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州地名的命名特点
1.地名反映了广州的地理环境
广州面山临水,从北至南,分低山、丘陵、台地、平原、河谷。属前两类的有摩天岭、白云山、瘦狗岭、越秀山等;台地则往往冠以岗名,像赤岗、昌岗、竹丝岗等;城区以外的冲积平原则以浦、圃、塱、洲命名为多;河床地形的有濠、涌、港、滘、渡、津、湾等。
以小丘、沙洲小岛为路名市区内大多为冲积平原,地势低平。间有小丘,即惹人注目。故不少路街以其附近的山丘名称命名。如越秀山畔的越秀北、中、南路,还有烟墩路、竹丝岗大马路、昌岗路,或是直接移植原山岗的专名,如“象岗山”、“青菜岗”等。古代珠江江面宽阔,靠近岸边的江心洲陆续并联陆地,渐渐形成闹市,故以沙命名,像大沙头路、太平沙、永胜的上中下沙、增沙路、沙面大街等。
以河涌、湖泊、池塘为名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市内河涌密布。以路的前身或邻近河涌命名的街道有荔湾路、沙河大街、清水壕、堑口等。广州位于滨江地带,多天然湖或人工湖,珠江支流淤塞后,则多被加工成鱼塘。市内也曾有过不少湖泊、鱼塘,如西湖路、大塘街等路名就是起源于这些湖泊、鱼塘。
2.地名反映了广州城市的沿革
相传周夷王八年(公元前862年)时,番禺为楚之藩原,已有“楚庭”之设,这是广州城最古的建筑。其后,秦军统一岭南后,设三郡,番禺为南海郡治。郡尉任嚣在这里建城廓——番禺城,后人称之为“任嚣城”。这一举措不仅富有战略意义,亦为番禺成为南越国都奠下基础。
其后,历经南越、汉唐、宋元乃至明清,广州城的城址不断变迁,范围也不断扩大,这一变化也在广州的不少地名中体现出来。
以城墙、城门或城派为名由秦汉至明清,广州古城的城墙和城门都座落于今越秀区和东山区西部,故至今这些地方有不少街名、路名仍以旧城门为名。如小北路就是因清代广州城的小北门位于该路和越秀北路相交处而得名。现在对于中山四路和越秀北路的相交处,大多数老广州还是习惯称之为大东门。文明路、大南路、靖海路也是得名于文明门、大南门、靖海门。
以官署为名历史上,广州古城不仅是番禺、南海的政治中心,而且是广东以至岭南地区的军政管理中心,故市内官署林立,因官署而得名的街道也多。都府街因唐代都督府而得名,将军东、西路是清代驻粤八旗军的最高司令部——广州将军署的遗址。厘局街得名于清代宝广钱局(俗称厘局),贤思街则源于广州盐运提举司的简称“盐司”。现在的广大路、广卫路、广仁路均曾是清代的广州府署,本世纪20年代拆建成马路时这些与广州府署有关的路均被冠上“广”字。
以兵营、较场得名广州既是军政管理的中心,必然有重兵驻守。大马站、小马站因宋代广州城内马军的驻地而得名(《宋史、兵志》:“广州城有马军。大小马站,适在旧马城中,当是曩日驻兵遗址”)。八旗二马路的“八旗”源于清代驻粤八旗水师营的营地和操场。北较场、较场东西路分别因清代曾在此设有军队用于比武的场所北较场和东较场而得名。
3.地名反映广州经济发展与中外经济交流
广州作为华南经济中心和外贸巨港,在地名上留下了颇多历史痕迹。作为生产城市,广州有工业大道、农林下路、纸厂路等反映工业生产的路面,也有反映小农经济时期的榨粉、打石等路、道、巷名。但广州从古至今最大的优势在于商业贸易,所以有米市、造币、海味、水果等街巷、栏行这类专业性商贸地域名称的出现。城市商品经济发达,往往就会出现同一行业的商品或作坊的集中地,这也是城市规划制度从过去的封闭肆(坊)制到带有开放性行业街市制转变的重要标志。时至今日,广州依然有不少专营某种商品的街市,如经营小百货的德星路街、服装配件街,西来初地酸枝街,华林寺前玉器街等。
中国的史书,在东吴以前,凡通西南海上西蕃史事,常说某国在徐闻、合浦、日南以南若干里。但至两晋南北朝时,则常称去广州若干里。可见晋代以后,广州己能直航外国,成为通往海外诸蕃的主要港口了。
广州是唐代最繁盛的港口,朝廷在此设置市舶使只管收税,贸易几乎完全自由。随着对外贸易总额的发展,外来商旅居留广州,为此朝廷专门在城西划“蕃坊”,以供这些蕃客居住。这些蕃客大多为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所以在蕃坊附近修建了伊斯兰寺——怀圣寺。现在怀圣寺所在的光塔街就是得名于寺中的“光塔”。
广州历来是外国物品入贡中国的重要“贡道”。据《明史》记载,经广州进贡的有退罗与西洋诸国,数量不下24个,皆以进贡为名,附载货物,以求贸易。为了加强管理,永乐三年(1405),在主要停泊口岸的今十八甫附近设立怀远驿,以供海外各国使者、商人下榻和从事贸易。至今在荔湾区十八甫路的怀远驿旧址附近还有条小巷叫做怀远驿。
自明初起,随着招待外宾的驿馆由西湖路迁至西关,市区繁荣的中心,也由城南的濠畔街转移到西关,富商亦在西关经营住宅,现在所说的“西关大屋”就是当时富商的居所。
在今十八甫路以东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十三行路。这条不显眼的街道,却是盛极一时的清代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留下的痕迹。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自明末的闭关锁国后首开海禁,“置粤海税务司”,“开南洋之禁”,设粤海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建立洋货行制度公告,鼓励“身家殷实之人”,“承充洋货商”。乾隆二十五年(1760),洋行行业的公行组织正式批准成立,洋行制度开始发展,同时在城外西南处建立了十三间“夷馆”,供外国商人居住。今西堤、文化公园一带因是洋行的集中地,康熙年间已被人们称之为“十三行”。
清乾隆至嘉庆年间,清廷关闭了福建、浙江、江苏三处海关,广州成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的大权,进入了鼎盛时期。其时,洋行数多达儿十家,尤以四大巨富潘启、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创办的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出名。现在人们仍可以从同文路、怡和大街、宝顺大街、普源街、仁安街等同名洋行命名的街道中,感受那十三行曾一度辉煌的历史。
4.地名反映文化特色
以学校或教育机构为名。今文德路原名府学东街,源于宋代的广州府学。今越华路得名于清代的越华书院,明朝的一德社学遗址在今天广州市一德东路德惠坊附近。还有法政路,并不是现在大家所认为的由于是政府机关和法律机关所在地而得名,而是因为清末时,曾在此设立法政学堂而得名的。
以反映科举的用语为名。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中下层知识分子跻身上层统治阶层的唯一途径,犹如鲤鱼跃龙门般,一但科举及第,整个人顿时身份非凡。古人常用折桂象征科举及第,所以在明清的贡院遗址附近就留下丹桂里、天香街、折桂坊、桂香里等名。
以祠堂、寺观命名广州是佛教最早的传播地之一;而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广州流传甚早,南海罗浮山自葛洪后成为中国道教活动中心之一。广州的道观寺庙香火鼎盛,由此繁衍而来的是诸多与之有关的街名路名,如光孝路、六榕路、长寿路、净慧路、应元路、光塔路、天后街都是得名干附近的光孝寺、长寿庵、净慧寺、应元宫等,还有得名于同名祠堂的李家祠道、关家巷、雷家巷等。
以名人故居或典故命名羊城乃人杰地灵之所,时有英雄先贤出现。而先贤名宦的知名度高,其府第高门大院与众不同,无论从纪念角度或从识记角度来看.名人故居都是很好的地理标记,故常用于街名。如豪贤路原名濠弦街,后因明末抗清英雄黎遂球的故居在此,取谐音为豪贤街,本世纪30年代才扩建成路。崔府街得名于南宋名臣增城崔清献与其故第。而福地巷,则是因明代居住于此的伦文叙高中状元后,其子伦以谅、伦以训先后高中为探花、榜眼,而取名“福地”,寓人杰地灵之意。南宋绍兴年间,黄勋、黄兴兄弟连登科甲,他们所居住的巷子被命名为“擢甲里”。像这样的街道、巷子还有状元坊、仰忠街、湛家大街等。
5.地名反映广州近、现代革命史
广州不仅是商业都市、历史名城,也是具有悠久革命历史的英雄城市。广州在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先烈路、广州起义路、六二三路记录的是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英勇行为。中山路、执信路·····一个个路名让人们记住的不仅仅是每位先烈和他们的英雄事迹,更是他们反抗压迫,勇为革命先行者的大无畏精神。
6.地名反映广州的旅游资源
广州,不仅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商贸城市,更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2200多年的建城史,给广州留下了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而这些在今天又形成广州丰富的旅游资源中不可缺少的人文景观。
以史迹为名文德路上的广府学宫(今广州第一工人文化宫一带),曾是岭南第一儒林。文德路以东有万木草堂,康有为在此讲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贡院创立中山大学的前身——广东大学;农民讲习所,其前身为番禺学宫,是明清两代的番禺县学和祭祀孔子的文庙。文德路以西,有大小马站的书院群;以南则是南园诗社。
文德路一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文明路省博物馆一带不仅是古代广东生员乡试的贡院,又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革命大本营,无数的民众曾在此欢送北伐军出师和欢呼胜利。这附近更有一连串革命遗迹,国民党一大会址、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
自宋元始经明清至今被列为羊城八景的共有39个景点:
扶胥浴日 石门返照 海山晓霁
珠江秋色 菊湖云影 蒲漳濂泉
光孝菩提 大通烟雨
此八景见《宋志》。
扶胥浴日 石门返照 粤台秋月
白云晚望 大通烟雨 蒲涧濂泉
景泰僧归 归洲鳌负
此八景见《元志》。
粤秀松涛 穗石洞天 香山云气
药洲春晓 琪林苏井 珠江晴澜
象山樵歌 荔湾渔唱
此八景见《明志》。
至于清代的羊城八景则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海珠夜月 大通烟雨 白云晚望
蒲洞濂泉 景泰僧归 石门返照
金山古寺 波罗浴日
此见清初李调元所著的《粤东笔记》。
粤秀连峰 琶洲砥柱 五仙霞洞
孤兀禺山 镇海层楼 浮丘丹井
西樵云瀑 东海鱼珠
此八景见清末仇巨川所撰的《羊城古钞》
建国后的60年代,广州市民评选的羊城新八景为:
红陵旭日 珠海丹心 白云松涛
越秀远眺 鹅潭夜月 东湖春晓
双桥烟雨 罗岗香雪
今天,不少历史上的羊城美景已无迹可寻,只留下这些由美景繁衍而来的地名惹人遐思不断。至今,石门、珠江、廉泉、光孝寺、白云山、东湖、鹅潭、荔湾、镇海楼、越秀山仍是观光胜地。芳村、花田、花地、流花路、梅花村等地名涉及新旧八景,或取义于湖光山色、园林胜景,或来源于历史长河、人情风俗,都体现着广州的自然美、人文美。
以著名园林为名广州的园林艺术,在名气上远不及苏杭,但岭南一带的园艺却也自成风格。广州城内就曾有不少名园,尽管不少名园己经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但由这些名园衍生而来的地名却被保留下来。像得名于寄园的寄园巷,由名园东皋而来的东皋大街,还有馥园巷、惠园等等。
7.地名反映广州各民族迁移和方言的演变
广州古称百越,乃南蛮之地,秦时大批中原人迁移至此。时至今日,广州聚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居民,他们迁移到广州后,仍喜欢聚族而居,为了怀念家乡和亲人往往以原籍或姓氏命名新居地。将地名与其它史料相印证,清楚地表示广州移民的来源、路线和分布,有着重要的人口地理意义。如杨氏巷是因清代驻粤八旗军的杨姓家眷居此而得名,还有李家巷、陶家巷、宁家里等等都是以姓名命名的。而高阳里居住的原是高阳郡的许姓族人,汝南巷是汝南郡陈氏,陇西巷是陇西郡李氏……
广州地名中还有不少壮侗语系成分,不同于中原语言,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如小河叫涌.池沼曰塘,“(广州)谓港日涌……凡池沼皆曰塘,起在江中者亦曰塘,若,白规塘、菱角塘是也,犹合浦海中之珠池也……”(见屈大均《广东新语》)。还有埔、浦、布、步、陇、良、栏等,今已成为广州方言地名,但实为古代越人栖居于此而在地名上留下的痕迹。这些对研究历史民族地理和语言地理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8.地名反映了人们的思想愿望和心理意识
人们每居一地,总希望安居乐业、繁荣兴旺,往往将自己的愿望、感情、志向和道德观,在路街的命名中予以寄托、祈求、互祝、互勉。
以祈福祝颂语、言志励行语为名百姓总希望国泰民康,社会安定,安居乐业。广州曾有11条平安里,11条五福里,5条九如坊(取意“天保九如”),8条吉星里(巷),还有吉祥路、昌盛里、兴隆里、仁寿街、怡乐街、安业里……。在地名中,还寄寓着志向和道德修养准则,如爱国路、友爱路、敦厚里、安邦里、诚信巷。
以崇仰对象的名称为地名北京路,原名永汉路,后因纪念胡汉民先生改为汉民路。1966年,更名为北京路,寄寓着广州人民拥护党中央、向往首都北京之意。广州还有纪念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中山路,纪念革命者朱执信的执信路等等。
二、地名学上的意义
“地名是语言中的专有名词,既和语言中的其它专名(如人名)有相同的特点,又有不同的特点。”中国的地名研究源远流长,历代的地名资源可谓汗牛充栋,古代语文学家也不乏对地名用字的音义训释和考证。但地名研究历来只作为历史的附庸,或是作为地图的标记,为测绘学打下手,少有从语言学角度进行探究的。目前,地名学尚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研究地名不仅对研究历史、地理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语言学甚至是人类的社会活动都极其重要。
1.地名是精神变化活动的结果
地名是语言中的词语,而语言是社会生活交际活动的产物,也是人的思维活动的产物。地名是语言中最先出现的词语之一,因为指出某一地方这一区别,就是语言最重要的认知功能,所以说,地名是认知活动的产物。
从语言的表达功能来说,地名一开始就寄托着人们的审美情趣。人们用自己的长期劳动来建设自己的家园,生生不息的群体对于自己所熟悉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势必产生浓厚的乡土之情。许多地方流传的关于本地地名得名之由来的神话、传说、故事,无不寄托人们对自己故土的浓郁之情。
地名作为文化的一部分,难免要反映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就跟阶级、国家分不开。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思想观念,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思潮和风尚,这些也会反映在地名上。地名表现思想观念这一特点,也是造成历史上地名更迭的原因之一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制度和政策,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地域还有不同的风俗习惯。所有这些差异,必定在地名上有所体现,并构成了不同地区的地名景观的差异。
2.地名反映了人类认识活动的共同规律
最古老的地名都是专名,许多地理通名都是由专名转化而来的,例如汉语的“江”,原指长江,“河”原指黄河,后来才泛指江河。这些情况显然是符合人们思维发展的规律,人类的思维能力只能从具体地、个别地逐渐向抽象地、一般地发展。
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总是由近及远,由具体而抽象。人首先对自己的肢体有了明确的认识,然后才观察自然界,为自然地理实体命名时,用肢体的名称去比喻引申。例如,口——嘴,引申为河口、海湾口,海南有海口,深圳有蛇口。
民间为自然地理实体或聚落命名时,往往是根据人们直接感受到该地的景物外部特征来命名的,其中以颜色词最常见,象黄沙、赤岗或是一些描述地理实体形貌的常用词。
3.地名反映民族文化特征
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首要的一条是对大一统的向往,“尊王攘夷”,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和平、安定,反对分裂、割据等成了上下一致的原则。
表现在地名的用字上,安宁、兴昌都是很常用的字,“太平”更是常用的词,广州涉及这些名词的街巷为数众多,还有不少关于“忠、孝、仁、义、信”的政治道德观念的地名。
地名还反映图腾宗教的内容,像广州有白鹤洞、鹤边、鹤村等,或是反映宗教的。特别是地名的神话故事大多离不开仙人。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英雄人物,他们的业绩和精神往往已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纪念英雄人物,采用他们的名字作地名也十分普遍,在中国用作地名最多的人是孙中山先生。
4.地名反映地域文化特征
地名不仅反映全民族共有的文化特征,也反映各地特有的地域文化特征。地名反映地域文化的特征往往是多方面的内容综合而成的,其中包括地理环境、聚落形式、民居格局、民风习俗、禁忌和避讳,与当地历史密切相关的人物及其事迹、名胜古迹以及各式各样的传统故事等等。因为地名本来就与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的各方面有密切的联系。
在广州,象越秀山、黄花岗、芳村、荔湾湖等以花果为名的山水以及常年不断的花街、茶市总是令人思绪万千;而中山路、陵园路、先烈路、执信路、广州起义路又唤起人们对革命先贤的崇敬之心。
5.地名反映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
精神文化不仅有民族差异、地域差异,不同的时代也有时代差异。地名的变迁可以说是时代差异留下的最明显的痕迹。
封建时代,往往出于王朝统治的需要,频频更改地名,避讳地名便属此类。建国后,在50年代命名的街道往往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像广州市的解放路、前进路、建设路、东风路等等。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片红”更是造成全国地名的大变动,几个月间什么红卫、红光、红心、一片红地名等等充斥着大街小巷,给人们正常的工作造成人为的阻碍,邮局无法送信,车站无法售票。像广州的上下九、第十甫一带传统的经营特色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老字号被迫改名,冠以所谓的“四新”店名。如陶陶居改为“东风楼”,莲香楼改为“东升楼”,广州酒家改为“广州饭店”等。原本热闹非凡的西关一带变得格外冷清。
改革开放之后,城市边缘扩大,许多原是乡村的地方也逐渐成为工业区、开发区,这些新建的街区名称也极富时代特色。
6.地名与城市形象
地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就其构成形式而言,有雅俗之分,强调地名起源、演变过程的客观性、历史性,并不意味着否认地名内涵与形式的完美。地名作为一个标志,在满足实用功能的前提下,应尽可能达到寓意丰富,祥和高雅,有较高的文化品位。不过地名的雅俗对城市形象的好坏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7.地名的变动与地名文化建设
城市地名是一个包括行政区划、街道、重要建筑等在内的庞大体系,其中街道名称的变化,常常是城市变迁最直接、最具体的记录,街道名称的形成及其演变有其特定规律,往往是一个地方自然环境、历史事件、社会风俗、名人佚事的记录和反映,人们常能从那五花八门的街道名称中,抚摩到城市发展的脉络,感受到历史的凝炼与厚重。
纵观城市发展史,街道名称的变动,除受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影响外,城市自身建设和发展是影响其变更的重要客观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城市的任何变迁必然要引起街道名称的变化。因街道名称约定俗成的历史惯性,只要没有严重的政治缺陷和功能缺陷,一般还是要沿袭使用的。
来源：《广东史志》2000年11月
作者：谢澜
选稿：耿曈
编辑：华丽
校对：王鑫
审订：郝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