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迅速把目光聚焦到东北亚的这个半岛上。
6月28日，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我军是否要出兵，主席心里有一个“底”。
这个“底”就是绝不允许美军越过三八线。
主席说：“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
美帝显然低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决心，对我们的警告置若罔闻，嗤之以鼻。
10月1日，麦克阿瑟悍然命令南朝鲜军队越过了“三八线”向北进攻。
为了将美帝侵我之患消除于国门之外，主席决定兵渡鸭绿江。
这是一个需要有战略胆识和气魄的决策，也是一个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观的决策。
对于美帝军事的长处和短处，主席做了认真分析，概括起来，是“一长三短”。
一个长处：铁多。
三个短处：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
当然，新中国建国伊始，百废待兴，而且兵凶战危，主席对战争的艰巨性也是有充分考量的。
1950年，美国钢产量八千七百七十二万吨，工农业总产值二千八百亿美元。
而我国同年的钢产量只有六十万吨，工农业总产值只有一百亿美元。
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
但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嚣张气焰咄咄迫人，中国人民要捍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要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和平，就必须亮剑。
主席说：“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
出兵援朝，万分火急，主席打算“请彭老总出马”。
朱老总首先表示同意。
彭老总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他正在忙于制订开发和建设大西北的计划，接到调令，赶紧上飞机返京。
主席对彭老总说：“我们的意见，出兵援朝这担子还得你来挑。”
彭德怀坚定地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主席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
在下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说了自己的看法：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
10月7日晚上，主席特设家宴为彭老总壮行。
主席家没有专门的餐厅，宴会就在书房兼办公室、客厅的菊香书屋内举行，在场的只有三个人：主席、彭老总、主席的长子岸英。
彭老总看着岸英，笑着说：“岸英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真快啊!”
岸英说道：“彭叔叔，抗美援朝，上前线打仗可有我一份？”
彭老总赞许地答道：“好，有勇气。你这位参加过二战，打败过希特勒的坦克中尉，人不大，现代化作战经验还是蛮丰富的嘛！”
岸英上过苏联的士官学校、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还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当上了苏联红军坦克兵中尉，一直攻到柏林，现代化作战经验的确丰富。
主席指着岸英对彭老总说：“我这儿子不想在工厂干了，他想跟你去打仗，早就交上了请战书，要我批准，我没有这个权利，你是司令员，你看要不要这个兵?”
主席家为革命已经付出了杨开慧、毛泽覃、毛泽民、毛泽建、毛楚雄等五位至爱亲人的宝贵生命，老总怎么忍心再让岸英再去朝鲜冒险呢？他狠心拒绝了岸英的请求，说：不行，去朝鲜有危险，美国飞机到处轰炸，你还是在后方，搞建设也是抗美援朝！
岸英当然知道上战场是有危险的，但他还是恳求说：“彭叔叔，你就让我去嘛。”
主席对儿子的表现非常满意，笑着说：“德怀，你就收下他吧!他会讲俄语、英语，你到朝鲜，免不了要跟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啊!”
其实，就算岸英没有主动请战，主席也是打算把他推荐给彭老总，让彭老总带他入朝的。
时任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元帅后来是这样回忆的：“彭总入朝时，为了和驻朝鲜的苏联顾问取得联系，确定带一名俄文翻译，原先确定从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领导俄文翻译的张伯衡同志，但当时张已担任军委外文处处长。由于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北京，张伯衡工作很忙，难以离开，后又挑选了一名年轻的新翻译，可是军委作战部长李涛同志提出，入朝作战非常机密，应选一名经过政治考验和可靠的翻译，当时时间很紧，我立即向主席请求怎么办。主席立刻就说：‘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就这样，毛岸英就随彭总一起入朝了。”
也就是说，岸英加入志愿军，是主席和岸英父子两代人共同的志愿。
话说，美军在朝鲜战场大量投入了一种变态大杀器——凝固汽油弹。
这种凝固汽油弹，美军曾在1945年3月9日对日投放过，造成10万人伤亡和39平方公里城市被烧毁。
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使用了加强版的M-47型凝固汽油弹。
这是一种化学炸弹，可以填充橡胶和汽油混合物成为凝固汽油弹，也可以填充芥子气成为毒气弹，在燃烧时产生大量的一氧化氮，杀伤力惊人。
2000年3月21日，朝鲜外交部发表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各种飞机投掷凝固汽油炸弹总计超过了60万吨，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投掷16万吨凝固汽油弹的3.7倍，造成了巨大的人员物资损伤。
岸英在入朝后的第37天，就遭到上了这种凝固汽油炸弹的轰炸，壮烈牺牲。
彭老总初闻噩耗，几乎站立不稳。
良久，他才喃喃说道：“岸英牺牲了，牺牲了。”“岸英是向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的。”“岸英牺牲了，我怎么向主席交代？”
那天，老总没有吃中午饭，也没有吃晚饭，他失魂落魄，思考了很久很久，才以志愿军司令部名义给中央军委起草电报。电文如下：
军委并高(岗)、贺(晋年)：
我们今日7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11时敌机4架经过时，他们4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4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4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两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
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收到电报后，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茫然失措地把电报交给总理。
总理看了电报，也吓了一大跳。
他放下电报，思索了好一会儿，才拨通了刘少奇和朱老总的电话。
两人很快就到了总理办公室。
大家考虑到主席仍在带病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商议把事情先隐瞒下来。
总理于是在电报上批“刘(少奇)、朱(德)：因主席这两天身体不好，故未给他看”。
直到1951年1月2日，第一次战役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总理才交代叶子龙把志司电报送给主席，他说：“不要瞒了，总瞒着也不是办法，报告主席吧！”
叶子龙在《叶子龙回忆录》一书中回忆当年的细节，他是这么写的：“我拿着电报走进毛主席办公室，他正在沙发上看报纸。我小声叫了一声‘主席’，然后把电报交给他……毛主席将那份简短的电报看了足足三四分钟，他的头埋得很深。当他抬起头时，我看到他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脸色非常难看。他向我摆了摆手说：‘战争么！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
这个时候，毛岸英已经牺牲38天了。
1951年2月，彭老总从朝鲜回京述职，亲自向主席汇报了此事，并做了检讨，他说：“主席，你把岸英托付给我，我没有保护好他。我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主席没有说话，而是把目光移向窗外已经萧条的柳枝，良久，缓缓地背诵起《枯枝赋》：“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沧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然后，他扭转头，凝视着彭老总，沉痛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作为无产阶级战士、共产党员，他尽到了自己责任。你要回去讲，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不能因为是我、党主席的儿子，就不该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那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
主席的话，让在场的人纷纷掉泪，彭老总更是泪雨滂沱。
1951年春夏之交，主席在湖南一师的老同学周世钊问及此事，主席语气沉重地说：“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
周世钊无言以对，只深愧自己的渺小。
毛岸英在入朝前夕告诉妻子刘思齐，说自己是“出差”了。
刘思齐除了在1950年11收到过丈夫的一封信后，再也没有丈夫的音讯了。
刘思齐回忆说：“后来很长时间收不到岸英的来信了，我想到他说过收不到信不要着急，所以心里一直很踏实。”“大概1952年的时候，有一天，侯波突然给了我一张毛岸英戴着朝鲜人民军军帽的照片，我一下子呆住了，就像雷打的一样。毫无疑问，岸英到前方去了，我马上意识到这么长时间没有来信，一定有什么事。从那时起，我心里直打鼓。看到主席，我又不好问，他也对我从来不谈这些事。”
主席自己当然难过，但为了让儿媳刘思齐有思想准备，他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然后找机会有意无意地说一些干革命就会有牺牲的大道理。
刘思齐敏锐地感到了一种不好，她回忆说：“我记得夏天的一天，在主席的办公室里，我问他：爸爸，岸英好长时间没有来信，出差后就来过一封信，是怎么回事？主席说：他已经不在了，牺牲了……”
当时的刘思齐恍若听到了一个晴天霹雳，失声痛哭。
哭声惊动了总理，他急急忙忙赶过来，无意中碰到毛主席的手，非常冰凉。
总理劝阻刘思齐说：“思齐，好孩子，你别哭了，你爸爸的手都冰凉了，他也悲痛难过啊！”
关于毛岸英的遗体的安葬问题，1954年12月24日，解放军总干部拟一电稿，提出将毛岸英的遗体运回北京安葬。
彭老总从大局考虑，他给总理写信建议：我意即埋在朝北，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主席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亦无异议。
12月25日，总理在彭老总的信上批道：“同意彭的意见，请告总干部另拟复电。”
主席也同意彭老总的意见，并指出：岸英的遗体没有运回国内，埋在朝鲜国土上，体现了我们与朝鲜军民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精神，也说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凝成的。
中央采纳了彭老总的建议，决定将毛岸英的遗体移葬于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主席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毛岸英生前好友尤金时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埋哪吧！”
刘思齐、邵华后来曾提出过“迎岸英回家”的请求，主席引用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话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不是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岸英也应该埋在朝鲜。”没有同意他们的要求。
似乎，主席把自己的一腔心血都倾注给了党和国家，他是无暇顾及太多的私情了。
但是，1976年深秋，中央警卫局在清理主席的遗物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小柜子。打开一看，所有人都泪崩了：里面装的是毛主席亲手珍藏的毛岸英的几件衣物，有衬衣、袜子、毛巾和一顶军帽。
这些衣物，陪伴了主席整整25个春秋！
这25年里，主席搬迁过五次住址，很难想象，他是怎样瞒过所有的工作人员，没有让任何人经手这些衣物的！
看到这些衣物，人们才知道，主席把丧子之痛埋得这样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