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肇俊 胡譞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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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说:我和先念同志相识,是在1937年4月。那时他率领西路军余部400多人,浴血奋战,历尽艰辛,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我以中央代表名义从苏联回到迪化,然后去星星峡接应他们。先念同志从红军时代起就是一位久经沙场、英勇善战的将军。

李先念说:我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向前,一个是陈云。向前教会我打仗,陈云教会我搞经济。

党中央一直关心你们

1937年5月1日,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带着一个由40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抵达新疆与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与李先念率领的红军西路军左支队400余指战员会合。这是李先念与陈云第一次相见。

在星星峡,李先念向陈云、滕代远等详细汇报了西路军的战斗经历和现有人员情况。陈云对他一再表示慰问和鼓励。陈云说:党中央一直非常关心你们。你们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顽强不屈,把剩下的这部分人带到星星峡,是好样的,不愧是好共产党员嘛!

4日,在苦水,陈云又对西路军的将士们说:同志们不要为暂时的失败灰心丧气。这是革命的挫折,也是革命的代价。不要难过,不怪同志们,西路军是英勇顽强的。你们勇敢战斗,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转移到这里,是难能可贵的!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不要光看到失败,更要看到未来的胜利前景。不要光看到我们现在只有400多人,只要我们保存下来革命的有生力量,就会发展壮大起来,会扩展到4000、4万甚至4百万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必定将属于我们!

◆图为“新兵营”旧址。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原定李先念他们去苏联学习的决定,改为就地学习,成立“新兵营”, 归陈云直接领导。

在“新兵营”,李先念和陈云经常交谈,加强和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对于陈云高深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以及在统战工作中的灵活斗争策略,李先念打从内心里深为敬佩,把陈云作为自己的师长和学习榜样。后来,李先念对陈云在新疆的接待、安排西路军这件事,没齿不忘,多次提到:在新疆,是陈云接待和安置的我们,是陈云指出部队学习先进技术的路子。

在抗日战争风起云涌、神州大地寇深祸亟的危难时刻,李先念多次向陈云、邓发等提出回延安的请求,后经中央批准成行。1937年12月23日,李先念与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告别战友,告别“新兵营”,离开新疆踏上新的征程。

陈云同志的六条意见

1976年10月,陈云虽然还没有恢复中共中央的领导职务,但他仍以一个老革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密切关注着粉碎“四人帮”后的形势,为党和国家今后的工作思考着良策。

16日,李先念打电话征询陈云对粉碎“四人帮”后各项工作的意见。陈云谈了他所考虑的一些问题。李先念听后认为切中要害,恳切希望他把这些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他。18日,陈云将意见写成文字,在同王震、姚依林商量后送给李先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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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24日,李先念与华国锋、叶剑英在天安门。

在这份意见中,陈云说:“政治局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处理稳妥,进展顺利,我认为很好很好。”接着,陈云从巩固和发展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大好形势出发,谈了他对当前工作的六点意见:

“一、要把反‘四人帮’的文件写好。着重说明为什么必须在十月六日采取行动。因为:八亿人民中多数还不知道他们阴谋的内幕,七亿农民是在农村和穷乡僻野。因为‘四人帮’中有一位是主席的夫人。着重说明为什么必须在主席逝世四个星期就采取措施。

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三、支持各省市委工作。使党的这个重要环节能坚强地工作。包括上海在内,让他们自己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好好工作。

四、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要经常到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和工作,要成为制度。

五、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召开三中全会。

六、恢复党的好作风。因为毛主席倡导的许多党的好作风被‘四人帮’破坏干扰了。”

这份意见里还谈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防止这次运动扩大化。对还在闹派性的人,号召他们化悲痛为力量,上班工作,团结起来,共同革命;对他们的办法,只能是教育,一切也都为了教育;要防止又翻烧饼。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是老中青,只是不要聂元梓、蒯大富式人物。中央和省市领导同志不要提‘四人帮’中个人私生活的丑事,而要批判他们的反动路线和政治上的大事,这样做对党有利。要再查一查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

这时,党和国家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陈云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十二天就提出的这些重要意见,确实是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

共同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

陈云和李先念是新中国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者。在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非凡的思想智慧,受到全党的赞誉。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是陈云、李先念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对我国当时的经济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197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原订的计划安排偏大,资金和材料都有缺口,财政上有赤字。针对这一情况,陈云在3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的问题。14日,李先念和陈云又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避免出现大的“马鞍形”;国民经济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的国民经济没有综合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钢的指标必须可靠。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更要重质量。钢的发展速度不仅要制订五至七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2000年的计划;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的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渐进。信中还对当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提出许多重要意见。3月下旬,经党中央常委讨论决定,成立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

◆1978年12月,(左起)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主席台上。

3月21日和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陈云、李先念给中央的信。在会上,陈云作了题为《调整国民经济,坚持按比例发展》的讲话,指出: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我国9亿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搞建设,必须把农民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按这个比例。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搞钢谁都想多搞一点,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不靠得住?借款都是由人民银行担保,需要多少?国内要多少投资?都没有计算。搞那么大建设规模,那么高速度,别的工业配合不上。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要有两三年高速时间,最好三年。建设中要防止环境污染。到2000年,人民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水平,少数可以先富起来。差别不大,但是还有。要甘肃赶上江南,不容易。对外资、外国技术一定要,而且要充分利用……

李先念在会上对陈云的发言作了重要补充,作了题为《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讲话,分析了经济战线上的形势,论述了调整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提出了调整的方针和任务。提出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四项措施:一是以计划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二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物质利益挂起钩来。三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明确中央、地方、企业的权限。四是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组织各种专业和联合公司,搞好专业化协作,积极推广经济合同制等。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经济形势和对策,以及国家计委提出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会上,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重要讲话。讲话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强调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必要性,总结了过去的经济建设经验,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这之后,陈云、李先念为贯彻实施新八字方针做了大量的工作。

经济调整方针在实施初期并不是很顺利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尽管作了较大的调整,但基本建设规模仍然安排过大,致使财政出现170亿元赤字。1980年,国家财政收支又一次出现了127亿元的赤字。现实一再表明,要想使整个国民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就必须对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进行认真清理。

◆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左起)陈云、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在一起。

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陈云进一步明确指出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主要的错误是“左”。在“左”的错误引导下,不可能总结经验。他还指出:必须认清我们是在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国家进行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头脑要清醒,要十分谨慎地利用。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注意和考虑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必须集体商量,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调整不仅是要前进,而且还意味着某些方面要后退,退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李先念也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说,他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并指出,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31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李先念说,陈云同志关于过去经济建设方面的主体错误是“左”的错误的意见是非常深刻的。经济部门要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12月中央工作会议,是全面打开经济调整局面的重要会议,是在经济工作中摆脱“左”的影响的转折点。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对确立进一步实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正确方针,起了重大作用。会后,中央及国务院各部委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基层,贯彻会议精神,调查了解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全面落实1981年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案。由于全党思想统一了,调整工作取得了迅速进展,1981年的财政赤字由1980年的127亿元下降为25亿元。

这次经济调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一方面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这一切是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历史作用分不开的。

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

1979年1月13日,广东省向国务院报告,在三五年内把宝安地区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商品生产基地和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属省辖市建制。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的蛇口辟为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3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广东省将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4月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试办“出口特区”。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行试办。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达文件,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深圳特区遂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

李先念是决定创立深圳特区的领导人之一。1979年元旦刚过,关于在深圳蛇口半岛开办工业区的报告,就呈到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手中。送此报告的就是时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董事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

不久,李先念召见袁庚。准备周全的袁庚在汇报的同时,呈上了一张地图。李先念显然非常清楚袁庚的意图,在听完汇报后,随即用铅笔在地图上南头半岛划了一条横线,笑着说:“给你们一块地可以,就给你们这个半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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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7月,(左起)李先念、陈云、徐向前在人民大会堂。

在以后的10年间,深圳人创造出了“深圳速度”、“深圳思维”和“深圳成就”,使一个原来的普通县,一跃成为拥有600万人口的现代化国际城市。深圳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榜样,为人们提供了对外开放、快速发展的经验。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李先念一直未能去过深圳。

陈云极为关注改革开放事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就指出:改革还是要搞试点,总结经验,要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没有现成的东西,先试点,取得经验。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改革不合理的东西,使之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现在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要实行开放政策,闭关自守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要改革,但步子要稳,不能要求过急,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出现大的“马鞍形”。

◆1985年8月,陈云与李先念交谈。

陈云虽然没有到过深圳特区,但他支持特区建设,曾多次派秘书到深圳、珠海特区了解情况。当有人提出搞特区货币时,陈云明确指示:“货币发行权要集中到中央,如果各个特区都发货币,实际上就是两种货币并存。而两种货币并存,人民币的‘腿’会越来越短,特区货币的‘腿’会越来越长。因为‘优币驱赶劣币’是货币的客观规律。”后来陈云还打算到经济特区看看,但终因身体状况而没有成行。

陈云非常欣赏李先念,两人在共同的事业中有许多共同的语言,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92年7月21日,在李先念逝世一个月时,陈云写下《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7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中指出:“1954年先念同志从湖北调到中央,参与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他是将军管理经济,但他能很快精通当时的经济工作,这是十分难得的。”“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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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曾被毛主席赞誉“将军不下马” 打仗结束搞经济的他到底有多厉害?

一、毛泽东紧握李先念的手笑称:果真英雄出少年

1935年1月,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军事领导权重新被确立后,即电令红四方面军由川陕革命根据地向西出击,以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作战。3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转而进军川西北。

到5月底,中央红军经过十个月的行军作战,疲惫交困,“拖的只剩下了一副骨头架子”。就在这时,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收到了来自雪山那边的红四方面军的电报:

一、我们已派一小队向西南进占懋功与你们取联系。你之先头部队确取联系后,请即飞示以后行动总方针。我方情况请问我先遣之指挥员同志,即可得知大概也。

二、川西一带情况有利于我们消灭敌人作战巩固之后方根据地……。

国焘、昌浩、向前

六月二日

来电如一阵春风,迅即传遍中央红军各部,一片欢呼。

6月12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给中央起草了《关于川西北敌我情况的报告》。在报告中,徐向前详细介绍了敌方的部署、兵力、调动情况,汇报了红四方面军所属各部队的部署情况和战斗任务,第二天,连同两幅地图,一起送往红一方面军,并称: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同志已来懋功,并带电台一架,在懋功之部队目前应如何配合兄方行动,请直接示之。

16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一座法式建筑的天主教堂内,会见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毛泽东伸出他那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李先念的手,上下打量,连声说道:“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

李先念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显得十分激动。

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对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同时充分肯定四方面军的成绩。他说,过去两支红军独立作战,力量分散,现在好了,两支力量合在一起,我们的力量就更大了。

随后,毛泽东打开桌上的军用地图,边看边问,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气候怎样?地理条件如何?人民目前的生活状况?毛泽东以十分亲切的目光望着李先念,期待着回答。

李先念如数家珍:岷、嘉两江之间地区,山间平坝子多,物产丰富,人烟稠密,居民以汉族为主,也有羌族和藏族,部队的给养与兵源估计都不成问题。从战略地位上看,东连川陕老根据地,北靠陕甘,南接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回旋余地大。红军如果进入这一地区,有了立足之地,可以休整补充,恢复体力,再图发展。趁现在茂县、北川还在我军控制之下,可以打回去,否则,再打过岷江就难了。

毛泽东听得很投入,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李先念补充道:“我们来懋功的路上,人烟稀少,只看到少数藏族牧民,筹粮很难,大部队久驻无法解决给养。大小金川和邛崃山脉一带,高山连绵,谷深流急,大部队很难行动,不容易生根立脚。向西北去条件更差。”“依我看,无论从地理条件、群众基础,还是红军急需休整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前途看,两军会师后应向东北方向,首先是向岷嘉地区发展比较有利。”李先念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好!说得好,很有见解,真知灼见呀!”毛泽东对李先念大加赞许。“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相见恨晚喽!”

1984年6月15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对索尔兹伯里回忆当年的情形说:“我们到后,他们(指红一方面军)跟着就到了,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尽管我们做了很大努力,也只给他们补充了一千多人。确切地说,做得太不够了。当时一、四方面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可争吵的。”

1937年12月26日,经过“西路军”征战的李先念在周小舟的陪同下,乘汽车离开兰州,经西安到达延安,住在中央军委招待所休息待命。

年底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晚饭后,在十分详和的气氛里,毛泽东和李先念他们谈起了西路军。他指出: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他们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没有棉衣,没有医药,没有子弹,但坚持用大刀、矛子和敌人拼杀,他们的牺牲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还鼓励大家说: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任何军队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知道李先念是工农出身,就安排他去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着意培养。入学不到两个月,抗大第三期结业,李先念又转入马列学院学习。

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延安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

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这是一般人所难以接受的,可李先念没有想这些,此时他想的是只要能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所以他坚定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谭政同李先念谈了工作分配问题之后,不久,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问:“听说安排你到一二九师当营长,有这个事吗?”

李先念作了肯定的回答。

毛泽东说:“这太不公平!”

李先念鼻子一酸,眼中涌出热泪。毛泽东的这句话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也是对二万多西路军将士们的安慰。

后来,在毛泽东的亲自安排下,李先念没有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而改任去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后又被刘少奇、朱理治留在鄂豫边,参与领导中原地区的抗日斗争。

二、毛泽东称赞李先念的做法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

全面抗战打响后,1939年1月,奉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命令,李先念率领一支由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确山竹沟镇南下,向武汉外围挺进。

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对李先念的南下非常关心。要求李先念及所率部队应由铁路两侧到国民党不去之区域发展,在发展中目标尽量缩小,并多组织过渡形式武装,多求质的巩固。

2月12日,毛泽东电示:“我军每到一处,均须发布告或宣言”,“广泛宣传,以打击反共顽固派”,唤起民众,一致抗日。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下,李先念在南下途中,一面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广泛地播下抗日种子,一面将各地党组织领导的分散的抗日游击武装穿珠成串。继新四军挺进团成立后,6月,李先念和陈少敏等在京山养马畈主持了鄂中区党委会议,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决定在鄂中打出新四军的旗帜,并统一豫南和鄂中党的武装,建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下辖5个团队,使中原敌后产生了第一个游击主力兵团。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一经成立,在李先念的率领下,高举新四军的抗日旗帜,向鄂中、豫南、汉水和淮河两岸的敌后挺进,机动灵活地打击汉奸、伪军和零星日军,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逐步创建根据地。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制造了一次又一次反共磨擦,使新生的根据地和人民武装面临着严峻局势。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决策下,中原局作出了创立最坚强的抗日游击队伍,建立鄂东、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并使之逐渐连成一片的决定。11月中旬,李先念与朱理治、陈少敏、任质斌等在四望山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鄂豫皖、豫鄂、鄂中三个区党委,统一成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并将以上各地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1940年1月3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湖北京山八字门正式建军,李先念任司令员。同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指示“李先念的任务是巩固现地策应我军”。刘少奇根据党中央及毛泽东的指示意图,从苏皖敌后给李先念发来指示:“所有在鄂中、鄂东活动,我党所领导的部队,统归你们指挥节制,部队番号改称挺进游击纵队”。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建军时,国民党顽固派正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进行坚决自卫。

4月17日,李先念、任质斌等率纵队主力东进,对盘踞在大小悟山地区的程汝怀部展开攻击,击溃了顽军,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并发展了抗日武装,在边区粉碎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对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反顽自卫战争,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5月4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南局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电中,不仅充分肯定李先念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并明确指出“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对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

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对正在开展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军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同时,经中央肯定和传播的鄂豫边区之新鲜经验,对发展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