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雎不辱使命》里的对话让人印象深刻。
秦王吓唬唐雎，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你怕不怕？
唐雎怼回去，“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秦王立马认怂。
本来觉得这士之怒就是最厉害的，没想到明朝有个人，发起怒来可以让天下震动，江山易主。更有意思的是，他的怒不为己，为朋友；他的策略不硬碰，在看不到的地方借把刀，凶狠复仇。
这个人就是姚广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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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处死了一位文人。如果是一般的无名小辈倒也罢了，朱元璋处死的人是“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的高启，元末明初的媒体大V。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很多人耳熟能详的诗正是出自高启之手。
以朱元璋的霸蛮性格，处死一个文人估计也没怎么放在心上，毕竟另外两位“明初诗文三大家”宋濂、刘伯温都被他收拾的服服贴贴，给了编制，成了御用笔杆子。朱元璋刀口上的血从来没干过，何曾在意过一个大V？
他眼睛里都是功臣名将，觉得这些人才是大明舞台上的主角，也只有这些人才能撼动他的江山。他从来没想过，舞台上不起眼的配角们，也能改写历史。这个不起眼的高启，犹如一只扇动翅膀的蝴蝶，将朱元璋死后的明朝搅和得天翻地覆……
有才华的人往往少不了粉丝的追捧，他的一个铁杆粉丝就是姚广孝。十四岁即在老家苏州的妙智庵出家，法号道衍。这哥们虽然人在佛门，却交游广泛，以诗僧身份，与吴中的文人墨客多有往来，关系最好的，非高启莫属。
他们组建诗社，呼朋引伴，号称“北郭十友”，即便在苏州围城期间，两个知识分子都没忘记写诗唱和。
明洪武三年，姚广孝的诗集《独庵集》刊行，写了书是要请一些牛人来“斧正”的，姚广孝把诗集寄给了高启，高启也不含糊，毫无保留地称赞姚广孝诗文“闳放驰骋，兼采众家”，将来一定会以诗名世，成为伟大的诗人。
被一个伟大诗人称赞将成为伟大诗人，姚广孝大喜过望，作诗相赠：“不是别来情愈密，经句笑语为相投。”话里话外，浓情蜜意，一对大明诗坛的CP。
从元末到明初，元廷、张士诚、朱元璋，各方势力在苏州你来我往，政权的更迭并没有影响两人深厚的友谊，但这一切，还是在一场横祸中戛然而止。
2
《上梁文》之祸
明初士大夫有一股诡异的风气，不愿意入仕明朝为官。
高启也顺应了这个风气，举家归隐。朱元璋知道他的诗名，令他参与修撰元史，而后又想命他担任户部右侍郎。高启坚辞不受，朱元璋也拿他没办法，赐他钱财，放他回了老家，对高启也算厚道。
只是高启不愿意混官场，不代表就可以不守官场的规矩。你可以不去抱朱元璋的大腿，朱元璋可以忍；但绝对不能去抱朱元璋敌人的大腿，朱元璋不能忍。
洪武七年，苏州地方官重新修建了苏州府衙，请了地方文坛领袖高启撰写《上梁文》以示纪念。
所谓“上梁”，指的是安装屋顶最高的一根横梁。“上梁有如人之加冠（男子成年行冠礼）”。上梁在古代的意义，可能比现在的奠基仪式还要重要得多。祸乱就此开始，因为此处新建的苏州府衙，正坐落在“伪吴王”张士诚的宫殿旧址之上。
元末太湖流域的形势
高启写《上梁文》是几个意思？莫非是要纪念张士诚不成？
朱元璋对张士诚的恨刻骨铭心，曾以政府的名义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政策，因为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地区是张士诚的大本营，对这几个州县课以重税，以示惩罚：
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
就因为苏州、松江的老百姓曾经拥护过张士诚，朱元璋就不依不饶，统一天下后还要单独拎出来这几个州县课以重税，惩罚当地的老百姓，谁让你们政治不正确？
这回，高启的《上梁文》被朱元璋视为歌颂张士诚的大作，踩了雷。
帝王的疑心一动，无需证据，便已经注定了结局。
高启文中的“龙盘虎踞”四个字，更是深深刺痛了朱元璋敏感的神经。
只有大明的京师南京才可称龙盘虎踞，苏州伪吴王的宫殿旧址，岂能配得上这四个字？朱元璋立刻下令，押高启赴京受审。
审判结果，苏州知府魏观私自延请高启作为幕僚，触犯了＂大臣专擅选官＂之律；高启在上梁文中歌颂魏观，违反了＂上言大臣德政＂之条，两罪并罚，二人皆是死罪。
就因为拍了下地方官的马屁就获罪，你找谁说理去？
其实，懂得官场规矩的人都知道，这种类似的案件，处理起来实在是可大可小。
后世正德年间，“前七子”之一的李梦阳曾为宁王朱宸濠歌功颂德，宁王起兵叛乱被杀之后，李梦阳也不过落得个贬官外放的下场，并无性命之虞。宁王可是实打实地起兵谋反了，相比而言，一个苏州知府魏观和一篇应酬之作《上梁文》，又能有多大的能量呢？
高启无疑是明初严酷政治环境下的一个牺牲品。
与高启有相同境遇的不在少数，姚广孝的朋友们中，杨基遭人诬陷，削籍后死于劳役工地；王彝则和高启共同死于上梁文事件，这三人竟都在同一年死于非命。青睐姚广孝的宋濂亦死于流放途中。转眼之间，姚广孝的好友们凋零殆尽。
3
物伤其类
高启的死，标志着明初吴中诗人群体的衰败。
在明初严苛的环境中，即便是好友哀悼高启，也不得不采取隐晦含蓄的表达方式，诗人王行悼念高启的祭文写到：“魂其来歆兮，涕泪于焉而偷抆。”然而王行本人，后来也牵扯到洪武四大案之一的蓝玉案，被处以极刑。
姚广孝对于高启之死作何感想，我们如今已不得而知。他的诗集中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高启之死的痕迹，我们唯一能够知道的是，高启死后两年，姚广孝以“通儒书僧”身份，应朱元璋之诏，前往南京。
是什么坚定了姚广孝步入仕途的决心？
对此，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高启的死告诉姚广孝，远离政治漩涡也未必能得到善终；有人认为，野心勃勃的姚广孝终于按捺不住了；也有人认为，姚广孝是抱着为死去好友复仇的决心，踏上了前往南京的路。
但姚广孝并没有引起朱元璋的注意，朱元璋也并非姚广孝认定的主君，姚广孝拒绝了出仕，重新回到苏州，在真正的机会来临之前，他还需要继续蛰伏。
4
“黑衣宰相”的机遇
高启、王彝、杨基死后九年，宋濂死后一年，姚广孝获得了随侍燕王朱棣的机会。从此风从虎、云从龙，姚广孝得遇明主，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后半生。
建文帝甫一削藩，姚广孝便窥到了实现抱负的时机，力劝朱棣起兵，朱棣初时还有些犹豫，担心天下承平已久，民心不可用，姚广孝却答道：“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他马上全身心投入到了帮助朱棣造反的事业中，秘密在燕王府中为朱棣操练兵马，掩人耳目。
整个靖难之役的战略规划，几乎可以说出自姚广孝一人之手，“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他指点朱棣，不纠缠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长驱直入，直奔南京而去。而局势也一如姚广孝所料，“京师单弱”，南京城破，建文帝在宫里的大火中不知所踪，朱棣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永乐大帝的时代就此来临。
靖难成功后，朱棣对姚广孝的信赖与日俱增，北征蒙古，则敕令姚广孝辅佐太子朱高炽监国，皇长孙朱瞻基出阁就学，又命姚广孝担任侍讲。姚广孝以一介僧人身份，而成为“三代帝师”，死后，朱棣亲自为他撰写神道碑文，这份待遇，在整个明朝也没有几人。
姚广孝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功，他并没有如高启所愿，成为伟大的诗人，反而以阴谋家、政治家的角色，在永乐盛世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姚广孝对朱棣的种种恩赏并不在意，甚至连朱棣所赐的府邸都不接受，一直穿着僧衣，居住在寺庙中，而将多余的钱财都散与贫苦百姓。对于这样一个“心存白云外，迹混红尘中”的人来说，究竟什么才是他所看重的呢？
也许，当姚广孝弥留之际，请求明成祖朱棣释放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恰时，他脑海中浮现出的，除了靖难之役中死难的人们，还有被腰斩的高启那绝望而痛苦的脸。
参考文献：
1.左东岭：《高启之死与元明之际文学思潮的转折》，2008年
2.余霞：《姚广孝及其诗歌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12年
3.贾继用：《高启年谱》，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
4.何春根：《元末明初吴中文人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03年
5.郭桂滨：《高启明初文学思想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
6.闵永军，许建中：《明初征辟制度与高启之死》，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