跟我握手，您是第一个。”
新中国成立之后，马海德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在周总理的特批下，成为了第一个入籍中国的老外。
在中国，马海德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的麻风病院，筹建了很多新的麻风病医院，总结和提高了治疗麻风病的技术。
因为马海德的努力，我国基本上控制了麻风病，麻风病人从50万人下降到每年病发不足两千人，治愈病人21万人。
马海德，是一个伟大的人。
为中国有这样一位女婿，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
马海德能追求到苏菲，缘起于一场舞会。
那一年的除夕之夜，马海德在鲁艺大礼堂的舞会上，一眼就看到了在人群中独自美丽的苏菲，他勇敢地邀请苏菲跳舞。
苏菲才来鲁艺不久，还不会跳舞。
马海德是舞场上的高手，他以教苏菲跳舞为名，牵着苏菲的纤纤玉手，耐心传授，兴尽而归。
也是事有凑巧，当天夜里，与苏菲同窑洞里一位大姐临产了，大家束手无策，都掇撺苏菲请她刚刚认识的马大夫来。
马海德一个劲地声称说自己不是妇科医生，但还是乐呵呵地跟着苏菲跑过来了。
次日清晨，也就是大年初一，孩子顺利降生，外面旭日初升，朝霞鲜艳。
马海德对苏菲说：“天气那么好，我们出去散散步吧！”
苏菲沉吟了一会儿，同意了。
在那个充满了生命力的春天，他们相爱了。
1940年年底，两人在组织的批准下结为夫妻。
夫妻两人相亲相爱，相濡以沫，共同携手走过了四十八年风雨，恩爱如初相识，羡煞旁人。
1988年10月3日，马海德病逝于北京。苏菲根据他的遗嘱，把他的骨灰一部分安置在北京，一部分撒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一部分带往他的美国家乡。
他们两人的爱情故事，还被拍成了电视剧《历史永远铭记》。
不过，话说回来，真正的“延安第一美女”，并不是苏菲，而是吴光伟。
至少，吴光伟在延安出现的时间比苏菲早，而且，苏菲能在舞台上结识马海德，全靠吴光伟和史沫特莱把这股交际舞潮流带到延安。
吴光伟也出自富家豪门，她的父亲是北京盐务局局长。
吴光伟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期间，认识了在北平大学读书的张砚田，于1934年3月1日步入了结婚殿堂。
1935年底，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北平地区的众多热血青年纷纷投笔从戎。
在救国热潮中，张研田和吴光伟这对小夫妻也坐不住了，来陕西西安投奔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加入了救亡大军。
张研田担任了杨虎城的参议，吴光伟则在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当职员。
吴光伟和张砚田的政见并不同，他们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和平协议分手。
随后，吴光伟参加了西北救国联合会妇女部的工作。
吴光伟在中国社会出版社的《吴光伟自述》一书中说：“我们想动员西安的全体妇女都来参加，我还帮助写宣言和标语，并在我的办公室里搞印刷……对我来说，那真是一段好时光，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我是个有用的人。我和一位懂政治的朋友住在一起，她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共产党员。我渴望从事革命工作，并想知道我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我获悉有可能到延安学习，就在1937年2月19日来到了这里。我期望经过全面训练之后能成为一名党员。”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顾祝同率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吴光伟通过西北救国联合会的介绍，为了追求革命理想奔赴延安。
最初，吴光伟被安排在抗大学习，因为懂外语，也负责参加外事接待工作，担任英语翻译。
1937年1月，在宋庆龄、斯诺等人的活动下，《法兰克福日报》记者史沫特莱到延安作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吴光伟担任了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
史沫特莱对吴光伟的第一印象很好，她后来回忆说：“第一天他(指朱老总)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原来是女演员的吴莉莉(即吴光伟)，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莉莉的工作是在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够理解得清楚时，或是朱将军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传达意思时——这种情况时时出现——便由她从中翻译。”
吴光伟的在延安的高光时刻是1937年6月20日晚上。
那天，是“世界革命文学导师”高尔基逝世周年，中国文艺协会在延安城里的大礼堂举行纪念会。
参加纪念会的有六七百人，济济一堂。
首先，由丁玲简单讲述了这个纪念会的意义和介绍了高尔基生平。
然后由徐梦秋作了中国文艺协会发展情况的报告。
此后，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博古等党政军领导都相继发表讲话。
晚上，演出由高尔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母亲》。
吴光伟多才多艺，这出话剧是她一手编排和导演的，她本人还担纲主演，饰演了剧中主要人物母亲尼洛夫娜。
演出非常成功，轰动一时，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
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也于该年5月以记者身份来到了延安采访，她有幸观看了这场演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她提到：“吴光伟女士扮演的母亲，她不忍心看小孩饿死而把他杀了，演得那么凄恻动人，观众中许多人都不禁暗暗流泪。”
因为欣赏吴光伟，海伦·斯诺事后对吴光伟进行了专访，她这样评价吴光伟：“我第一次见到莉莉（即吴光伟）是在剧院里，当时她正在演出高尔基的《母亲》，并扮演主角。她当时是延安的明星女演员，不仅有当演员的天赋，而且能够在舞台上独领风骚。她很有教养，温文尔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二十六岁芳龄，已经结婚却并不依赖自己的丈夫，至少当时丈夫不在她的身边。吴莉莉看上去身材健美，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她非常美丽。她留着三十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而且卷曲美观。延安的其他妇女则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子。在延安，只有我和莉莉烫发、涂口红，尽管我俩都很谨慎，不敢涂得太重，这也不合延安的习俗。她是抗大学员，空闲时间都在学习……”
实际上，吴光伟除了成功塑造了《母亲》主角尼洛夫娜的艺术形象，在延安期间，她还在由中央剧团、平凡剧团和战号剧团联合演出的话剧《阿Q正传》中扮演赵夫人，在《杀婴》中扮演母亲，这两次演出同样出彩。
自称是“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来到了延安，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还带来了许多新变化。比如促成白求恩大夫援华，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
当然，最著名的还是她和吴光伟携手掀起的交际舞潮流。
延安的业余生活单调，史沫特莱建议毛主席在延安推广交际舞。
征得毛主席同意后，她在延安城郊一所废弃的基督教堂里办起了交际舞训练班，她和吴光伟担任老师。
吴光伟成了延安的交际舞明星，成为了舞场上的焦点，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不过，《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说，吴光伟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焦点人物，她喜欢毛主席的诗词，不考虑别人的眼光，经常去找毛主席聊天，并“以毛诗中所用的韵律赋诗作答”。
作为了一单身女性，作为一个焦点人物，吴光伟对毛主席的崇拜太过热烈，引发了延安干部群众的一些议论。
这种情况下，吴光伟在延安待不下去，返还了西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工作，结束了她在延安短暂的革命生活。
不过，她仍然希望能够回到共产党队伍里来。
1938年3月，吴光伟曾经待过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山西转移到西安，借住在莲湖公园旁边的一个中学里。
吴光伟无法忘怀曾经一起演出战友，她亲自找到西战团驻地，看望这支寄托着自己艺术理想的队伍。
多年过后，西战团成员陈明还清楚地记得，吴光伟不止一次来看望大家，其中有一次还为大家带来肉包子。
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成员之一的朱家训回忆，他在1938年10月因生活不适，搭乘八路军的汽车到西安。他离开延安前夕，接受抗大委托，捎带200封募捐信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在西安，他遇上了在西安干训四团艺术大队工作的吴光伟。当时，吴光伟担任女生大队少校指导员。
吴光伟希望通过朱家训能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共产党组织联系，重回共产党的队员。
可惜过了很久，她都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西安干训四团教育长是胡宗南，在侦知吴光伟的思想动向后，一度将她拘捕。
张研田当时担任胡宗南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把她救了出来，和她复了婚。
但二人感情一直不好，同床异梦，貌合神离。
有一次，吴光伟与闺中密友雷锦章闲谈，她说她始终认为中国民主自由的希望就在毛主席的身上，那天晚上她们聊了很多。
雷锦章回忆，聊到最后，吴光伟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1949年解放前夕，吴光伟被张研田裹挟去了台湾。
到台湾后，张研田先是担任了台湾驻日的“亚东关系协会”理事长，后来出任台湾农学院院长，兼职经济部政务次长。
吴光伟在台湾落落难合，郁郁寡欢，常常在吃饭时举杯向北，口中高呼：“为那位北方的伟人祝福！”
这位北方的伟人指的就是毛主席。
不用说，吴光伟依然那么狂热地崇拜着毛主席。
1975年，吴光伟在台病逝，享年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