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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渊冲:是否不朽,要看个人的德言功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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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读书 2021-06-18 11:12

2021年6月17日7时40分,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逝世,享年100岁。那个一直出现在我们手中书封或眼前荧幕中的大师,那个拄着拐杖依然话语铿锵、性格耿直又可爱的老人,突然离我们远去了。

今天我们从回忆录里,撷取了八个关于他的故事,其中有童年印象、家庭关系、与同窗的无间友谊、追求女同学的青葱岁月、同多位文化名家的相处细节等等,不一而足。故事娓娓道来,均为亲口亲笔记述,阅读它们,或许可一窥许老的真性情和桀骜之气,乃至思虑与小小的幽默感。

谨以此文纪念和缅怀许渊冲先生,先生精神及风骨,后人终生受用不穷。

关于许渊冲的八件小事

No.1“杨戬每一变都胜过孙悟空,这从小培养了我的好胜心”

我小时候喜欢的第一本连环图画书《杨戬出世》,画的是少年英雄杨戬打败哼哈二将郑伦、陈奇,后来又打败孙悟空的故事。

画片上的杨戬头戴紫金冠,身披黄金甲,手执三尖两刃刀,身边跟着一只哮天犬。孙悟空会七十二变,杨戬却能每一变都胜过他:悟空变鸟,他就变鹰;悟空变虎,他就变狮;悟空变庙,他又变神。这从小培养了我的好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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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后来翻译文学作品时,如果作品已有前人的译文,我就要尽可能胜过前人。不能胜过,也想别出心裁,不肯落入前人的老套。

No.2“我因为瞧不起同班同学,打了一架,哭了一场”

上学前家里就说了,到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做个好学生。怎样才是好学生呢?一年级甲组老师说:要学习欧阳童生。我一问童生,他认识的字还不如我多。

他的祖母常来我家打牌,她说童生很守规矩,于是我在学校就不敢乱说乱动。但是我个子小,我不说什么,大孩子也欺负我。有个同学因为我说话声音大,说我讲他的坏话,就用他的尖指甲挠破了我的脸,都出血了。回到家里,父亲却说一定是我调皮捣乱和同学打架,打了我一顿。这是我小时候碰到的第一件不公平的事。

我读二年级前,父亲因为南昌月薪打七折,不够维持一家生活,只好到外地去工作,先去了产橘子出名的南丰,后去了离南昌只有六十里的丰城。继母还带我坐轮船去过那里。县里人听说我喜欢英雄画片,就拿来了一大堆给我看,有身穿战袍、手提大刀的颜良,有身披铁甲、手持长枪的文丑。我很喜欢,但是要一元钱,父亲不肯花钱,我只好带着遗憾,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丰城。

许渊冲家乡江西南昌旧照

后来父亲在鄱阳湖畔、庐山脚下的星子县管理财务,派了红船来接继母和我,我只好到星子县上学去了。星子县县长周晓环是江西农专的毕业生,后来当了老师,所以我们不叫他县长,而称他周老师,称他夫人为周师母。

周老师有个儿子,名叫绪旸,和我同岁,读小学二年级;还有个女儿,名叫绪昭,比我小一两岁,读一年级。我本来应该升级,但是星子县没有三年级,我只好和绪旸同读二年级。我因为瞧不起同班同学,为了争夺香烟画片,还和同学打了一架。父亲知道后非常生气,打了我一顿,还把我的香烟画片烧了。我哭了一场。绪昭知道后也哭了,要我到她家去,买了画片给我,送我回家,路上我们还捉了萤火虫呢。这是我第一个小女朋友。

我家在星子县只住了半年,就回到了南昌西南的石头街;周家也回到了南昌东北的桃花巷8号。他家托人捎信,盼望我们去。继母就带了我从西南我家去了东北他家。还没开门,就听见绪昭笑着来欢迎我们了。

但是桃花落在石头上就要枯萎,巷子里也没有夜行的萤火虫,时间和空间就这样隔离了我们。直到十年后,我升入了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绪旸也考取了在昆明的同济大学,我们才重逢,并且常常同去青年会打乒乓球。不料有一天,绪旸告诉我,绪昭已去世。我就写了一首短诗,纪念这个小伙伴:

那年我才八岁,

挨了一顿痛打。

痛在我身上,

泪从她眼里流下。

夜里我们回家,

萤火出没草丛。

今夜萤光四洒,

她却长眠梦中。

No.3“成功的人考试分数不一定高,这话对我来说不错”

他(杨振宁)四岁就认字,他的母亲教了他三千多个字;而我四岁时才学会三百个字,我的母亲就去世了。他五岁读《龙文鞭影》,虽然不懂意思,却能背得滚瓜烂熟;而我只会看白话小说,背《水浒》一百零八将。只有造型艺术,他用泥做的鸡使他的父亲误以为是一段藕,而我却会画唐僧取经。可见我长于形象思维,而他的逻辑思维却远远超过了常人。

许渊冲与物理学家杨振宁是同班同学

冯友兰先生说,成功的人考试分数不一定高。这话对我来说不错,因为我虽然翻译了几十本诗词,但“翻译”课和“英诗”课考试的分数都在80分以下;而杨振宁却是分数既高,成功又大。他考入西南联大时,是两万人中的第二名。“大一英文”的期末考试两个小时,他只一个小时就交了头卷,成绩是全班第一。而“物理”和“微积分”课的考试,他不是100分就是99分,无怪乎他小时候就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了。这不是天才吗?

获诺贝尔奖时期的李政道(左)、杨振宁(右)

每个人应该做的事如果做得尽善尽美,那就是成功。杨振宁在初中的两个暑假里,跟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丁则良学上古的历史知识和《孟子》,结果他全部《孟子》都背得出来。这不是尽善尽美吗?而我的历史知识却是听乡下大伯讲《三国》,自己看《说唐》等书得来的。至于《孟子》,我只会背开头一句:“孟子见梁惠王”和“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我是学文的,他是学理的。这样一比,更看得出差距多么大了。

比起他来,我的领悟力、推理力、观察力都相差很远;只有表达力,他更善于说理,我更长于抒情。我在小学演讲得过第二,中学英语演讲也得过第二,所以后来在大学讲课,还能有吸引力,甚至有感染力。

振宁的二弟振平说:“六岁的大哥常去海滨散步,很多孩子都在拾贝壳。大哥挑的贝壳常常是很精致,但多半是极小的。父亲说他觉得那是振宁的观察力不同于常人的一个表现。”而我在画牛魔王大战孙悟空的时候,却只画了牛魔王的两只角,而没有画耳朵。因为我不知道牛耳朵画在什么地方,可见我的观察力差。

许渊冲与杨振宁合影于清华园

振平又说:“振宁生来是个‘左撇子’。母亲费了一番精力把大哥吃饭、写字改成右手,可是他打乒乓、弹弹子、扔瓦片,仍旧自然地用左手。因为人的左脑控制右手,而右脑控制左手。我常常在想他后来异乎寻常的成就也许和两边脑子同时运用有关系。”我写字、打乒乓,从来都用右手,所以重文轻理,不如他文理兼优了。

振宁喜欢下围棋,“桥牌也很来劲儿”。我却觉得围棋是一片汪洋大海,不知从何下手,只喜欢下五子棋。桥牌只有52张牌,我可以在有限的小天地里显显身手。

No.4“我很后悔,失去了一次战胜两位数学大师的机会”

吴宓教授认为外文系学生应该:一成为博雅之士;二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三熟读西方文学的名著;四创造今日的中国文学;五交流东西方的思想。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那恐怕只好用一个“雅”字。

吴宓(1894—1978),文学评论家、国学大师、诗人

陈福田教授和吴先生相反,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大约可以用一个“俗”字。我去美国志愿空军做英文翻译之前,有一个领导人对我们讲话,内容并不精彩,掌声稀稀落落,我就懒得鼓掌。不料陈先生却当场提出批评,说我不懂礼貌。受训期间,我外出回来晚了,他又罚我星期日不准外出。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严格的世俗精神。

如果说从陈福田教授身上可以看到清华的严格精神,那么,从莫泮芹教授身上就可以看到北大的自由风格。莫先生讲的是“英国散文”,给人的印象也是一个“散”字。莫先生也教过“浪漫主义诗人”,不过他欣赏的是华兹华斯的散体诗,根本不讲“人爱散体我爱韵”的拜伦。我受吴宓先生影响,喜欢拜伦,结果在吴先生班上得分最高,在莫先生班上得分最低。不过分数平均过了80分,总算得到了檀香山奖学金。

联大翻译最出名的是潘家洵教授。他讲“大一英文”时用的是翻译法,最受学生欢迎。当时联大学生课后爱打桥牌(bridge),潘先生把“bridge”音译为“不立志”,真是音义俱合的妙译。

我在课后也爱打“不立志”,甚至发明了“问答式”叫牌法,还同吴琼找数学系陈省身、许宝二位教授打过一次桥牌。我北,陈东,吴南,许西。有一盘我叫“三个比大”,陈说“加倍”,结果竟打成了,非常得意,记在日记本上:

东方先用红心K攻,得一副;再用Q攻,北用A拿;北出方块J,西没有拿;北再出方块9,西用10得一副。

西用小牌攻黑桃,北用9偷,东用K得一副;东用红心J再得一副,西无红心,垫小梅花;东攻梅花,南用Q拿;南出红心10得一副,西又垫小梅花;南出梅花,北用K拿,西无梅花,垫小黑桃;北再出梅花A,西只好垫黑桃10;北出黑桃A时,西的Q束手就擒;北再出黑桃J,西只好垫小方块;北最后出方块A,西K无保护牌,于是落网。

这样东西方只拿四副,南北方拿了九副,刚好做成“三个比大”。如果第三副牌西用方块K拿了北的J,那么南的方块Q可拿一副,南北还是可以做成;如黑桃K、Q或10有两张在东方则不行,可见胜利得来不易。

下一盘我还想乘胜追击,又叫“三个比大”,陈先生又“加倍”。我想侥幸可一而不可再,就改叫“四个红心”,陈先生还是“加倍”。结果他拿了四副,我没有做成。但如果打“三个比大”,我拿九副倒是够了。于是我很后悔,失去了一次战胜两位数学大师的机会。

No.5“我有点失望,认为北大校长并不比中学校长水平更高”

联大三位常委我都见过,第一位见到的是北大蒋梦麟校长。我在书中看到他的照片,穿西服,戴眼镜,比较洋气。不料他对联大新生训话时穿的却是长袍,讲话浙江口音很重,内容也和学术无关,只是告诫新生要守校规。所以我觉得有点失望,认为并不比中学校长的水平更高。杨振宁也该听过那次训话,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印象。

从左至右: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

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校长我只见过一次。他来昆明时,联大剧团为表示欢迎,在新校舍第二食堂演出话剧。但是食堂没有凳子,只好把图书馆的长凳搬去。不料晚上来图书馆看书的同学没有凳子坐,要去看戏又没有票,于是就去食堂搬凳子,结果扰乱了剧场的秩序。第二天张校长在昆华中学北院操场上讲话,梅校长陪同站在旁边。张校长批评了扰乱秩序的学生,说大家喜欢看戏,他可以请周恩来到联大来演出。周恩来和梅贻琦都是南开中学的毕业生,周在南开常演话剧,并且反串女角。因为那时中国话剧还处在莎士比亚时代,女角多由男同学扮演,所以周恩来和曹禺都反串过。

我对梅(贻琦)校长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新校舍第一食堂的讲话,记得内容大致是说: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不是参加政治活动。看来他是支持汪曾祺,不赞成闻一多先生的。我在美国志愿空军机要秘书室做翻译时,梅校长来秘书室了解联大同学工作的情况,告诉我要回校再读一年,才能毕业。这两点对我关系很大。我参军后回了联大,如果没回,像一些美军翻译一样去了美国,而美国出版的中国诗词英译本都是自由体的,我有韵的译本也许根本出不来,那反而会成为中国文化的损失了。

No.6“我们相逢在白天的课堂,有共同的学习方向”

我的意中人是一片云彩,投影在我的波心,她不会讶异,我怎能不欢喜?我们相逢在白天的课堂,有共同的学习方向,她可能不记得我转瞬消失的踪影,我怎能忘记她眼中放出的光芒?

1939年7月12日,我把两首译诗(徐志摩《偶然》、林徽因《别丢掉》)和一封英文信放到女生宿舍信箱里。记得有一次钱锺书先生讲课时碰到my mind to中没有动词,周基坤提出这个问题,钱先生说是to前面省略了verb to be。我为了表现自己学了立刻会用,就在信上写了一句my mind to make youracquaintance(我一心想和你交朋友)。不料后来周基坤一查书,发现原文是 I made up my mind to,我真是弄巧成拙了。

1939年与许渊冲同上钱锺书大一英文课的外文系女同学周颜玉。许渊冲写了英文信给她,五十多年后才收到她从台湾寄来的回信。

说来也巧,我在我们的老师,也是钱锺书先生的老师,吴宓教授的日记中发现了对我意中人的记载。他1940年8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前数日,于城门遇周颜玉,着橙红色衣,盛施脂粉,圆晶轻小,如樱桃正熟,偕其未婚夫行。今又遇于凤翥街口。着月色衫,斜垂红带,淡施脂粉。另有一种清艳飘洒之致。与其夫购晨餐杂品。宓深感其美云。”

原来她已订婚,我自然是“求之不得”了。几十年后我的译诗出版,寄了一本给她。她从台湾回信,谈起当年往事,她说吴宓先生还请她吃过饭,不过她现在已经白发苍苍,比当年吴先生还老。但是在我心中,她怎么会老呢?

现在,我把她给我的两封回信抄录于后。对我而言,这简直是难得的历史文物了。

渊冲学长:

拜读大札,的确十分意外。半世纪未通音讯的老同学突然来信,真使我惊讶。看了那篇访问,知道你杰出的成就,非常敬佩。那也是我们联大的光荣。如果你明年能来台北开会,我们在台校友定会竭诚欢迎。希望来台之前早日通知我。

外子正弼早已退休,在家养病,因年事已高,老人病缠身,我也是发苍苍、视茫茫的老妇,恐怕你已认不出来了。人生短促,转眼已迈入老年。五十几年的光阴飞也似的溜走了。

健康快乐,并问候

学长夫人好

周颜玉 1993.10.20

第二封信,1999年1月8日寄自台北县新店市玫瑰路47巷3号7F。

渊冲学长:

前几天去牯岭街开信箱,收到你的信和大作(文学翻译),谢谢,我会慢慢拜读。因为搬家,旧址我已很久不去,搬来新店郊区,很少去台北,因此迟至今天才回信,非常抱歉。

我是1938年读外文系,1940年已转入社会系。吴宓老师的《西洋文学史》我只读了一学期。我记得有一次因为下雨我弄脏了他的笔记本,我吓坏了,同学告诉我吴老师很爱清洁,他会骂人。结果还好,他只微笑不说话,我松了一口气。

1942年我毕业后随正弼去了成都,随后正弼去美国受训,我一人带着一个小男孩住在一位联大同系同学家。这位社会系的同学告诉我他见到吴宓老师,吴老师要他约我去看他,他请我们三人吃晚饭……我在联大时,从未单独见过他,也未曾说过一句话,我也不是出色的好学生,蒙他台(抬)爱,受宠若惊。

最近我没照片,下次定会寄一张给你,不过白发老妇,请不要吓倒。祝健康快乐,并问候教授夫人好。

周颜玉 1999.1. 8

No.7“谈你喜欢谈的事,我就可以知道你是什么人”

我在巴黎大学上课的时候,碰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法国女郎。我在1949年1月10日的法文日记中写道:

下午三点,我去听法默教授讲“英国文学史”。我去得晚了一点,教室已经坐满,只有右手最后一排座位上坐了三个法国同学:一男二女。有一个女同学非常漂亮,皮肤白皙,态度高雅,穿了一身天蓝色的连衣裙,看来很可爱。我仿佛见到了卢浮宫中的维纳斯。

我站住了,犹豫了一下,最后,问她能不能挤一挤,让我在她旁边坐下。她微微一笑,点了点头。但三个人的位子坐四个人,自然免不了要摩肩擦臂,而她却并不以为意。我问她讲到哪里了,她说正讲乔叟《澡堂老板娘的故事》。我带了一本牛津版的《乔叟》去,就翻到565 页,指给她看。

法默先生讲:老板娘已经嫁过五个丈夫,还在找第六个;从人物的性格和故事的风格中,可以看出乔叟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我听得笑了,不是因为乔叟幽默,而是因为有“红袖添香伴读书”。

1949年,许渊冲(中间低头读报者)在法国巴黎

下课后,我问她的名字,她告诉我是妮珂·碧嘉。我请她去杜朋喝咖啡,她说好的。一进咖啡店,侍者迎上前来招呼我们道:“美须旦。”(Monsieur dame,先生和女士)仿佛是中国京剧中“美”丽的“须”生和“旦”角似的。

我们要了一杯咖啡,一杯可可。我问她选读了什么课,喜欢看电影不。她说喜欢。我们就谈起费雯丽主演、萧伯纳写的《凯撒和克柳芭》来。我说在影片中,我听到了权欲和情欲的对话。费雯丽在海滨灯塔旁边,穿了一件天蓝色的透明纱衣,几乎可以看清她的裸体。就这样,她使情欲战胜了权欲,使自由的凯撒沦为埃及女王的奴隶。

《凯撒与克里奥佩特拉( Caesar and Cleopatra)》剧照

碧嘉说,影片中妙语如珠,如“一个人做了蠢事,就说这是责任”。我说不错,又如“谈你喜欢谈的事,我就可以知道你是什么人”;“对朋友说实话,会使朋友变成敌人”。她说:“那你刚才讲的是不是实话?如果是,岂不是要把我当成敌人了?”我说:“对同性说实话,朋友会变敌人;对异性说实话,却可交上朋友。如你不信,我现在就要约请你看场戏或电影,你看这是不是说实话?”

我们从四点谈到四点半,约好后会有期,然后握手再见。

后来, 我同碧嘉去法兰西剧院看了拉辛的《费德尔》(Phèdre ),月下沿着塞纳河畔散步,送她回家。暑期中我又约她去海滨度假,她告诉我已经有约在先,希望“说实话不会化朋友为敌人”。

在我的回忆中,她永远年轻美丽,正如拜伦说的“时间不会在她的额头上画下皱纹”。

No.8“至于是否不朽,要看个人的德言功业了”

1984年3月9日下午3时,我同内子照君去三里河拜访钱先生。他一见照君,可能是想起了五十年前我上他的课时,喜欢坐在漂亮的女同学周颜玉旁边,就开玩笑似地问我:“你这个漂亮的夫人是哪里找到的?”我告诉他,照君原是外国语学院的学生, 1948年参了军,她的名字还是毛泽东改的呢。

许渊冲与夫人照君

我见钱先生不像七十多岁的老人,头发也没有白。他就笑着用法文说:“La tête d'un fou ne blanchitpas.”(傻瓜的头是不会白的。)我赶快说:“那么,天下就没有聪明人了。”接着,他告诉我,他在社科院只是个挂名的副院长,一不上班,二不开会,三不签阅文件,所以头也不白;但是对我调动的事他无能为力。

我就谈到北京大学的情况。钱先生说:“现在有一个value(价值)和 price(价格)不平衡的问题。价格高的人见到价值高的人就要退避三舍。”我们也讨论了译诗传真和求美的矛盾,钱先生说:“这个问题我说服不了你,你也说服不了我,还是各自保留意见吧。”可见他的学者风度。

1987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我译成法文的《唐宋词选一百首》,我寄了一本给钱先生,得到他1988年10月23日的回信:

渊冲译才我兄大鉴:

奉到惠赐唐宋词法译本,感谢之至。足下译著兼诗词两体制,英法两语种,如十八般武艺之有双枪将,左右开弓手矣!

钦佩钦佩!专复即颂

俪安

钱锺书上 杨绛同候 二十三日

钱锺书、杨绛合影

钱先生戏称我为“译才”。他在《林纾的翻译》中说过:“我记得见过康有为‘译才并世称严林(严复、林纾)’那首诗, ……严复一向瞧不起林纾,看见那首诗,就说康有为胡闹,天下哪有一个外国字也不认识的‘译才’,自己真羞与为伍。”钱先生又说:“文人好名争名,历来是个笑话;只要不发展成为无情无耻的倾轧和陷害,它终还算得‘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

严复还只羞与林纾为伍,到了我们这一代,就发展到价格高的人压制价值高的人了。钱先生还戏称我为“双枪将”,那是指《水浒》中的董平。《水浒》中的五虎上将是: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鞭呼延灼,双枪将董平。董平是第五位,假如上升到第一位,会不会受到大刀关胜的排挤呢?!

我的联大同学何兆武来信说:“钱锺书先生眼高手高,于并世学人甚少称许,独于足下称道不已,诚可谓可以不朽矣。”他不知道钱先生对我是既有嘉勉,又有鞭策的。至于是否不朽,要看个人的德言功业了。

何兆武(1921.9-2021.5),历史学家、翻译家,曾著《上学记》。

本文节选自

《许渊冲百岁自述》

作者: 许渊冲
出版社: 华文出版社

出版年: 2021-4
页数: 360

《梦与真:许渊冲自述》

作者: 许渊冲
出版社: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7-3
页数: 303

编辑 | 巴巴罗萨

主编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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