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背叛同伴的人，常常不知不觉地把自己也一起毁灭了。”凡是有基本道德认知的人，都应该对背叛一事有着厌恶的认知，但这也无法杜绝历史上、大众身边发生背后插人两刀的事情发生。
特别是在两军对战时，要是出现了一个细作通敌叛国，那带来的几乎是对一方的灭顶之灾。
1955年，公安逮捕了一名在火柴厂工作的普通工人，多方调查才揭露出他潜逃十一年的叛徒身份，违背道义，出卖了良心，依法要接受国家的制裁。
牺牲于睡梦中的战士
在抗战前，山东菏泽的东垣县就是个地主村，全村大多数人都属王姓，大地主王清和本家兄弟王联芳、王保芳一起占据了村里的大部分地产，甚至还买枪成立保安队，胁迫人民群众任意敲诈勒索，这种势态直到日军入侵才得到改变。
在党支部的动员下，村里收集了所有枪支，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抗日武装。
1940年冬，日伪军将战线贴近了东垣县，扶持起汉奸伪政权，地主王清本就不满自己的权利被共产主义剥夺，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撕掉抗战的假面，投靠了伪军，直到党支部军力充盈时，才看准机会，一举端掉了当地的地主政权。
1944年春夏交替之际，东垣县的天气已经逐步变得闷热了。
但这一年的中国依旧处于抗战的水深火热里，尤其是在靠近日伪军控制的北方，形势更是严峻，每天都不断有百姓、战士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加上伪军无时无刻的监视，人心惶惶之下的黑暗氛围真是太阳都难以驱散。
中共东垣县六区领导汪涛与几名干部一起带领着下属区队里的五十多名战士，在前罗寨开展着抗日救国的秘密革命活动，他们经过数日的跋涉才来到这里，经常借住在黄河岸边的大刘寨村，拥护抗日的地主王保芳家里。
在活动了一个来月后，部队已经有了撤离的想法。农历四月初二，汪涛与干部战士在结束了一天的高强度工作后，照例于王保芳家里入睡。
夜间临近三更时分，区干部和区战士入住的三个院子同时响起激烈的枪炮声，突然被惊醒的战士们只能匆忙应战，奋力突破了重重包围。
驻扎在邻村的大队在侦察到如此密集的交火声后，第一时间前往救援，与冲出村的幸存者们联手，向偷袭的日伪军发起反攻，迫使敌军撤退。
一直挨到天亮，区队才再次返回大刘寨村，在清点过后，发现六区区长汪涛、财务助理戴淼森、副队长李志颜和四名战士牺牲，民政干事李文彩和两名战士负伤戴笠副队长黄尚卿和战士王仲川下落不明。
看见战友们牺牲的惨状，幸存者都很痛心，可回过神来更关键的是要抓住为何会出现这样没有抵抗就被杀害的原因。
敌人能够迅速准确掌握六区干部和战士的宿营地点，而且无误地袭击了三个并不临近的院子，究竟是拥有了出色的侦察，在六区到来之前就已经打好了算盘，埋伏好，还是我军内部已经出现了叛徒？
全面调查取证
战士们还有本职工作需要完成，东垣县县委将调查六区区队被偷袭的任务交给了县公安局。
局长李仲达很是重视这次案件，亲自出马调查，他虽然不过是二十六七岁的年纪，上位的这几年却是带着下属警员为人民干了不少实事，锄奸惩恶，铲除敌特。
四月初三上午，李仲达带着侦察员赶往大刘寨村的案发现场，顾不得歇息，就在六区幸存者的陪同下，马不停蹄地开始勘察。区队住在北街西边打头的两个小院子里，里外都血迹遍布，弹痕累累。
院内两名战士在突围时牺牲，副队长李志颜和另一名战士并排躺在西屋南方的地铺，显然没有任何反抗的动作，当场死亡。
而就住在北屋的两户房主都表示没有受到直接的袭击。区干部和警卫班住在北街中央的四合院，由于年久失修，风雨侵蚀，房子整体呈现破旧感，南屋的门上挂着锁，西屋里堆满了旧家具和柴火，都是无人居住的房间，看不出有人停留的痕迹。
案发夜晚，警卫班住东屋，区干部住北屋，北屋的窗户被弹孔穿了个稀烂，床上、地面、墙皮、木柜尽数是弹痕，地面的血迹还没能干涸，汪涛和助理都呈现痛苦的姿势，倒在血泊里，让人不忍心多看一眼。
李仲达默默让战士们安葬了烈士们的遗体，从肃穆的悲伤中缓过神来，开始整理眼前的一团乱麻。根据现场的所听所见，通过信息筛查，加上专业的对比分析，很容易就可以抓住疑点：凡是有六区干部战士居住的三个院子的房间都有子弹枪炮痕迹，而没人的房间丝毫没有被搜索的迹象。
显然，敌人很了解区队的住所，甚至对于干部的房间都事先掌握得一清二楚。情报的详细、精准，已经不是敌人派出探子潜伏在村里就能打探到程度了。
更何况我军行动都是格外小心，每次进出村落为了自己与群众的安全，都会安排岗哨，封锁一切具体消息。除了房东和村干部，谁都不了解详情，而房东有从未出门的证据，村干部前一天晚上又和汪涛议事到很晚，没有通风报信的机会。
再是区队的行进路线都是事先考察过，完美地规避了敌人的据点，不存在被尾随的可能性。所以，种种情况都将矛头指向了六区内部人员，要么是奸细，要不就是叛徒。
找出叛徒定罪
为了尽快找出隐藏的幕后人员，李仲达率领着侦察员明里暗里调查了两三天，最后将所有疑点汇集在了不见人影的代理副队长黄尚卿身上。
区队同志反映，那天正值黄尚卿安排值班战士，将原本值班的战士随便找了个理由换成了王仲川，他在派岗后就不见踪迹。有群众目睹黄尚卿和房东王保芳一起前往王保芳三叔王豁子家里。
果然，一切都明了了，李仲达下令传讯王豁子和王保芳，迅速排查黄尚卿和王仲川的去向。
王豁子和王保芳很快就在前罗村被抓获，经审讯，对偷袭六区战士供认不讳。原来，王保芳是当时伪区队长的探子，表面对我军是毕恭毕敬，呈现积极抗日假象，内心深处却是满含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痛恨，为了除掉六区战士，他们预谋已久，只差一个契机。
多方观察下，他们选中了黄尚卿这个人。黄尚卿曾念过几年的“之乎者也“，十几岁就在饭店做跑堂的，刚成年就加入国民党，受训于南京的一个教导队，做了五个月的下士警卫员，因病被除名。等黄尚卿回家后，尽干些投机倒把的营生，甚至铤而走险贩卖毒品。
1942年，他混进了六区，凭借着一张利索的嘴皮子当上了代理副队长，可是八路军不像国民党那样有雄厚的资本，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儿，提心吊胆上战场，黄尚卿早就有了跑路的意思，只不过没能找到下家的门路，直到机缘巧合撞上了王保芳。
王保芳对他恩威并施，许诺只要铲除了六区，缴获全部枪支弹药，就给黄尚卿一个分队长做，要是不同意，伪军对他就不会手下留情了。
这样的选择对于黄尚卿来说根本不是什么事，1944年农历三月初三，黄尚卿就已经将六区的行动透露给了王保芳，在甘堂村活动的六区战士就已经遭遇过一次毒手。
不过当时的黄尚卿第一次干这样的事，我军具体情况没有向敌军阐述清楚，伪军很快就被哨兵发现，汪涛带兵撤出甘堂村，以牺牲了一名战士的代价成功转移到大刘寨村。
就这样，黄尚卿和王保芳再度碰头，这一次他们对战略部署、我军的人数武器、哨岗的排布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王保芳立即向伪军报道，还假意留下六区战士在自家休息。
偷袭那天晚上，黄尚卿派出王仲川站岗，顺利与伪军接上了头，报告当时的情况。最后由黄尚卿、王保芳、王仲川担任三方向导，伪军兵分三路，同时袭击了六区战士们。
1944年6月，王保芳和王豁子因叛国罪在王店村人民政府被执行枪决。黄尚卿带着王仲川投奔伪军不到三个月，就起了内讧，王仲川被伪军队长活埋，黄尚卿胆小怕事，缩头缩尾干了三个月，害怕成为第二个王仲川，还是跑路了。
他一路躲躲藏藏，先到了开封，又转战徐州，1945年再入国民党的兵工厂做工人，解放战争时在武汉、江西、广西等多地流浪。1949年，广西柳州解放，黄尚卿隐匿于一家火柴厂当工人。1955年2月25日，东垣县公安局将黄尚卿逮捕归案，于5月20日执行死刑。
这就是过去人在警告后来人，时刻要心怀善意，要是整日就想着怎么维护自身利益而背叛他人，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都不会给你宽恕。黄尚卿潜逃十一年，伪装得再像普通人，依旧会被识破伪装，躲不过严厉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