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公报
程实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尽管新供给冲击不可避免造成了宏观经济环境更趋复杂和劣化的负面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宏观经济运行的主线逻辑反而更加清晰，进而使得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变得更具可能性和可行性。对于全球宏观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而言，新供给冲击既带来了贯彻“传统智慧”的两难，也产生了破局意义的倒逼效应，敦促全球宏观政策跳出菲力浦斯曲线的束缚，从一个更高的层次和更广的维度去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巨大挑战。尊重历史、把握主线、识别长势始终是金融市场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
遍观全球，供给冲击卷土重来。每一场危机都是信心危机，作为百年一遇的公共卫生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不仅造成了全球经济的增长衰退和民生损失，更带来了市场对超宽松政策可持续性和长期效能的深度担忧，这种担忧甚至直接引致了春节之后全球股票市场的深度回调。超常规政策伴随着政策信心缺失，其根本原因在于，政策重心与问题核心存在方向性的错配。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是“新供给冲击”，而应对政策却集中于需求侧，这种错佩带来难以破解的结构性难题。
笔者注意到，虽然疫情之后的全球经济金融异动使得全球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高于正常时期，但在新供给冲击形成的同时，全球政策不确定性也正在显著下降。根据Wind资料，2021年4月，经过购买力平价折算的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比1997年以来的历史平均水准高出67%，但已较2020年5月的阶段性高点下降了52%。各主要经济体也呈现出政策不确定性边际下降的类似趋势，2021年4月，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比1997年以来的历史平均水准依旧高出16%和24%，但已较2020年5月的阶段性高点分别下降了63%和36%。
走出疫情爆发初期的震惊与困惑，全球政策制定者在2021年变得愈发镇定与审慎，面对百年一遇的公共卫生危机和已有前车之鉴的新供给冲击，全球政策调控的方向反而变得更加明确：
第一，应对疫情的直接纾困政策与应对大宗商品价格非理性上涨的管控政策具有较高的短期优先顺序。当前所有的经济金融风险本质上都是疫情的伴生风险，而每个经济体经济复甦的进程和力度都与疫情管控成效紧密相关，因此，政策重心和政策资源势必需要指向于疫情本身；此外，新供给冲击主导宏观演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已经进入超出基本面的短期超调阶段，适时适度抑制金融投机对新供给冲击的激化作用，是避免係统性风险滋生的必要之举。
第二，全球财政政策从政策指派看将更注重于呵护经济复甦动能，整体更注重刺激力度与可持续性的长期平衡。新供给冲击将在短期和长期都将拖累经济增长，叠加疫情的长期影响，全球经济复甦在经历令人振奋的2021年上半年后，将进入一个更加困难重重的下半年，包括中美在内的主要经济体的财政政策都将保持高于疫情前的刺激力度，但也将留有余力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疫情反复和其他意外。
第三，全球货币政策从政策指派看将更趋关注长期物价稳定，非常规政策的退出是确定性的政策方向，新供给冲击将迫使全球货币政策正常化更加坚决，一旦疫情防控取得决定性的成果，货币政策的正常化节奏将显著加快，部分资源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货币紧缩上将先行一步。
第四，全球需求侧政策的重心将继续从宏观向微观倾斜，而供给侧政策的长期重要性正逐步超出需求侧政策。疫情和新供给冲击都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复甦的K型特征，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两极分化均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宏观政策更需注重对微观主体的利益关切；而在新供给冲击成为主导性因素之后，供给侧政策更加显示出治标治本的关键作用，一系列旨在完善和优化供应链的政策，即便带来短期成本但依旧具有不容置疑的长期优先顺序。
第五，长期政策将更加聚焦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疫情加速了全球经济的趋势转变，新供给冲击则带来了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负面约束，全球经济政策将从短期凯恩斯主义转向长期实用主义，旨在增强劳动力红利、资本效率和技术突破的长期政策将变得更加关键；而对于各主要经济体而言，政策层面的利率竞争、汇率竞争、贸易竞争都将让位于科技竞争，占据科技制高点、掌握数字经济主导权已经成为升维竞争的核心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