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是书法走向艺术自觉的重要转变时期。作为书体演进的一个环节和这一时期众多书家的突出代表，王羲之兼工诸体，并继往开来，裁成不同于汉魏的草、行、楷新体(今体）；王献之书承羲之，交融草、行而宏逸过父。二王新体开宗立派，成为东晋、南朝的主流书风并启被其后，形成了新的系统。理解二王在书史上重要贡献的关键，在于王羲之的今草。
王羲之《行穰帖》
从新书体体裁的层面看:
其一，在从长期而大量的隶书草写中演化而出的张芝、卫瓘为代表的汉魏时人书法成果的基础上，王羲之完成对隶草的改制，形成了成熟的今草。今草完全消解了隶草遗存的隶意（笔势、字势的横张），以竖向下引、起伏流贯之笔势为主导，生发出纵横曲直、自由多变的单字及字群的空间形式。
这就突出了笔势运动的合理连贯性及其导引空间形式营构的主动性，强化了书法的时间特征（所谓“字群”的创树实源于此），使线的意义更为纯粹。这对于形成今草“以使转为形质，以点画为情性”的体裁，对于沟通笔势运动与主体的内心律动，形成空间形式的有机整体，拓展书法通于音乐、舞蹈的艺术表现功能，至为关键。
其二，在篆、隶与隶草的基础上，方圆交互，由变化生动的笔势运动衍生出空前多样的空间形式，极大地丰富了笔法、笔形、结字、章法的涵容，形成了今草的一套技法规范，既为新体的行书、楷书提供了形质上的参照（约草就行、规行成楷，“损益锤君之隶”，此不详论），又为其后草书、行书、行草书风格多样演化的可能性提供了基础。
从审美内涵的层面看：
其一，魏晋时期思想文化重大变化的标志是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二王新体则成为书法艺术本体自觉的标志，并典型地体现出”魏晋风度”（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二王草、行书的艺术风格表现为：萧散简远悠游自在的风神、俊逸多姿爽健流便的势态、超逸绝尘意于形外的韵致，从而反映出晋人精神解放、尊重个性、生机活泼的艺术心灵和远朴趋华、耀文含质的审美取向，—言蔽之曰：晋韵。
其二，基于作为魏晋时期书法艺术主体的门阀士族的文化心理与精神风貌，二王草、行、楷书雅化了书法的形质与内涵，具体表现在形式要素的精妙唯美、技法的深入讲究、文化内涵的雅逸绝俗。以书名家自此形成社会文化风尚，而崇文尚雅则成为文人书法的鲜明特征，树立了影响久远的书法审美的新的价值标准。准确理解二王书艺真正的历史意义，对于当代而言至关重要。
在这一系统的后续发展中，初唐因太宗的推崇，王羲之书独尊一时，风从者众，虽对二王影响的延续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历史地看，王羲之书艺的本质精神此后也因人为之的种种神圣光环而受到某些曲解。
作为唐代书法突出成就之一的楷书，其所承续的”二王”，其实早已开始异化。如果说，“到了隋唐，晋人书艺中的神理凝成了法，于是智永精熟过人，惜无奇态矣”（宗白华《艺境》），那么，初唐的欧、虞、褚“俱用二王法”而各有特色的楷书，更是程度不同地受到由隋入唐所带来的文化南北合流的影响，而且，与实用功利的巨大影响不无关系，精熟更过于智永，完全理性的形式技法规范已然铸成。
到了盛、中唐的颜、柳之楷，虽各成一体并见时代气象，但理性规范也日益走向程式化，更发展到“森严”的地步。便于习字入门的今楷高度成熟了，但是离晋人那种“尽各字之真态”的艺术性、离二王那样的心性简远自然却是越来越远甚至背道而驰了。唐楷的高度程式化在实用领域最终导出了宋代的印刷楷体，直到后来的仿宋字。
因此，理解以二王为发端的这一系统的后续发展，主要应从草、行书切入。以最具代表性而又至今可见作品的书家为据，由唐至明，择其要者，这一系统草、行书的后续发展可以梳理出两条线索：
其一，智永——孙过庭——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王铎
其二，智永——孙过庭——张旭——颜真卿、怀素（李邕）——杨凝式——黄庭坚（苏东坡）——（董其昌）——王铎
第一条线索中的各家，虽因时代思潮、个人积学与性情之差异而书风各具特色，但均以晋人为旨归，在二王风范与格局的总体规模内各显灵苗，代有通变。
其间，孙过庭俊拔刚断，顿挫流宕，风神“咄咄逼羲献”，“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
米芾振迅天真、奇宕超妙，直入晋人之室，堪称二王“嫡传”且用笔之神变实有过之，其集古出新，不愧为文人草、行之一大重镇。
赵孟頫以遒媚秀逸见长，尤重笔法，在特殊的时代条件下力倡复晋人之古，影响广泛，但所得形貌多于神理，不免唐人习气。
董其昌以真率古淡求诉晋韵，其书骨力内含，疏宕秀爽，尤饶墨韵；且见识超卓，慧悟二王“以奇为正”之要妙。
王铎以”独宗羲献”自命，在二王一系草行书中涉猎深广，得米尤多，而融铸时我，风格兀立。
第二条线索中，越初唐尊王风气而至盛、中唐，张旭、颜真卿、怀素虽沾溉二王，但毕竟酝酿于盛唐新气象，又逢开元、天宝年间玄宗帝喜好汉隶碑书推波助澜，丰硕、巨丽成为新的审美时尚，加之主要代表人物颜真卿的师承关系与素擅籀篆的家学渊源，于是从书写心理机制到形式技法，二王一系今草至盛中唐产生了重要变革：理性、情感的融洽协调与情性的自适流露，变而为理性潜隐激情宣泄；出于主动的艺术立场借古开新，引篆入草、行，改变二王线质，省约二王形制；或横纵连绵，起伏腾荡，诉诸狂草（大草成为今草中的新体裁。艺术性书写与实用性书写之分野实发韧于此），或遒凝婉畅、沉酣跌宕，形诸行草。而颜氏又引篆隶入楷，卓然成一新体。另有同在盛中唐，早于颜而以行书盛名于其后的李邑，虽本于怀仁集王《圣教序》，但线质亦见篆隶之影响。
杨凝式书独步五代，上承盛唐之变，下启北宋苏、黄。其“机括本出于颜，而加以不衫不履，遂自成家”（刘熙载语）。究其草、行之线质，确如颜真卿之引籀篆，极富漏痕意趣，但风情变化，又暗合晋人神理，可谓学颜而善化，自出机杼。
苏轼、黄庭坚之承盛唐新变而又力求晋人神理，表现有别。若以上涉旭、颜、素，形神兼会而风格特立论，黄胜于苏。构成黄庭坚草、行书风格的形式要素，除空间节奏与形式自出新意外，其草书线质的圆劲遒凝与行书线质的浑古生辣，均与颜同调。
其书论中对于周秦籀篆与旭、颜、素乃至王羲之书法的融通关系亦独具慧眼，多有洞察和阐发。苏东坡以行书《黄州寒食诗》为独绝，虽亦力倡学晋，并力主以意行之不为法缚，但实由颜真卿行书的“信手自然，动有姿态”于颜书形质的丰厚遒润获益更多。
董其昌本归于前述第一条线索中，为明代深解晋韵且有成功创作实践之代表性名家。但与此同时，由于对颜、素，尤其怀素亦颇有研习，其大草的线质则明显受到怀素引小篆入草的影响，且尤富于放逸而虚灵冲淡的意韵（见《试书帖》、《临怀素自叙帖》等）。
原题：《书法历史传统源流概说》
作者：何应辉（本文节选自《中国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