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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朱刚悼文事件给自己的危机公关招来了新的危机。青鸟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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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嘤鸣 2021-06-21 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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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点评:这次悼文舆情,表面看是修辞问题,实质是社会情绪问题表现。朱刚教授,我读过他与王水照先生编写的《苏轼诗词文选评》,学问做得不错,一个坐书斋的学者,可能不太了解网络语言环境,把这个200字的悼文发在朋友圈的,比较随意,被校网编辑看中,配以标题“求仁得仁,永珍安息”发布在校网上。其实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案情还在调查,甚至争议还很大。过度为涉事一方说话,有违公立性。会被认为"拉偏架",甚至干预司法公正。如果校方一味强调强者无错,弱者全责,往往会激发网络民意的反弹,如果校方对网友态度傲慢甚至强硬,往往就会激起网友的反感甚至围攻。而且复旦命案起因涉及重大民生热点和焦点难点问题,如"非升即走,“海归博士”,“高校管理”等等,这次事件是这些问题的总爆发,所以产生强劲的冲击力。

因为一篇短短的悼文《求仁得仁,永珍安息》,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刚教授一夜之间出圈了。

本来,在6月7日复旦数学学院教师姜文华持刀杀死书记王永珍之后,复旦已处于舆论风口浪尖,朱刚的悼文可能在复旦看来是一个挽回声誉的砝码。然而,这篇文白夹杂的悼文在许多人看来既不典雅,也不通顺,尤为刺眼的是“求仁得仁”这四字,倒仿佛是在说死者死得其所似的。方舟子就说:

当然,有人坚称“求仁得仁”的本意就没错,也有人反讽说,是你们没看懂朱教授的微言大义,他这是明褒暗贬。

一时之间,无数人讥刺、质问“复旦中文系教授就这水平”,进而怀疑其论著水准,甚或是复旦中文系的学术水准。有人挖苦:“这位复旦教授也算求仁得仁。”“今年高考,该校录取分数线会调低吗?”

据说有一位出版社的编校出手修改了这篇悼文:

改得好不好,也有各种看法(有人尖刻地说:“互联网时代真相:初中生对初中生”),但不论如何,现在舆论的焦点已经不是“悼念死者”本身,而变成了“这篇悼文能否代表复旦中文系教授的学术能力”,更进一步说,“如果一个能力不足的人当上中文系主任,复旦是怎么回事?”

嘲弄专家、名人是当下很盛行的社会心态,但确切地说,这篇悼文写得好不好,跟朱刚本人的学术研究水准是两回事,更不能代表复旦中文系的学术水平

《龚鹏程述学》起头谈到台湾大学教育就说,1960年代大学里“只有老先生还作诗”,“那时我之师友,主要就不是诗人而是论者了”,那时台师大还自许为章黄学派,注重一点旧派文字功底,继承北大新文化的台大中文系,“其诗词教育并不强调写作”。这其间的区别,“如观名伶之唱作,已不是为着学他那样登台去唱,而是要写戏评、作戏考”。

论传统文化的传承,这边本就不及海峡对岸,何况这还是半个多世纪前,近些年来自然更是如此。亡友张晖1995年入学南京大学中文系,他说第一堂课,老教授就在台上说:“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而之所以这么说,正因许多学生有此误解。

简言之,在现代学术体制下,大学中文系偏重的是学术研究能力,不是像旧式文人那样的创作能力。哪怕耳濡目染,但一个好的专业学者在创作上仍可能是业余的

复旦中文系主任 朱刚教授

朱刚师从王水照,精研宋代文学,尤其是苏轼诗文,其所著《苏轼十讲》等均受学界一致认可,毫不夸张地说,他代表着当下国内唐宋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他的真实水平如何,最好去看他的论著,而不是单凭这篇悼文就加以否定。

乍看起来,这种反差似乎很难让人接受,但这却是现代学术专业化分工之后必然会出现的现象。音乐史研究者能看懂曲谱,但不会作曲;武术研究者或许也懂点技击,但那仍是业余的,和他的研究水平也没什么必然的关系。

不管怎样,文言写作能力并不是现代文史学术研究的必备条件。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自身也是书法家,但他在《书谱》中就已明白提出“何必备而后能评”,即明白指出评论与创作是两种独立的活动,会写的不一定会评,更不必非得会写才能评

十多年前,云中君(陆扬)曾改陈曾寿词,认为“极目寥天沉雁影,断魂凭证疏钟”等数句“气格甚薄,与整体意蕴亦不符”,改为“极目湖天归航尽,明波涌断疏钟”,自认“余所改胜陈词多多”。

他所改文辞意境且不论,正如乔纳森当时撰文指出的,“有两点是很清楚的,改的人没读过几本词籍,在声韵方面也没有什么常识”,不仅平仄不协,甚且竟误将“前调”当作是词牌名。陆扬在中古史上的专业水准,国内可数,但诗词创作水准,于此可见一斑。

田余庆(1924-2014)

老一辈学者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只不过他们去古未远,见过典雅的古文写法,也更有自知之明。田余庆先生公认是魏晋南北朝史的大家,但据说他都说过自己古文是不行的。反过来说,一个人文言写得漂亮,也不代表他在学术成就上就更高,否则今人岂不是根本无法胜过古人?

语言学家王力当年就反对现代人写文言文,他在老家在广西做演讲《谈谈学习古代汉语》,在末尾特意强调了反对的理由:

我们学古文,学古代汉语,是为了读懂古书,为了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并不是为了学写古文。现在不知为什么有那么一个风气——写文言文,这很不好。有些读者给我写信,认为我是主编《古代汉语》的,写文言信给我,我很不高兴。有个考研究生的同学给我写了一封文言的信,文言写得还不错,但是我回他的信说,我反对你写文言文,如果你考卷中出现了文言文,我就不取你。学古文和写文言文,这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

固然,他那时这么说,有时代背景,“白话”和“文言”并不只是“风格”和“能力”,也与政治相关,但这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看法。

周一良先生出身世家子弟,有家学渊源,早年接受严格的私塾教育,只是后来迫于时势,家里才让他接受新式教育。他的古文功底恐怕比当下绝大多数学者都要好,但他也不赞成写文言文。历史学者胡宝国在《我和周一良先生》一文中回忆1980年代往事:

记得当时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正在《文史》陆续刊出。为了行文的方便,他用了浅近的文言。我也学着在作业中写文言。这一次周先生不客气了。他在我的作业上批道:“不要乱用之乎者也,这很可笑!”后来见面,他又再次跟我说:“你们还是写白话文为好,现在60多岁的人已经写不了文言文了。”当时,他70多岁。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文言文。

周一良(1913-2001),历史学家,出身世家子弟:曾祖父周馥清末曾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祖父周学海,官至浙江候补道,《清史稿》有传;父亲周叔弢,著名藏书家和实业家,1949年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周一良本身家学极为深厚,曾师从陈寅恪先生。

事实是:现代人已经和原有的传统断裂,专业领域的细分更使得以往那种“博雅兼通”变得越来越难。这么说吧,如果是一位国外的汉学家,他写的中国文化论著,可能对这一领域很有启发乃至有深远影响,但要他用古文来书写,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哪怕我们是中国人,但在经历古今之变后,这一点其实与老外没本质差别。

在我这样解释后,有人反讽:“嗯,常识都无的人学术一定很强!挺好的~至于他的学术能力,只有内部专业人员才掌有话语权呗,而这话语权究竟含金量几何,必须得成为他们内部专业人员才行……完美的逻辑闭环。”

讽刺归讽刺,但现代学术机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专业人士把持的。但与此同时,社会大众的意识仍然延续了列文森说的那种“反专业化”的倾向,尤其中国文化历来强调“知行合一”,人们实在难以理解,如果“平均写作水准都无法达到,又能有多少专业能力”?有人就质问:“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学术研究水平就能摒弃常识而独存?”

换言之,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是一种“基本素养”,这又和国人对“基本功”的一贯重视密切相关,从而潜在地否定了专业的独立性。这与其说是一些人指责的“反智”,不如说是公众对中文系教授这样的人物抱有很高的期望,尤其是近些年痛感“传统断裂”之后,人们似乎希望博雅的素养仍保留在象牙塔里的人物身上,因而一旦发现不是,就格外失望。

对一个现代学者来说,最可取的办法是明智地看到自己的专业边界,大白话就是“别做自己不擅长的事”,老老实实写就得了,憋不住写文言,那也要有自知之明,最好别给太多人看到。豆瓣上一位“艾睿可”在谈到朱刚这次的悼文风波时,总结得很好:“这件事给我们最深的教训是:不要写文言文,也不要以为自己写的是文言文。”

本来,这如果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也无可厚非,但这次却是在破圈之后三波叠加:研究与创作已分离,但大众印象中却不是这样,仍寄望“中文系教授”是两种才具兼有的;原本这私下写写也无所谓,但发在朋友圈,既是私人空间,又是公共空间,一旦溢出,物议在所难免;复旦宣传部门又把这正式宣发,不清楚其间的分界、未能预见大众的反应,结果扬汤止沸,给自己的危机公关招来了新的危机。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件事给所有人都上了一课。

来源: 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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