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鸟点评：这次悼文舆情，表面看是修辞问题，实质是社会情绪问题表现。朱刚教授，我读过他与王水照先生编写的《苏轼诗词文选评》，学问做得不错，一个坐书斋的学者，可能不太了解网络语言环境，把这个200字的悼文发在朋友圈的，比较随意，被校网编辑看中，配以标题“求仁得仁，永珍安息”发布在校网上。其实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案情还在调查，甚至争议还很大。过度为涉事一方说话，有违公立性。会被认为＂拉偏架＂，甚至干预司法公正。如果校方一味强调强者无错，弱者全责，往往会激发网络民意的反弹，如果校方对网友态度傲慢甚至强硬，往往就会激起网友的反感甚至围攻。而且复旦命案起因涉及重大民生热点和焦点难点问题，如＂非升即走”，“海归博士”，“高校管理”等等，这次事件是这些问题的总爆发，所以产生强劲的冲击力。
因为一篇短短的悼文《求仁得仁，永珍安息》，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刚教授一夜之间出圈了。
本来，在6月7日复旦数学学院教师姜文华持刀杀死书记王永珍之后，复旦已处于舆论风口浪尖，朱刚的悼文可能在复旦看来是一个挽回声誉的砝码。然而，这篇文白夹杂的悼文在许多人看来既不典雅，也不通顺，尤为刺眼的是“求仁得仁”这四字，倒仿佛是在说死者死得其所似的。方舟子就说：
当然，有人坚称“求仁得仁”的本意就没错，也有人反讽说，是你们没看懂朱教授的微言大义，他这是明褒暗贬。
一时之间，无数人讥刺、质问“复旦中文系教授就这水平”，进而怀疑其论著水准，甚或是复旦中文系的学术水准。有人挖苦：“这位复旦教授也算求仁得仁。”“今年高考，该校录取分数线会调低吗？”
据说有一位出版社的编校出手修改了这篇悼文：
改得好不好，也有各种看法（有人尖刻地说：“互联网时代真相：初中生对初中生”），但不论如何，现在舆论的焦点已经不是“悼念死者”本身，而变成了“这篇悼文能否代表复旦中文系教授的学术能力”，更进一步说，“如果一个能力不足的人当上中文系主任，复旦是怎么回事？”
嘲弄专家、名人是当下很盛行的社会心态，但确切地说，这篇悼文写得好不好，跟朱刚本人的学术研究水准是两回事，更不能代表复旦中文系的学术水平。
《龚鹏程述学》起头谈到台湾大学教育就说，1960年代大学里“只有老先生还作诗”，“那时我之师友，主要就不是诗人而是论者了”，那时台师大还自许为章黄学派，注重一点旧派文字功底，继承北大新文化的台大中文系，“其诗词教育并不强调写作”。这其间的区别，“如观名伶之唱作，已不是为着学他那样登台去唱，而是要写戏评、作戏考”。
论传统文化的传承，这边本就不及海峡对岸，何况这还是半个多世纪前，近些年来自然更是如此。亡友张晖1995年入学南京大学中文系，他说第一堂课，老教授就在台上说：“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而之所以这么说，正因许多学生有此误解。
简言之，在现代学术体制下，大学中文系偏重的是学术研究能力，不是像旧式文人那样的创作能力。哪怕耳濡目染，但一个好的专业学者在创作上仍可能是业余的。
复旦中文系主任 朱刚教授
朱刚师从王水照，精研宋代文学，尤其是苏轼诗文，其所著《苏轼十讲》等均受学界一致认可，毫不夸张地说，他代表着当下国内唐宋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他的真实水平如何，最好去看他的论著，而不是单凭这篇悼文就加以否定。
乍看起来，这种反差似乎很难让人接受，但这却是现代学术专业化分工之后必然会出现的现象。音乐史研究者能看懂曲谱，但不会作曲；武术研究者或许也懂点技击，但那仍是业余的，和他的研究水平也没什么必然的关系。
不管怎样，文言写作能力并不是现代文史学术研究的必备条件。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自身也是书法家，但他在《书谱》中就已明白提出“何必备而后能评”，即明白指出评论与创作是两种独立的活动，会写的不一定会评，更不必非得会写才能评。
十多年前，云中君（陆扬）曾改陈曾寿词，认为“极目寥天沉雁影，断魂凭证疏钟”等数句“气格甚薄，与整体意蕴亦不符”，改为“极目湖天归航尽，明波涌断疏钟”，自认“余所改胜陈词多多”。
他所改文辞意境且不论，正如乔纳森当时撰文指出的，“有两点是很清楚的，改的人没读过几本词籍，在声韵方面也没有什么常识”，不仅平仄不协，甚且竟误将“前调”当作是词牌名。陆扬在中古史上的专业水准，国内可数，但诗词创作水准，于此可见一斑。
田余庆（1924-2014）
老一辈学者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只不过他们去古未远，见过典雅的古文写法，也更有自知之明。田余庆先生公认是魏晋南北朝史的大家，但据说他都说过自己古文是不行的。反过来说，一个人文言写得漂亮，也不代表他在学术成就上就更高，否则今人岂不是根本无法胜过古人？
语言学家王力当年就反对现代人写文言文，他在老家在广西做演讲《谈谈学习古代汉语》，在末尾特意强调了反对的理由：
我们学古文，学古代汉语，是为了读懂古书，为了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并不是为了学写古文。现在不知为什么有那么一个风气——写文言文，这很不好。有些读者给我写信，认为我是主编《古代汉语》的，写文言信给我，我很不高兴。有个考研究生的同学给我写了一封文言的信，文言写得还不错，但是我回他的信说，我反对你写文言文，如果你考卷中出现了文言文，我就不取你。学古文和写文言文，这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
固然，他那时这么说，有时代背景，“白话”和“文言”并不只是“风格”和“能力”，也与政治相关，但这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看法。
周一良先生出身世家子弟，有家学渊源，早年接受严格的私塾教育，只是后来迫于时势，家里才让他接受新式教育。他的古文功底恐怕比当下绝大多数学者都要好，但他也不赞成写文言文。历史学者胡宝国在《我和周一良先生》一文中回忆1980年代往事：
记得当时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正在《文史》陆续刊出。为了行文的方便，他用了浅近的文言。我也学着在作业中写文言。这一次周先生不客气了。他在我的作业上批道：“不要乱用之乎者也，这很可笑！”后来见面，他又再次跟我说：“你们还是写白话文为好，现在60多岁的人已经写不了文言文了。”当时，他70多岁。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文言文。
周一良（1913-2001），历史学家，出身世家子弟：曾祖父周馥清末曾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祖父周学海，官至浙江候补道，《清史稿》有传；父亲周叔弢，著名藏书家和实业家，1949年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周一良本身家学极为深厚，曾师从陈寅恪先生。
事实是：现代人已经和原有的传统断裂，专业领域的细分更使得以往那种“博雅兼通”变得越来越难。这么说吧，如果是一位国外的汉学家，他写的中国文化论著，可能对这一领域很有启发乃至有深远影响，但要他用古文来书写，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哪怕我们是中国人，但在经历古今之变后，这一点其实与老外没本质差别。
在我这样解释后，有人反讽：“嗯，常识都无的人学术一定很强！挺好的～至于他的学术能力，只有内部专业人员才掌有话语权呗，而这话语权究竟含金量几何，必须得成为他们内部专业人员才行……完美的逻辑闭环。”
讽刺归讽刺，但现代学术机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专业人士把持的。但与此同时，社会大众的意识仍然延续了列文森说的那种“反专业化”的倾向，尤其中国文化历来强调“知行合一”，人们实在难以理解，如果“平均写作水准都无法达到，又能有多少专业能力”？有人就质问：“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学术研究水平就能摒弃常识而独存？”
换言之，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是一种“基本素养”，这又和国人对“基本功”的一贯重视密切相关，从而潜在地否定了专业的独立性。这与其说是一些人指责的“反智”，不如说是公众对中文系教授这样的人物抱有很高的期望，尤其是近些年痛感“传统断裂”之后，人们似乎希望博雅的素养仍保留在象牙塔里的人物身上，因而一旦发现不是，就格外失望。
对一个现代学者来说，最可取的办法是明智地看到自己的专业边界，大白话就是“别做自己不擅长的事”，老老实实写就得了，憋不住写文言，那也要有自知之明，最好别给太多人看到。豆瓣上一位“艾睿可”在谈到朱刚这次的悼文风波时，总结得很好：“这件事给我们最深的教训是：不要写文言文，也不要以为自己写的是文言文。”
本来，这如果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也无可厚非，但这次却是在破圈之后三波叠加：研究与创作已分离，但大众印象中却不是这样，仍寄望“中文系教授”是两种才具兼有的；原本这私下写写也无所谓，但发在朋友圈，既是私人空间，又是公共空间，一旦溢出，物议在所难免；复旦宣传部门又把这正式宣发，不清楚其间的分界、未能预见大众的反应，结果扬汤止沸，给自己的危机公关招来了新的危机。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件事给所有人都上了一课。
来源： 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