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报 泰勒
天有不测风云。创业板IPO排队过程中，湖北中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一科技”）原董事长汪汉平去世。
汪汉平共拥有两女一子，根据遗嘱，其1997年出生还在上大学的儿子汪立继承其全部股权，中一科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变更为汪立。
而实际上姐姐汪晓霞已在父亲公司工作多年，不过父亲在遗嘱中，还是将自己所持有的全部股份都交给了儿子。
女儿从一线做起
24岁儿子继承家产
湖北中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主要从事各类单、双面光高性能电解铜箔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下辖云梦、安陆两大电解铜箔生产基地。
电解铜箔主要应用于锂离子电池和印制电路板，锂离子电池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储能设备、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印制电路板广泛应用于5G通讯、光电、消费电子、汽车、航空航天等众多领域。
2016年12月12日公司在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证券简称为“中一股份”，证券代码为“870206”，公司股票已于2017年12月18日在股转系统终止挂牌。
2020年11月公司向深交所递交招股书，拟募资7.16亿元，目前正处于问询阶段。
不过在准备IPO的过程中，发生了意外。
根据湖北省应城市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发行人原 实际控制人汪汉平于2021年4月6日去世。
根据汪汉平与其配偶詹桂凤于2015年5月10日签署的《协议书》，汪汉平当时 所持有的中一有限100%的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詹桂凤自愿放弃该股权的一切权利， 并同意该股权归汪汉平单独所有。
而根据汪汉平于2015年5月10日立下的《遗嘱》，汪汉平当时所持有的中一有限100%的股权由其儿子汪立继承。这一年，汪立刚满18岁。
汪汉平立遗嘱后，中一有限经历次股权演变和股改已变更为发行人，汪汉平去世后留有发行人56.38%的股份（对应股份数为28,480,000股）。
2021年4月19日，汪汉平的法定继承人詹桂凤、汪晓霞、汪静霞、汪立分别签署 《关于湖北中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继承事项的确认函》，确认对汪汉平先生去世后留有的发行人56.38%的股份（对应股份数为28,480,000股）由汪立一人全部继承没 有任何异议，并确认与汪汉平的其他继承人就该等股份继承事项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因此，汪立继承汪汉平持有的公司股份2,848万股，系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
公告显示，汪立，男，1997年3月出生，身份证号：422202199703XXXXXX，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在读（已休学），2020年4月至今任发行人生产中心职员。
而汪立的姐姐汪晓霞此时已在公司工作多年，根据汪晓霞简历显示，她出生于1990年，2013年8月入职中一科技市场部，2015年3月起任总经理助理，2016年7月又调任至深圳办事处担任负责人，同时担任中一科技副董事长，直至2018年6月。
然而自2018年1月至2019年2月的一年时间，汪晓霞又脱离了中一科技，先后任深圳冠霖基金有限公司、深圳前海仁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助理。到2019年3月才重新回归中一科技，任职营销部，2021年4月汪汉平去世后，汪晓霞被推选为董事长。
公告显示，汪晓霞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汪立的姐姐及一致行动人、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持有公司400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7.92%。
宁德时代是其大客户
招股书显示，2019年新增前五大客户为宁德时代及东莞市沃泰通新能源有限公司，主要为公司积极拓展新客户以增加营收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与宁德时代的合作模式未发生变化，宁德时代及其子公司与公司签订框架采购合同，合同中对报价方式、订单签订方式、产品交付方式、质量控制要求和付款条件等核心条款进行了约定；在日常经营中，宁德时代根据其自身经营计划和排产需求向公司下发采购订单，并采用双方协商的方式确定采购价格、性能指标和具体结算要求。2020年公司与宁德时代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对其销售收入占比提升至35.46%，并新增了与青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时代上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的合作。
除了业务上跟宁德时代有关系之外，中一科技的股东跟宁德时代也有一定关系。
公司股东长江合志、黄晓艳与宁德时代 之间具有一定关系。其中：
（1）长江合志系宁德时代间接股东。截至2021年3月31日，长江合志投资的湖北长江招银动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宁德时代2.32% 股份，长江合志持有湖北长江招银动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72%的财产份额。
（2）黄晓艳配偶投资的部分企业为宁德时代的锂电池结构件供应商。黄晓艳配偶的表舅系宁德时代的关联方，系宁德时代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亲属。
这也遭到了深交所的问询，要求中一科技说明与宁德时代合作历程、获得其认证的过程、订单获取方式、是否存在商业贿赂或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公司是否存在被其他供应商替代的风险。
中一科技对此表示否认，“公司不存在通过长江合志、黄晓艳或其亲属从宁德时代获取商业机会或订单的情况，不存在通过长江合志、黄晓艳或其亲属从中起到居间、介绍作用的情况，不存在通过长江合志、黄晓艳或其亲属为公司代垫成本费用、进行资金体外循环或进行利益输送等情形，与宁德时代之间的合作中不存在商业贿赂或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
根据招股书显示，2017年至2020年，中一科技分别实现营业收入4.98亿元、6.02亿元、8.3亿元和11.69亿元。同期，实现净利润分别为5699万元、6588万元、4074万元和1.23亿元。
延伸阅读
4月11日，株洲一家房产经纪公司董事长游某因病去世，消息却引起全国公众关注。因为这像是一则当代版的“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
据游某去世5天前发布的朋友圈，他于4月6日凌晨就医，检查报告显示“窦性心律、T波异常（可能是前侧壁心肌缺血）、“异常心电图”。医生警告称，不住院随时可能猝死。但他签字拒绝住院。
△ 游某朋友圈截图
经多方了解证实，其实游某第二天一早还是住了院。他在当地另一家三甲医院心内科住了三天，并做了冠脉造影。不过，他再次拒绝了医生的建议——植入冠脉支架——坚持出院了。
出院两天后，游某不幸离世，年仅49岁。
从相关信息看，游某去世的原因，很可能是心肌梗死。
急性心梗发病后2小时内，是最佳救治时间。然而在心梗救治中，“患者不听医嘱”的案例并不罕见。就连医生本人成为患者时，也可能对自己的病情盲目自信。
今年2月，成都市著名急救专家苗挺因急性心梗入院治疗，因“指挥同事抢救自己”一度成为热搜。据中青报“冰点周刊”报道，苗挺发生胸痛时，还不肯拨打120；进了抢救室又告诉同事“不能放架子（冠脉支架）”。
不过苗挺比游某“幸运”，因为他在抢救中突然心脏骤停，同事和学生们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做该做的事，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及心脏中心主任霍勇告诉八点健闻，“按照现在的医学水平和医疗机构现在的设施条件，（急性心梗）完全可以救治得很好。”
然而统计显示，从2005年开始，我国急性心梗死亡率呈快速上升趋势。到2017年，城乡居民急性心梗死亡率分别为58.90/10万、76.04/10万。（据央视相关报道，我国每年发生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大约100万人）
那些没能得到很好救治的患者，到底被耽误在哪里？
△ 2002～2017年中国城乡居民急性心肌梗死死亡率变化趋势（来源：《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19概要》）
现在的医疗条件，可以把心梗救治得很好
据统计，我国94%的心肌梗死患者表现为胸痛或胸部不适。过去这些年，得益于各地公立医院胸痛中心的建设，中国医疗机构急性心梗抢救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以游某所在的湖南株洲为例，据《株洲日报》2019年的报道，当地已有6家医院建有胸痛中心。
按相关报道描述，一名株洲市民感到胸痛并拨打120后，3分钟内就有救护车出车。同时，在指挥中心调度、智能交通系统指引下，救护车能快速将患者送到最近的、有接诊能力的医院。
报道还提到，6家医院的胸痛中心对急性心肌梗死等患者，从首次医疗接触至完成初步诊断的时间在半小时以内。
霍勇担任执行主席的中国胸痛中心联盟，自2016年以来，帮助了全国多家医院建立胸痛中心。除了优化院内外流程，缩短心梗病人心脏总缺血的时间；还帮助医生提升鉴别诊断能力，发现了很多以前发现不了的胸痛病人，及时进行救治。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过5000家医院正在建立胸痛中心。其中，1817家医院通过认证。
朱建所在的医院即为其中之一。朱建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他介绍，胸痛中心的病人通常由急诊科医生接诊，并在有需要时请相关科室会诊。
胸痛中心的职责还包括去基层培训医生，帮助识别可能致命的胸痛病人，将病人转到有能力做介入治疗的医院。“我们建了个群，附近社区医生会直接把相关病人的心电图发到群里。如果我们判定为心肌梗死，并且需要急诊造影，就让救护车直接把病人送导管室，不用再去急诊。这样可以节约时间。”朱建说。
在全国多个地区，这种胸痛救治模式已推广开来。
但医院救治流程和技术水平普遍改善、提高的同时，急性心梗死亡率仍在升高。一方面是发病率升高导致死亡率升高，另一方面，是很多发病的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大部分患者错过了“黄金120分钟”
目前，急性心梗治疗的关键是再灌注治疗，主要包括溶栓和支架介入。
知名心血管病学术刊物《中国循环杂志》去年发布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2017～2018年，中国对急性心梗的再灌注治疗率大幅提升。到2018年，二级医院90分钟内实施介入的比例为63.0%，三级医院为58.3%。
不过，这一数字和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差距——2010年美国这一比例已达到94.2%。
对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从发病到开通血管的时间非常重要。所谓“黄金120分钟”，即发病后2小时内是最佳救治时间。霍勇指出，现在全国的这个时间平均为300分钟——最好的急救时机被错过了。
“分析这300分钟，会发现在患者这一端的延误最长。”霍勇说，相当多的病人在发病后两个半小时内，都完全没有离开原来的地点。
“大部分公众发病以后，常常第一时间是给子女打电话，给亲戚熟人打电话，就没想到打120。如果在夜里发病，还有些人不愿意打扰别人。所以这种延迟是非常严重的。”
霍勇还认为，公众和急救体系的联动不够。“虽然北京条件好，但是到目前为止，北京到医院的急性心肌梗死病人，只有不到30%是救护车拉来的。剩下的里面，50%是自己去医院，另外还有20%是从无救治条件的小医院转过来的。”
他呼吁，应该广泛向大众宣传：在出现胸痛症状时，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20，在就近原则下，尽量选择有胸痛中心的医院。
一位心内科医生表示，如果没有胸痛中心这样的项目（来帮助诊断心血管疾病），可能使得很多医院/医生对胸痛的认知不足，导致漏诊、误诊。
这位医生提到一个案例：有病人说胸痛，医生给开了些药，因为病人当时觉得不痛了，就让病人过几天再来看。结果病人几天后就猝死了。
还有几位心内科医生都提到，心梗病人的症状有时可能并不非常典型。急诊之外，病人看错科室、科室医生误诊漏诊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例如上腹部痛、呕吐，很多人当消化系统疾病看。血压低、头晕，很多人到神经内科。还有的牙痛，就去看牙科。”
拒绝做造影和支架的病人们
许多心内科医生都见过与游某情况类似的病人，朱建最近也遇到一位。
那是一位30多岁的男性，出现胸痛、憋闷、出汗症状24小时后，才到医院急诊。“他说工作特别忙，一开始想自己扛过去。”
被诊断为心梗后，这位病人一开始不愿意做造影，理由是“造影了就得放支架，放支架以后就得一辈子吃药”。
医生劝他说，其实冠心病是慢性病，本就需要终身吃药，跟是否放支架没有关系。于是他同意做了造影，并把血管打通，但住院三天后，就要求出院，因为身体感觉很好。
“心梗发病后，24小时和一周内都是猝死的高危时间段。如果才三四天就出院，风险很大。”朱建说。
他对一个曾经的病人印象深刻：“刚来时还不到心肌梗死的程度。是左主干病变，没完全堵死，只是存在堵死的风险。”
主治医生当时解释，左主干是心脏最重要的血管，一旦堵塞就容易猝死，建议放支架，但病人拒绝了。“当时一部分原因是经济情况，他觉得支架费用很高。”
那位病人猝死在做造影后的第二天。
对医疗费用的担忧，在支架经集采大幅降价的今天，已不再是个问题。一些心梗病人拒绝用支架，是否与“支架滥用”的刻板印象有关？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认为，的确存在这样的因素。
换言之，由于医患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医学专业上对于支架使用的论争，对于一般公众反而可能造成“因噎废食”。其实，著名的“反支架运动”代表人物胡大一，也是中国第一个大力推广支架使用的医生。他自己就曾强调，他反的是支架滥用，而不是反支架。
最容易忽视的环节
经过初步救治，症状好转后，也是许多病人容易掉以轻心的时刻。
多位心内科医生都提到一种情况：有的病人还没发展到心肌梗死，胸痛缓解了，心电图、心肌酶正常，就觉得可以回去了。这对医生的判断提出了较高要求：如果发现胸痛是心源性的，必须要求病人留观。
“我们医院就有过一个病人，因为胸痛来治疗，发现是不稳定心绞痛，但病人当时拒绝住院。”朱建说，“结果走了24小时以后，再回来，就发展成心肌梗死了。”
他认为，如果那位病人第一次留下来住院，做相应的观察、治疗，可能就不会发展到心梗。
朱建介绍，突发的胸痛症状，临床常见的是急性冠脉综合征，它包括心肌梗死和不稳定心绞痛。其中，不稳定心绞痛随时可能发展成心肌梗死。
“有的心梗患者明天要出院，今天一激动，就猝死了。”他解释，心梗发病后几天，猝死最常见的诱因是突然用力（比如用力大便时、提重物等）、突然情绪激动，这容易诱发恶性心律失常、心脏破裂。这两种情况也是所有心脏病人都要注意避免的。
据朱建了解，目前在有较好治疗条件的地区，因急性心梗住院的病人，住院死亡率大约为1%～2%。
对于那些发生急性心梗而不愿意住院的病人，朱建会要求团队的医生“慢慢磨”，“这些病人，你不能放他回去。放他回去，就等于放弃他的生命。一定要他留观，发动亲属，还让他自己上网查资料，让他认识到心梗的严重性，最后一般都能劝得住。”
降低急性心梗死亡率，还可以做哪些？
中国心梗死亡率无改善，除了公众认识不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同级别医院的救治能力差异。
据《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9》，从2013年开始，农村地区急性心肌梗死死亡率超过城市平均水平。
一个统计数据或可解释背后的原因：2013～2014年，县级医院的STEMI住院死亡率是省级医院的3倍多（STEMI即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是心肌梗死的两种类型之一，需要的救治更为紧急）。
这一数据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原副院长杨跃进、心内科冠心病中心许海燕教授及团队在2020年10月发表的一篇论文。论文分析2013～2014年数据，指出中国不同级别医院STEMI住院死亡率差异明显：省、市、县级医院分别为3.1%、5.3%和10.2%。
霍勇对八点健闻强调了急性心梗死亡率仍存在的地域差异。在大城市呼叫120，救护车可能几分钟就能到达，从二三线城市往下，这个速度会越来越慢，农村地区更不用说。
“我们的救治体系还不够完善。”霍勇表示，这些年，病人从发病到得到救治的时间，在大城市是明显缩短的，但在全国的平均时间并没缩短。因此下一步，提升县域医院的救治能力尤为重要。
不过对于未来，霍勇还是表现出了乐观。他介绍，现在针对基层医院的“胸痛救治单元”项目已经开展，全国大概有近5000家县医院，目前胸痛中心和救治单元的建设，已经涉及到了将近3000家。“我们也在不断推动县医院技术提升，比如说介入，我们专门有针对县医院的介入课程培训班。”
降低心梗死亡率，从政策层面还能做什么？
霍勇建议从国家层面，尤其从“健康中国”战略层面上，对心肌梗死这类致死性高、上升速度快的疾病，专门出台措施。“增大医疗体系的相关投入，增加对县域医院的支持，并进一步推进公众教育，是降低急性心梗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关键点。”
此外他提出，实行药品和耗材集采后，救治相关疾病的费用降低，希望把降价腾出来的医疗支付空间，往（心梗）这类需要急救的疾病倾斜。
*参考资料：《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19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