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卫报》6月20日刊登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的文章，他以《美国最大的危险不是中国》为题，认为“纵观美国战后历史，我们轻于责己，遇事总是怪别人。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我们逐渐滑向原始法西斯主义。我们须小心，不要过分妖魔化中国，否则会助长新的偏执，进一步偏离应该做的事，助长本土主义和仇外心理，导致更大的军事支出，而非对美国的教育、基础设施和基础研究进行投资。美国的核心问题是，能否在不制造另一个敌人的情况下重拾我们的身份和共同责任。”
历史上有很多大国起起落落，其中有一些并不是死于竞争对手之手，或者是经历过漫长的衰弱期后被新兴对手灭亡。罗马帝国掌握了地中海的控制权，但因扩张停滞而导致一系列秩序崩坏；西班牙帝国曾垄断大西洋贸易，但因内生增长不足给尼德兰和英国做了嫁衣；不列颠帝国再造了日不落帝国，但因为核心区无法平抑美洲和亚洲的新兴大国而进入漫长的衰退期。现在，美国帝国巅峰已经持续了近80年，美国帝国能否国运昌隆，恐怕已经是个很现实的疑问。
中国没有接替美国掌握世界霸权的打算，也应该看到就美国目前而言依然不是目前的中国所能超越的。美国的帝国核心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核心区都要大，并且因为面对两洋而非常安全，这本身就赋予了美国帝国相比于过去任何一个帝国更大的、更安全的可用资源量。美国也用同盟体系控制住了绝大部分的潜在挑战者，用一种隐蔽的方式交换了这些潜在挑战者的忠诚。也因此，美国的权力相对于其他国家依然拥有显著优势，从技术、科学到知识规模，美国依然超越其他国家。如果说有哪个国家可以用单一的国力平起平坐地挑战美国，这还不是现实。
但是美国霸权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衰弱，有学者就认为2020年是美国霸权终结的起点。很多美国人将问题归结为中国，然而事实上中国即便按照最乐观的方式发展，依然需要数十年才能达到美国现有的控制能力，中国取代美国最多是个预期，不是现实。美国霸权终结的说法，基础在于美国已经很显著地无法承受其帝国运转成本。
美国的超越地位是需要巨量的资源来维持的，这其中交换盟友的忠诚是很大一部分开支，这其中既包括了美国市场对盟友的高度开放，也包括了在盟友驻军、利益输送、盟友在美国内部游说等等。同时，从帝国边缘不断汲取的资源平抑了美国帝国的成本，却也给美国本国公民带来了竞争。美国霸权带来的巨量利益也没有实现普惠，为了维持金融、技术绝对控制权而形成的跨国巨富阶层脱离了美国本土社会，他们反倒开始成为反主权的力量。这些因素都在撕裂着美国社会，美国霸权的收益无法被美国人均等享受。而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民主制未见得使问题快速暴露出来，但毫无疑问放大了这种撕裂。
暂时而言，美国还没有真正找到解决方案，有两个潜在的选择：一种方案是国内强化国家角色，这与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不符；另一种是从对世界秩序绝对控制的地位上，减少国际事务成本，这种则是注定衰弱但却也可以避免霸权脆性瓦解。美国最终会在这两个方向上同时寻求解决方案，但是这恰恰需要一种长期的规划与稳定实施的能力，这个要求在美国呈现衰弱之时会显得有点困难。之后如何走，美国还没有真正明确的思路，至少拜登没有。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帝国内部的成本收益失衡，而且是很难解决的失衡。
美国霸权出现内在紧张的同时，中国的崛起则会进一步诱发这一西方中心体系的动荡，中国的崛起可能是这个体系出现颠覆的催化剂。美国很难阻拦中国的发展，但中国的发展也不会以取代美国为目标，同时中国的崛起还会让美国盟友出现分化进一步提高美国维持同盟体系的成本，这些都会在未来带来非常大的不同，也很可能造就一些危机。让美国无法阻拦中国的发展，是这些可能性出现的基础因素。
在这个意义上，只要中国能够避免被美国掐断发展的道路，那么中国即便不刻意针对美国，美国霸权也会自动走向终结，一个新兴的多极国际体系就会形成。因此，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很可能将在未来数十年内发生巨大变革，终究，我们习惯的国际秩序，可能只是历史的短暂一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