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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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同璧与父亲康有为
康有为与三个女儿，左起：康同璧、康同复、康同薇
康同璧，字文佩，号华鬘，康有为的女儿。
康同璧作为中国最早女权领袖之一，是中国第一个官派出席世界妇女大会的妇女代表，直到1930年代，在国内女界仍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康同璧是康有为的十二个子女中最为杰出的一个。她从小聪明伶俐，十岁熟读经史，通英语、算学，性格倔强，胆识过人。
1901年，康同璧从日文报纸上得知父亲从日本转而流亡印度，即决心赴印探父。她不顾家人劝阻，不畏路途艰险，于1902年春，在慈禧的严控下，女扮男装，逃出京城，走居庸，出潼关，沿丝绸之路，入新疆，翻葱岭，再转而南下。一路过关隘，涉沙漠，越险峰，躲官家，终于到达印度，当康有为看到寻父启事，竟是女儿到来，喜出望外、老泪纵横，时年她只有18岁。
在印度，她陪父登上灵鹫山，即唐玄奘到达的“西天”，参拜佛教胜迹，聆听佛门释经，成为我国第一个到达“西天”的女性。
康同璧的豪气为人所称道，建国后毛泽东初次见到她，即跷起大拇指吟诵她的诗：“若论女子西来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她有一枚印章刻有“康一人”三字。康同璧一生所作所为，确确实实表现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大丈夫”之气！
康同璧
康同璧在年轻时候，才气胆识就高于常人，而且性格干脆果断、敢想敢做，跟自己的父亲康有为简直是如出一辙，深得父亲喜爱。
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同璧曾受康有为委托代表父亲到欧洲演讲，是当时女界的名流，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康有为认为女儿堪当此任，在临行之前还送了“汽车飘瞥去，转瞬没孤烟。送汝唯双泪，思亲又五年。”这样的诗句。
在1904年的时候，康有为在欧洲各国漫游，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康同璧趁着自己在假期时间去美国探望，在去丹麦的时候，父女俩还受到了丹麦首相的接见，而康同璧作为丹麦首相见到的第一位中国女性，给对方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康有为及家人朋友在苏格兰阿伯丁女子学校的合影（中间端坐者是康有为，其左边是女儿康同璧，康同璧身后是其丈夫罗昌）
上世纪50年代，康同璧的儿子定居美国，她却带着女儿留在国内。有人问：“康老为什么要留在大陆？”她答：“我要在这里做些事，给先父修订年谱，整理遗书、遗稿。”康同璧晚年从事康有为遗著的整理工作，先后撰成《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和《万木草堂遗稿》等著作，为康有为生平和思想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康同璧
2
梁思顺与父亲梁启超
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左起：长子思成、次子思永、长女思顺
梁启超共有九个儿女，其中梁思顺、梁思成、梁思庄为原配李夫人所生，梁思永、梁思忠、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有三人成为院士，其他几位也都是各自领域里十分杰出的人才，被称为“满门俊秀”。
这九个子女中，梁启超最喜欢的“大宝贝“就是长女梁思顺。梁思顺（1893-1966)，字令娴，生于广东新会，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她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梁思顺的童年时代，正值梁启超亡命国外颠沛流离。但思顺还是自幼受到良好家教，父亲把她接到日本，亲自教她写字读书，还教她写诗作词，并且为她写了不少诗词。思顺早年便著有《艺蘅馆词钞》，这是早年梁启超对思顺讲解词选的记录。1908年初版后，曾多次再版重印。后来他们迁居"双涛园"，梁启超专门为女儿请了家教，教她"数理化"，并在家里建了一座实验室，想得可谓很周全。
梁启超在世的时候，思顺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并尽心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启超的喜爱。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她曾担任梁启超的日语翻译。她在少年时代就为父亲阅报、读书、收集资料、做翻译，是父亲身边不可缺少的小秘书。《双涛阁日记》就曾多次记载："昨夜竟夕不成寐，晨间卧听娴儿读书，久之睡去。"梁启超逝世后，她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多信件，后来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
梁启超对这个大女儿付出了特别的爱，从保留至今的家书中，很明显就能看出，梁启超给娴儿（梁思顺）的信最多。在给长女思顺的信里，梁启超一再告诫最宝贝女儿：“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这种爱在梁启超给她的344封家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大宝贝”这是梁启超对爱女的昵称，家信中总以“宝贝思顺”或“我的宝贝”相称。从这些信中父亲对女儿有嘱咐，有商量，有请求，偶尔也有撒娇和天真的调皮，可体味出他们父女之间相互依偎、无话不谈、情趣盎然的感人情怀。先摘录几段如下：
我和思庄说，明年姐姐（即思顺）回来，我带着你们姊妹去逛地方，不带男孩子了。庄、懿都拍掌说，哥哥们太便宜了，让他们关在家里哭一回。思达说他要加入女孩子团体，思庄已经答应他了。我今日起得甚早，随意写几句告诉你。（1923年8月1日）
书也不读了，和我最爱的孩子谈谈罢。谈什么，也想不起来了。（1923年11月5日）
全家都去看电影，我独自一人和你闲谈这几张纸。（1928年6月23日）
宝贝思顺，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1928年10月12日）
梁启超在家事国事等方方面面和思顺交流，沟通，倾诉，把她做为无话不说的知己朋友。这种关系远胜于梁启超和其他子女的单纯父子（女）关系。梁思顺作为家里的长女，比几个弟弟妹妹岁数都大不少（最大的弟弟梁启超比她小八岁，最小的弟弟梁思礼比他小31岁）。所以一直以来，她都替父母分担很多家庭责任，包括照顾生病的母亲，打理弟妹们的生活，教育以及他们的婚事。自小到老，梁思顺就这样扮演着梁家大内总管角色。
梁思顺在1914年左右与马来西亚华侨周希哲结婚之际，梁启超给梁启勋的信中这样写到：“彼（指梁思顺）极好学，能受我教，事事能助我。一日离我侧，则我不安。吾于群儿中偏爱顺儿独至，十年前已然，今乃益甚。”
梁启超在1927年12月13日另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你虽是受父母特别的爱（其实也不特别，我近来爱弟妹们也并不下于爱你），但你的报答也算很够了。妈妈几次的病，都是你一个人服侍，最后半年多衣不解带地送妈妈寿终正寝。对于我呢，你几十年来常常给我精神上无限的安慰喜悦，这几年来把几个弟弟妹妹交给你，省我多少操劳，最近更把家里经济基础由你们夫妇手确立，这样女孩儿，真是比别人家男孩儿还得力十倍。你自己所尽的道德责任，也可以令你精神上常常得无限愉快了。所以我劝你不必思家着急，趁这在外的机会，把桂儿、瞻儿（思顺的孩子）的学业打个深厚的基础。近来著述之兴大动，今晚本又想执笔，被王姨捣乱干涉，只好和你闲谈开开心，便去睡觉。这些零零碎碎写了好多天了，若不寄出又不知要耽搁几时，许多许多要说的话下次再谈吧！
梁思顺1914年前后嫁给外交官周希哲。周希哲是祖籍广东，马来西亚华侨，家道清苦，在海轮上作小职员，但他热爱学习，追求进步，最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周希哲曾随康有为周游十一国，精通西方文化。1911年随康到日本，由康介绍与梁启超长女梁思顺订婚。这门亲事是梁启超一手促成，颇以为傲。他在给子女的信中自豪地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好孩子，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错罢。”后来，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婚事也是梁启超以同样方法促成的。
梁思顺、周希哲夫妇及儿女们，左起：周嘉平（思顺怀中的）、周同轼、周有斐、周念慈（女儿）
3
杨绛与父亲杨荫杭
杨绛——
我父亲凝重有威，我们孩子都怕他，尽管他从不打骂。如果我们不乖，父亲只会叫急，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锺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我们怕虽怕，却和父亲很亲近。他喜欢饭后孩子围绕着一起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
我父亲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生个个短寿，都是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我说，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一百分，“他是个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亲嘲笑。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
有一天我果然四声部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我某字什么声。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桌上，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假如我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这就等于谴责。父亲为我买的书多半是诗词小说，都是我喜爱的。
1927年冬摄于苏州庙堂巷老宅的一张全家福。坐者为杨父、杨母，前排左起：阿七，阿必，小弟；后排左起：三姐闰康，季康（杨绛），大姐寿康，大弟宝昌
对有些事父亲却严厉得很。我十六岁，正念高中。那时北伐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摄一条板凳，站上向街上行人演讲。我也被推选去宣传。
可是我十六岁看来只像十四岁，一着急就涨红了脸。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们只准会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甚至还会耍猴儿。我料想不会有人好好儿听。学校里有些古板人家的“小姐”,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等。我周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
父亲一口拒绝。他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我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可是我的理实在难说，我能说自己的脸皮比别人薄吗?
父亲特向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笑话。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的时候，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父亲在欢迎者名单里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属下某某擅自干的，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我父亲不愿意也只好罢了。可是我父亲怎么也不肯欢迎那位“辫帅”,他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上一条大字的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他对我讲的时候自己失笑，因为深知这番声明太不通世故了。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话说:“唉，补塘，声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亲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我苦着脸说“敢!”敢，可惜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只是一个爱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出丑罢了。所以我到校实在说不出一个充分的理由，只坚持“我不赞成，我不去”。这当然成了“岂有此理”。同学向校长告状，校长传我去狠狠训斥了一顿。我还是不肯，没去宣传。
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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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仪与父亲孔祥熙
孔令仪出生照，旁边是父母，后面是外婆倪桂珍
孔祥熙与宋霭龄共育有四个孩子，老大是孔令仪，因为她长得最像孔祥熙，而且性格上也与孔祥熙最为相近，因此深得父亲的宠爱。
孔大小姐是老大，弟弟妹妹出生后，孔令仪总是让着他们，从小便表现出孔家大小姐的风度。她还是孔家4个孩子中唯一一个没有留过洋的，她的学生生活都是在国内度过的，不过与其他兄弟姐妹小有不同的是，她在上大学期间对文学、艺术表现出强烈地热爱，而对政治则丝毫也不感兴趣。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孔令仪（左一）为花童
孔令仪亲切随和，无权力欲，不大涉政治，与令伟、令侃大不同，可说是孔家第二代中最"清淡"的一人，与孔大小姐相处交谈，就如邻居的祖母一样自然。
孔令仪（左）与宋美龄在香港
孔令仪晚年最值得人们称道的两件事是，一是对宋美龄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二是捐出孔家家族档案，供历史学者研究。当年宋美龄去世后，国内有关方面希望能为她送个花圈，只是不知道孔大小姐能否接受，遂通过一个熟悉的记者询问，她友好地表示同意。
自从宋美龄病逝后，蒋宋孔的第二代，只剩下孔家的大小姐孔令仪。孔祥熙曾在日本担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筹集资金和整理文件，后追随孙中山革命，代表孙联络北方将领。孙中山先生去世时，孔祥熙也随待在侧。
孔令仪（左一）与宋美龄（左三）在香港
在民国期间，孔担任过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等职务，是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他的有关资料档案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但这又是孔家私人财产，如何处置必须由孔家人士决定。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在得到蒋介石日记的保管权后，也想得到孔祥熙档案。
孔令仪在经过慎重考虑后，于2005年2月决定将孔家史料捐出，并公开让中国近代史学者研究。她表示：“是非功过，由历史判断。”态度相当开朗。这批文件多达200多盒，涵盖了辛亥革命、北洋政府、民国政府时期等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这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重大贡献。
孔令仪与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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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聪与父亲傅雷
傅聪与父亲傅雷
《傅雷家书》——
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烦，也就罢了。可是没有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晨六七点就醒了，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了什么。真的，你那次在家一个半月，是我们一生最愉快的时期，这幸福不知应当向谁感谢。我高兴的是我多了一个朋友，儿子变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尽管将来你我之间离多聚少，但我精神上至少是温暖的、不孤独的。我从你身上得到的教训恐怕不比你从我得到的少，尤其是近三年来，你不知使我对人生多生了几许深刻的体验，我从与你相处的过程中学得了忍耐，学到了说话的技巧，学到了把感情升华……
傅聪——
爸爸这封信里说的事我还记得。那还是我在波兰留学的时候，第一次回国，大概是1956年吧！我在家里觉睡得很少，跟家里人有说不完的话，特别是跟我爸爸，简直是促膝长谈呵！整晚谈的是各种各样的题材，音乐上的，哲学上的，真是谈不完！
父亲说先要做人然后才能做艺术家。艺术家的意思是要“通”，哲学、宗教、绘画、文学……一切都要通，而且这“做人”里头也包括了做人的基本的精神价值。这个面很广，不一定是要在琴上练的，而是要思考。我的这种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凭良心说，《家书》我很少看。为什么？我不忍卒读啊！一翻家书，我就泪如雨下，就整天不能自持，就整天若有所思，很难再工作下去。可是事实上《家书》里说的话都已经刻在我心里很深很深。特别是父亲的遗书，我现在一想起它，眼泪就忍不住了！那里边真是一个大写的“人”字！父亲那么朴素，很简单，很平凡，可他有真正的人的尊严。
傅聪与父亲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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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与父亲白崇禧
白先勇与父亲白崇禧
白先勇——
小时候，我入读桂林的中山纪念小学，校歌头一句就是“我爱中山先生”。在学校，我们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学生演抗日话剧。那时候台湾被日本人占领。我记得教科书中有句子“台湾糖，甜津津。甜在口，痛在心。”
抗战时，父亲很少回家。我记得他有时回来，骑着马，穿着披风，很威风，是抗日英雄。
左起：李宗仁、蒋介石、白崇禧
——拿破仑入侵俄国是对父亲最大的启示。1812年，拿破仑很强势，指挥军队席卷欧洲。当时俄军比法军落后很多。但是俄国有它的优势，就是广大空间，把法国军队往内地拖，拉长补给线，打游击，最后把法国军队拖垮了。我父亲研究了俄法战争。1938年，在武汉军事会议上，他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日本人作长期抗战。”他的方略被采用，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最高战略指导方针。基于这个方针，中国军队把敌后化成前线，把日军局限在点和线上，拖了八年。
白崇禧
——我后来去美国读书，和父亲书信来往很多。父亲和我谈国家大事比较多。他知道那时候台湾在联合国的位置渐渐不保，就和我讨论。他晚年和叶公超(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来往很近，这是叶公超和他讲的。
我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是我去美国读书前。那是1963年1月，父亲把我送到了台北松山机场。那次我妈妈刚过世(1962年12月4日，白先勇的母亲马佩璋去世)，儿子又要远行。那时台湾学生去留学好像生离死别。他又出不去，很哀伤。我哭了，他也掉泪了。我看他很孤独。
白先勇与父亲白崇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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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与父亲章伯钧
1943年，重庆，章伯钧（后左一）、李健生（前左一）、章诒和（李健生怀中）
章诒和——
1958年1月底，父母双双获得“又划又戴、降职降薪”的处理。好像上边对父亲特别宽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等九个职务之后，特意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慢慢地，父母开始咀嚼出那帽子的沉重和帽子底下沉重的人生。首先便是与中国历史同样渊远流长的世态炎凉。亲近的、亲切的、亲密的，一个接一个地疏远、疏隔、疏离了。而且，越是亲近亲切亲密的，就越发地疏远疏隔疏离。唯有1957年的政治风雨，才拨正了他们所在党派以及本人生命之舟的航向。看着他们批判自己的那副痛心的样子，父亲也跟着替他们心痛。
父亲面对政治压力和应付社会环境的唯一选择，是独处，也只能独处。假如他是个埋头做学问的，面壁数十载，独处一辈子，也算不得什么难事。偏偏父亲从中国私塾读到柏林大学，也没能塌心做学问，而是起劲儿地搞政治。搞政治可不能清静，得参与，得活动，得闹腾。开会，讲演，结社，游行，拟指示，呼口号，写文章，直至发动战争（可惜父亲的本质是书生，他搞的政治始终未能上升到拿枪杆子的高级阶段）。父亲以此为生活，以此为追求，以此为乐趣。如今这种生活、追求和乐趣，给撅折掐断，戛然而止了。
现在一大早起床，父亲不必忙着漱洗用餐，既没有机关让他去上班，也没有单位请他去讲话。上午到下午，父亲不必忙着东奔西跑，既没有事情等候他处理，也没有会议需要他参加。从早到晚，父亲不必忙着前庭后院的穿梭，既没有人按动大门的电铃，客厅里也没有响动的电话，书房里更没有摆放好的文件、报告、公函、书信，亟待拆阅。父亲全天最重要的事，就是从洪秘书手里接过当天的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厚厚一叠，他的眼睛像架扫描仪，用不了多大功夫，就都“扫”完了。唯有每日分三版的16开大小的《参考消息》，读得仔细，看的时间也最长。
把看“参考”的事做毕，父亲也就终日无事可做了。在以往杂乱忙碌辛苦劳累疲惫困乏的时侯，他多么向往安宁清静恬淡闲适的日子。现在，他向往的日子来了，却没能给自己带来安宁清静恬淡闲适。1957年以前，那时事情再多工作再忙，父亲每隔一、两个月要抽出一天的工夫，把全家带到郊外去散心。香山、颐和园、十三陵是常去之地。现在，每天都可以搞郊游，父亲却呆在家里，不爱动弹。说来也是，父亲乃职业政治活动家，现在打发他去过既无政治、又无活动的生活，他浑身上下能得劲儿吗？父亲常一个人独坐书房。黄昏时分，书房内一片幽暗，他也不开灯，凄败之色在脸上尽情地铺展，犹如把自己自觉地放逐在大漠之上，而四顾茫然……
章伯钧
下午放学回家，我把功课做完，就和父亲一样地无事可做。东翻翻，西看看，从北客厅遛到南书房，又从东客厅逛到西卧室；再不，打开收音机，从孙敬修娓娓道来的童话故事，一直听到斗嘴架势的歌曲《社会主义就是好》。
无事可做的父亲看不惯无事可做的女儿。他问：“你的心上是不是长了草？能不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
人可真是个复杂的东西，像父亲仅在1957年一个夏季，就能给官方提那么多条的批评意见；而我跟他生活了几十年，除了以疑问句方式批评我“心上长草”之外，至今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父亲是否还教训过我什么。
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我向父亲郑重提出要学书画。理由是：“如果我不学的话，将来你死了，你买的那么多的字画由谁来欣赏呢？”听后，父亲大惊大笑亦大喜。精神之振奋，情绪之昂扬，活像当天我要给他做大寿。
父亲立即张罗起来。首先让母亲把她的西书房腾给我，然后给我送来文房四宝、镇尺印泥、碑帖、画谱。他自己充当搬运工，不叫洪秘书插手。什么康熙时期造的墨，给乾隆爷进贡的纸，紫檀的笔架，端溪的砚台，还有祝允明、文徵明、吴昌硕、金农、郑板桥、吴大澂、康有为等人，以及我当时就认不得、现在也记不起的许多名家写的立轴、手卷、册页。父亲每搬来一样宝贝，都要数落给我听，抖落给我看。
见他两手灰尘一脸汗，我心疼得叫：“爸，别搬了。”他却乐此不疲，止都止不住。
母亲被父女俩昂扬的热情所感染，也陪着我们高兴。可一旦发现父亲有时亮出的宝贝是她压根儿没见过的，便有些愤愤然，对父亲说：“你这个老头子！居然藏了这么多好墨好纸。我给你抄了多少稿子，替你写了多少书信，你都不把好纸好墨给我，现在小女儿只说了一声要学书画，八字还没见一撇，你就把好东西都摆出来了。”
母亲说这话，最初只是嗔怪，后来她还真的呕了点子气。父亲赶紧陪笑。
章诒和与母亲李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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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与父亲易庭源
易中天与父母
易中天——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父亲一点微薄的薪水，已经无法养家糊口，便业余做点小买卖，卖煤油灯。家里空间小，煤油灯摆了一地。我那时才一两岁，调皮捣蛋，上蹿下跳，结果一头摔在煤油灯上。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时父亲二话不说，抱起我就送医院。为了抄近路，来不及穿鞋的父亲，光着脚在铁路上跑，两只脚全都磨破了。父亲却一声不吭，直到我伤口处理完毕，又把我抱回家。
这样的故事，我们三兄弟每人都能讲出很多。在父亲和母亲的关爱呵护下，我们长大成人，羽翼丰满，各奔东西。但无论是实现理想，还是外出谋生，父亲和母亲都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1965年高中毕业，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唱着红歌进新疆。父母亲虽然舍不得，却没有说半句反对的话，只是默默为我收拾行李，然后千叮咛万嘱咐：到了兵团，好好干，多写信。
高中毕业时的易中天
——其实，老一辈的学人，是很讲究“为人处世”的。同事之间，当然也有矛盾，有摩擦，甚至有冲突。但，至少到“文革”前，大家面子上还是客客气气，行礼如仪。父亲的同事，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一律叫“伯伯”。同事家的孩子，哪怕他们的父亲年纪更大，也管我父亲叫“易伯伯”。至于父亲的学生，我们得叫“叔叔”。因为依照老规矩，学界同仁，无论年长年少，一律称“兄”。弟，是叫学生的。学生称“大弟”，同事称“仁兄”，这是礼数。否则，就是“不懂规矩，没有教养”，也不配称为“读书人”。至于父亲的老师，我们叫“太老师”。但太老师不会管我们叫“孙子”，而是叫“贤侄”。这也是礼数。这个礼数，现在的年轻人可是真不懂。
父亲的老师，是刘炳炎老先生。两人虽然是师生关系，却“道不同，不相与谋”。老先生主张“平衡论”，我父亲主张“运动论”。而且，还公开宣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先生也由他去。不过，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必定带了我这长子，去看望老人家，恭执弟子礼。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中，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没钱买返程票。下放在农村的父亲，竟然写信向太老师借钱。我拿着信去见太老师，老先生不但如数借出，还设家宴款待。这事在今天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其实就是所谓“书生本色”了。在他们心目中，绝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学问与真理，以及人情与道义。所以，父亲虽一介书生，无权无势，且一生清贫，身无长物，却一直都在资助贫困学生。这也正是2008年，我们要把奉献给他的十万元寿金捐给学校，设立“易庭源奖学金”的初衷。
易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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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大佑与父亲罗承辉
全家福。母亲怀中的孩子就是罗大佑
罗大佑——
我和李烈还没结婚时，有天在红厨吃饭，聊到某音乐界好友在报纸上提到，“罗大佑出身‘贵族’，就音乐人训练方面，比较占优势。”李烈当下附和：“对啊，我们小时候一直把医生家庭当贵族的。”我足足瞪了她一分钟之久，把她当众吓哭。
一个人能够做些什么，跟他本人有绝对的关系，但以出身来论成就，不但失之偏颇，更是一种偏见。我对此事非常不满，就问李烈：“你知道我父亲是怎么长大的吗？”父亲小时候赤脚上学，每天早上要走两个小时到车站，搭一小时火车到新竹，再走半小时到新竹中学，来回共耗去六七个小时。
二战期间，他被派往南洋当军医；国民党来台后，他又被派到越南当军医两年——从他寄回的邮票上，我才知道他去了越南。后来经济逐渐好转，他一人赴高雄创业，靠一名助理和一名护士的协助，经过30年才创下一番事业。他这辈子完全是凭自己双手打出来，若被定义为“贵族”，我想是相当不公平的。
从18岁起，父亲就教我开刀；家里全是医生，这和我后来学医有很大关系。医学院的7年训练，加上后来在医院工作两年，朋友认为我花费这么多时间学医，未免可惜。但医科是严谨科学，对我后来写歌、做音乐乃至为人处世，都有莫大影响。
父亲从未阻止我玩音乐，他知道我喜欢音乐，也做得不错，但始终劝告我：“做音乐可以，但不要放弃行医。毕竟医生的社会地位高，收入稳定，又受人尊重。”
父亲在纽约买了间小公寓，过世前两天，他居然开口唱起歌来。他平日很少唱歌。我记得高中的时候，他有次邀请医院同仁来家里过中秋节，他在天台上好不容易唱了首《月亮出来了》，嗓音很低，五音不全，令我印象深刻。那天，他又再度开口唱起早年在南洋当军医时的军歌，照顾他的阿姨非常惊讶：“阿公，你怎么会唱歌？”“你不知道，罗大佑的歌都是我教他的。”父亲答了这样一句。两天后，他便过世了。
父亲过世，我一直觉得很难接受。我想，大概要花一两年时间，我才能面对这个事实吧。
他走得很安详，这是我们比较心安的地方。
罗大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