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一天，姚一群所在单位举行了一场主题为“隐蔽战线斗争史”的演讲，主讲人名叫“沈安娜”，是曾经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一名备受上级重视的速记员。
不过这只是她明面上的身份，暗地里她其实是一名“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一名受周恩来、董必武指示，靠着写得一手好字和每分钟可以速录200字的能力，潜伏于蒋介石内部的优秀共产党人。
只要她参与了会议，她就会想尽办法将会议内容转交给中共，从1938年到1949年，她从未暴露过身份，还被誉为了“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受邀演讲是早就定好的行程，这也不是沈安娜第一次做这样的演讲了，但这一次显得尤为不一样。她在台上激情澎湃地讲着我党过去那些艰难的岁月，台下每个人都听得很入神，不过姚一群却联想到了些什么。
她口中的提到的“舒曰信、沈伊娜夫妇”，自己也从父亲的口中听到过，如果他们相同的人，那不是这演讲之人也和父亲认识？于是他安排了两人见面，不曾想这一见就揭开了一段不为更多人熟知的过往。
见面后的两人相谈甚欢，聊了如今的生活，聊了过去的革命岁月，虽然曾经他们并没有交集，但却一见如故。经过沈安娜的确认和介绍后，姚子健终于明白，原来自己曾经是在为“中央特科”工作。
随后沈安娜就将姚子健的事迹向有关部门提交了报告，经过有关部门的调查，“红色特工”的册子上多一个名字：姚子健。他便成了中央特科最后一位登陆上册的特工情报员，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67年。但在自己已是86岁高龄时，还能得到认可，姚子健也是知足的。
1927年4月，南京民国政府成立，反革命政变继续增加着社会的动荡。而后国共走向对立面，蒋介石下令“唯共产党员、各地革命者格杀勿论”，让中共的革命工作难以展开。
南昌起义过后，中共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革命队伍。起初中共中央并没有意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直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酿成的惨案，宛如当头一棒敲醒了共产党人。于是在周恩来的主导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也就是简称的“中央特科”。
“特科”共有4个科，分别是总部（即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交通科（通讯联络科）。姚子健属于情报科，负责的是情报收集。情报科人员遍布于全国多地，有时候还需要潜伏于敌人内部获取情报，所以危险系数相对较高。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机密性和情报人员的安全问题，尽管所有人员都是在了同一个目标奋斗，但相互之间并不是很了解，一个人在一条上，就只和这条线上的人有联系，不能越级联络。其实就是电视剧中，所谓的“上线和下线”，只是他们的“上下线”不是一群人。所以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姚子健认识的人只有那么几个，也只知道自己在为共产党工作，其他的一概不知。
姚子健生于1915年，江苏宜兴人。1929年14岁的他考入上海劳动大学中学部，通过书籍了解到了新思想、新文化，逐渐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兴趣。
而后“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东北以着超乎想象的速度沦陷。抗日热潮很快就传到了上海，越来越多的学生走上街头展开请愿活动，姚子健也和同学们一起加入其中。但是很快就遭到了军警的镇压，学校迫于压力都只能停课，学生们也被逼得离校回家。姚子健回家之后去到了一所小学当老师，虽然看似默默无闻，实则仍然在关心着外界的情况。
后来他无意间从报纸上看到了“南京中央陆军测量学校”招生信息，加上学校不收学费，他立马就收拾好了行囊去到了南京。顺利通过考试入学后，他才了解到学院隶属国民党，旨在为国民党培养相关人才。
经过思考后，他选择了印刷专业，因为革命需要宣传，肯定就会用到印刷。也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掀开了姚子健的革命之路篇章。
1934年春，姚子健通过好友舒曰信的引荐，结识了鲁自诚，并在他的介绍下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于是原本被分配到，中央陆地测量总局制图科，主要负责地图印制工作的他，以眼疾为申请调到了负责保管和收发军用地图资料的部门，当起了“卧底”。
战争年代里，军用地图和军队调动情报公文等资料，必然是绝对机密，但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对于这些方面的管理算不上严格，所以借着部工作员工的身份，姚子健能接触到收发室里的所有东西。不管哪支部队从这里拿走什么，他都悄悄地拿走同样资料。
然后他会在每个周六晚上，从南京坐火车去上海，把这些绝密情报资料交给舒曰信，又乘坐周天晚上的火车回南京。为了不被发现，他始终都穿着国民党军服。周六晚上走，周天晚上回，周一继续上班，从始至终都没有被国民党发现过。
起初，姚子健的上线是舒曰信、沈伊娜夫妇，也是当时的他最熟悉的“同事”，老年提及他们的也是最多的，所以才有了儿子姚一群一从沈安娜的口中听到这两个名字时，立马就意识到些什么。也幸于沈安娜是沈伊娜的妹妹，所以尽管她并未和姚子健有过工作上的联系，却也熟知他的名字。
这期间，若是舒曰信夫妇被安排了其他工作，他就将情报转交给“熊先生”，不过是一位不知道到底信不信熊的先生，如今他无从得知“熊先生”到底是谁。姚子健就在这样的状态下，为我党提供了巨量情报，直到1938年全面抗日热潮逐日高涨，他递交了开赴前线的申请被通过，他才结束了随时可能被发现的隐蔽战线工作，去到了香港。
在香港情报站待了几个月后，他带着潘汉年亲自写的两张写着，“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经为党工作多年”内容的小纸条，向延安出发。一条给了林彪，一条给了陈云。接着通过了抗大和中央组织部培训班学习的姚子健，继续以着革命者的身份，听从党组织安排，去到多地展开工作。
而自始至终，他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前面那几年，在为哪个部门工作，但他觉得只要是为了党，为了国家，其他的也就不重要了。
也就说，如果不是沈安娜的那次演讲，如果不是儿子刚好记得父亲曾经说过的话，当时已经步入耄耋之年，记忆已经开始被时间吞噬的姚子健，怕是以后也难有机会得知自己曾经的身份，更别说身份被公开了。但好在一切都来得及，英雄的故事被更多人熟知，他的名字也被更多人记在了心里。
2018年1月12日，中央特科最后一位红色特工与世长辞，享年103岁。
其实在那个年代里，像姚子健这样隐秘而伟大的人有很多，我们无法记得每个人的名字，但他们始终都会被历史铭记。他们始终都会是，激励中华儿女继续发愤图强的存在。感恩，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