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自身制度的局限性，历史上没有长盛不衰的王朝，无论曾经多么强大、蓬勃的帝国，都逃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循环，以全面强盛而闻名的唐帝国也逃不出这个桎梏。而且，唐朝的衰亡显得特别与众不同：它用了一百多年达到顶峰，随后的一百多年却进入了“慢性死亡”的状态，直到最后一根稻草的到来，它也如其他王朝一样被彻底压垮。
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重要标杆，唐朝让无数人心驰神往。然而，这个持续了289年的帝国，也许只有前面的137年才吻合人们心目中的完美形象；以公元755年为节点，随后的152年与一些朋友的想象全然不同。
安史之乱前的唐朝，经由三位皇帝迈上了巅峰：
作为隋末乱世的亲历者，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朝二世而亡的惨痛教训，空前重视民众诉求，一方面，选贤任能、整顿吏治，通过一系列制度的确立强化了对权力的监督；另一方面，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力促实现百姓安居乐业。对外，主动以高效的手段打击现实与潜在的威胁，拓展了王朝的生存空间。一个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全面兴盛的基础。
唐高宗李治即位前期，延续了贞观年间的各项政策，关心民间疾苦、厉行节俭，同时积极对外用兵、消除边患，实现了边陲安定、百姓安宁的“永徽之治”，被赞有贞观遗风。后来武则天掌权期间，虽然政坛屡现动荡、还涌现出一些弊端，但大唐王朝的整体向上趋势并没有被打断。
而在唐玄宗即位后，针对因频繁宫廷争斗而衍生的诸多隐患，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全方位的改革：
政治上，重点改革吏治。李隆基规范宰相任命机制，形成了固定化、制度化的特点，同时他对这一岗位任人唯贤，启用了姚崇、宋璟、张九龄、韩休等一大批名相主持政务；他雷厉风行地裁汰亢员、精简机构，建立起地方官员的考察评定制度，还专门颁布了《整饬吏治诏》，有效打击了地方官吏贪赃枉法现象，此外还恢复了贞观年间的谏议制度，使政坛风气为之一新。
经济方面，他强调：“古之善政，贵于足食；将欲富国者，必先利人。”即把富民放在富国之前，主张藏富于民；他定期下令轻徭薄役、兴修水利，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在军事方面，唐玄宗整顿军队、采取积极扩张政策，不仅收复了西域，还降服了后突厥、契丹、奚、室韦、靺鞨等北方游牧政权，国土面积空前辽阔：“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
在文学方面，本身也是文人的李隆基在长安、洛阳创设集书院，组织全国著名学者、集中力量著书立说，为唐朝的学术、文化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后世之所以把“开元盛世”视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巅峰，源于它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鼎盛的时代，强大、繁华、自信、包容、文明，整个人类古代史上也极为罕见。
然而，伴随着空前的成功，后期的李隆基也埋下了祸乱的种子。为了强化皇权，他重用恩荫出身的李林甫对抗科举体系的张九龄等人，曾经清明、高效的权力中枢逐渐腐败；为了控制边镇、避免内外结党，李隆基打破原有体系，大量起用在朝廷里没有裙带关系的外族将领为节度使，养成了身兼三镇、北方军权尽在手中的军事怪物安禄山；同时，志得意满的李隆基后期忽视国事、沉溺酒色，给了权奸以可乘之机，大唐的繁盛外壳下，实际上已经暗流涌动、危机重重。
公元755年11月，安史之乱正式爆发，这场持续八年的封建王朝内部动乱，不仅仅造成了人口方面的巨大损失，还系统地冲击了唐王朝的运行体系：
其一，统治者与地方军事统帅之间的信任危机难以扭转
也许是因为被自己信任的武将“捅刀子”的缘故，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朝统治者已经体现出对军人的不信任：
李隆基轻信宦官之言诛杀名将封常清、高仙芝，逼迫哥舒翰出战；
镇压叛军的顶梁柱郭子仪、李光弼多次面临来自朝廷的猜忌，间接导致战事屡次反复；
因此，在平叛面临尾声时，将领仆固怀恩为了避免“兔死狗烹”，故意保存叛军旧部，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形成了魏博、成德、卢龙这三个名义上归顺唐朝、实际上拥有辖区内所有权利的藩镇，即大名鼎鼎的“河北三镇“。
同时，在平叛的过程中，藩镇这一组织形式也逐渐推广到内地。然而，绝大部分藩镇都是听命于唐朝廷的，甚至连河北三镇也接受中央的大政方针，时常奉命参与平乱、攻打外部政权等任务。
不过，在其后的100多年，历代唐朝有志帝王均试图彻底收回以河北三镇为代表的藩镇的权力，但是，由于政策失误，他们不仅没能达成目标，反而激起了更大范围的反叛，如唐德宗的削藩战争导致了失控的“四王之乱”，连自己也被赶出了长安；唐宪宗一度完全解除了河北三镇的武装、实现了直接统治，然而朝廷的后续人事、政策应对连续失误，激起了三镇军民的方案，反而重新进入了不可扭转的更严重割据局面。
其二，宦官主导了唐朝的政治进程
在安史之乱中，出于对武将的忌惮，帝王使用宦官监军、制衡军事统帅的做法成为了惯例，这也是政府军经常贻误战机、判断失误、造成战情反覆的重要原因；
同时，对于历代唐朝皇帝而言，宦官也全面取代宰相，成了自己最信任的人、甚至还将中央军权交于他们之手。比如唐肃宗视李辅国为头号亲信；唐代宗则先后信任程元振、鱼朝恩；曾经排斥宦官的唐德宗，在遭受“泾原兵变”的羞辱后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把禁军悉数交给了窦文场、霍仙鸣等宦官指挥，从此，掌握了中央军权的宦官群体，成了能够左右唐朝政治发展的强势群体，甚至能够轻易的杀害、废立皇帝。
比如曾经创造“元和中兴”的唐宪宗就死于宦官之手，此后的历任唐朝皇帝均由宦官拥立。唐文宗曾试图联合文官除掉宦官，却迎来了“甘露之变”的惨剧，文官集团几乎被诛杀殆尽，唐文宗本人也彻底沦为了傀儡；接下来，唐武宗曾创造了“会昌中兴”，被称为“小太宗”的唐宣宗甚至还收服过河西地区，但这些都只能算是唐朝的回光返照而已，被宦官所掌控的朝廷已经病入膏肓，经由后来的唐懿宗、唐僖宗两位昏君后，唐朝彻底无法苟延残喘。
其三，剥削逐渐加重，成了压垮脆弱唐王朝的稻草
安史之乱后，由于战争的损失、河北三镇的相对独立，唐朝中央朝廷掌握的人口大幅减少，由战乱前的900多万户锐减为290多万户；但在同时，由于对内持续不断的削藩、平乱，对外与吐蕃、南诏的战争，唐朝廷的财政需求却居高不下，这些压力最终都归在了老百姓的头上。
以唐德宗为例，在削藩失败后，他意识到“手里有钱”的重要性，在全国范围内增收间架、茶叶税，还主动要求地方向他进贡；各级官员也上行下效，他们巧立名目、大肆盘剥；在藩镇方面，同样也统“暴刑暴赋”，百姓身上的负担日益沉重、民怨越来越深，安史之乱后农民起义频繁爆发。
公元875-884年，势头浩大的王仙芝、黄巢起义爆发，席卷了大半个唐朝国土，南方经济中心遭受重大打击，唐朝存在的基础全然崩溃。
与此同时，李氏的威严也在农民起义中被完全摧毁。以沙陀将领李克用、出身起义军的朱温为首，地方军阀趁着镇压起义的机会扩张自身势力，其他诸如李茂贞、王行瑜等小军阀也横行一方，李唐皇室一步步被挟持、残害，逐步迈向惨烈的国破家亡：
公元900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联合宦官劫持唐昭宗，朱温趁机以勤王的名义前来围攻；到了公元903年，李茂贞落败，唐昭宗成为朱温的傀儡；
公元904年，朱温以入宫奏事为名，派人率兵杀入皇宫，将唐昭宗当众砍死，随后扶植年仅13岁的李柷为帝，史称唐哀帝；
公元905年，在朱温的命令下，蒋玄晖九曲池设宴招待唐昭宗的九个儿子，其后在众人醉酒之际把他们全部杀害，尸首抛入水中；
几个月后，朱温在滑州白马驿屠杀仍旧支持李唐的朝臣三十多人，史称“白马驿之祸”，唐王朝已经名存实亡。
公元907年，朱温逼迫唐哀帝禅让，下一年将其斩草除根。曾经强盛无比、令无数人骄傲的唐朝，在经过了100多年的挣扎后，就这么惨淡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