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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耍猴人流浪30年,扒火车走遍全国,供3个儿女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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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微友圈 2021-06-18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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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六旬的蔚国顺,已是新野少有的猴戏艺人。

1992年9月,河南省新野县歪子镇蔚庄村,蔚国顺种完小麦,安顿好家里,告别了妻子和三个孩子,第一次出远门。盘缠是家里蒸的一袋馒头,旅伴是两只猴子。

那年蔚国顺30岁,而立之年,这四个字让他很惭愧:家里三个孩子要养,大儿子刚上小学,小儿子才学会跑。种一年地,交完粮,剩下的收成只够一家人吃饭。

蔚国顺认为,耍猴和乞讨、逃荒一样,不是一件体面的事。但作为一个男人,养不饱家人,那更不体面。思前想后,他决定去耍猴——这一去,就是30年。

蔚国顺的猴戏,是在鲍湾村学的。相传发源于东汉的猴戏,在这里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农民农忙种地,农闲耍猴,几乎每家都有一个耍猴的,三代同堂的猴戏班子也很常见。

1990年代,新野耍猴人有3000-4000人,鲍湾村占了半壁江山。

在蔚国顺为一家温饱发愁时,有人给他指了一条路,“你种地一年能挣一千块不?耍猴耍得好,一个月就挣回来了”。

在蔚国顺看来,出门耍猴等同于要饭,是件丢面子的事。但家里三个孩子要吃饭、念书,作为父亲的他,面子并不值钱。

蔚国顺和他的“搭档”在一起。

扒火车,是包括蔚国顺在内,每位耍猴人离乡后学的第一门技能。

北至东北内蒙,南至云南广西,耍猴人出行全靠扒火车,一是其它交通工具不让带猴子,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省钱。省钱,是因为没钱。

1990年代,“种完麦后半个月里,襄阳的货车编组站,每天都有一、两百人扒车出去”。这样的壮观场景,让蔚国顺想起了电影《铁道游击队》。

相比轻装上阵的游击队,耍猴人扒火车更讲技巧:背着沉重的装备、行李,手上牵着猴,难度可想而知。每每听到那些失手造成的惨剧,蔚国顺都会难过好几天,为别人,也为自己。

他明白,从高处跌落的,不只是一条人命,还有背后的家庭、妻儿和父母的命运。

一张珍贵的老照片,记录下当年耍猴人扒火车的场景。马宏杰 摄

1994年,武汉到随州的一个小站,蔚国顺扒火车时发生了意外,他抓住了车厢,却一脚踏空,磕在了车厢的棱上,疼得直冒冷汗。

爬进车厢后,他扒开裤子,血已流了一腿,他庆幸“只是受了外伤,要是手没抓牢,可能连命都没了”。

他更庆幸的是,受伤的是他,猴子没事。

耍猴人和猴的关系微妙,如雇主和员工,又像搭档和家人。

蔚国顺说,耍猴祖师爷定的规矩,在家吃饭,第一碗先给猴子吃;出门在外,人吃什么,猴子就吃什么。对猴子的尊重,其实很容易理解——猴子有吃的,耍猴人才有吃的。

相处时间久了,耍猴人也在学习猴子的语言,在它们的不同叫声中,了解其需求、情绪和健康状态。

蔚国顺吃饭前,先给猴子们准备吃喝。

“人打猴是假的,猴打人是真的”,蔚国顺说,发情期前后的猴子,脾气暴躁,会打人、抓人,甚至咬人。蔚国顺会甩甩鞭子吓唬猴,但很少舍得真打。

蔚国顺的猴,会表演骑车、接飞刀、打篮球、跳舞、拉车、人猴对打……训练的时间长短,取决于猴子的悟性,但更多的是人和猴的默契,“一套动作学下来,少则几个月,多则半年一年”。

表演猴戏使用的部分道具。

猴子一般能活二三十年。这些年,蔚国顺养过六只猴子。第一只跟了他十多年,感情最深。猴子老到无法出门卖艺时,他会把它养在家里,直到去世。

手中的鞭子主要用来吓唬猴,很少有打在身上的时候。

“没有人陪,猴子也会郁闷,会孤独”,蔚国顺要出门挣钱,陪老猴的时间不多,他常惦记着它,就像惦记自己的家人。

猴子老死后,蔚国顺把它们埋在了村头,那是他每次离家的地方。

在家里的时间,蔚国顺习惯和猴在一起。

有一次,蔚国顺在报纸上看到,新野耍猴人被称为中国的“吉普赛人”,他欣然接受了这个称呼,觉得很确切,有点意思。

耍猴30年,蔚国顺最北去过黑龙江漠河,最南去过海南,走遍了31个省份。有的老乡走得更远,去过越南和缅甸,“除了农忙,一年都在外奔波,长的大半年,短的两三个月”。

蔚国顺的耍猴路线,这些年基本没变过:农历二月后去西北,从河南出发,经山西、陕西到甘肃一带,六月麦收前回来;麦收之后往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秋收前回来;种完花生再出去,到南方沿海走一圈,过了正月回来。

没有外出耍猴的日子,蔚国顺在家照料庄稼。

出门在外,挣多挣少,全靠运气。蔚国顺记忆里,运气最好的一次,是在广东的一座岛上表演,“大家都没见过耍猴的,猴子随便做几个动作,观众就高兴得不得了”,两个钟头,他挣了四五百块钱。

但大多数时候,赚钱依然是件难事,“有时两三个月也不一定能赚到一百块”。

1994年,蔚国顺在珠海表演,“当地一位老年人指着我说,‘莫北莫北!好桑有有!’大意是说我年纪轻轻,叫大家不要给钱”。

蔚国顺在公园耍猴,引来了一群孩子和家长围观。

蔚国顺觉得受到了羞辱,停下演出与其争辩。他说,猴戏跟唱歌、跳舞一样都是艺术,大家都是靠劳动吃饭,“我们又不是要饭的”。

但这样的遭遇多了,蔚国顺也懒得再争辩,“许多人的观念里,耍猴就是要饭”。

蔚国顺的两只猴子依偎在一起。

蔚国顺刚耍猴那几年,社会治安不太好,出门在外,常被人欺负、勒索。

耍猴人出门一般不带钱,有一点路费,也藏在馒头中,只有他们知道哪几个馒头是有“馅”的。耍猴挣的钱,绝大部分会寄回家里,零钱藏在烟盒夹层里,里面留两三根烟,遇到敲诈勒索,把烟散出去,空盒子扔地上再踩一脚,很少有人会注意地上的烟盒,即使被搜身也不怕。

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门道,这些江湖技巧里,藏着耍猴人的生存之道。

蔚国顺和他的猴子行走在街头。

1998年在广东下川岛,蔚国顺被人搭讪,对方请他帮带点“货”去广州,给1000元报酬。

蔚国顺明白,自己遇到了毒贩——因为耍猴人身份特殊,不易被人注意,所以被他们看上了。蔚国顺拒绝对方后,很快离开了当地,“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是耍猴人的规矩”。

他说,“我不能坏了规矩”。

耍猴这些年,蔚国顺见惯了冷眼,遇过危险,经历过诱惑,如果把这些遭遇全都记下来,那就是一部公路片剧本、蛮荒见闻录——实际上,蔚国顺也渴望着,有人能写一写耍猴人们的故事。

蔚国顺和搭档在路边休息,三人的年龄都不小了。

2004年,广东肇庆,蔚国顺在路边阅报栏见到一篇文章,《漂泊的耍猴人》。他看得感同身受,去报刊亭买报,但没买到。于是他在阅报栏等了一下午,等到换报纸的人来了,把这份报纸要了过来,仔细折好,揣进兜里。

这张报纸蔚国顺带了几年,时不时拿出来看看,直到折叠次数太多,报纸碎了为止。

蔚国顺奔波了三十年,最让他骄傲的是,靠着耍猴挣的钱,他把三个儿女供上了大学,家里盖起了两层小楼。但他从没有过让小辈跟他耍猴的想法,“耍猴为了啥,还不是让他们不再出来耍猴,不再受这份苦”。

靠着耍猴的收入,蔚国顺盖起了新房。

蔚国顺去过很多地方耍猴,却很少在新野县城,他直言,“怕遇到熟人,有点不好意思”

“耍猴是苦,被人看不起更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他们还有他们的路要走”。

蔚国顺年纪大了,扒不动火车了。2016年,他考了驾照,花3万元买了辆面包车,当作出行工具。而现在,他连面包车也懒得开了。相比耍猴,他更大的快乐,是接送两个小孙女上学。

蔚国顺接送孙女上学。

和蔚国顺一样,老去的耍猴人们,逐渐退出了江湖,蔚国顺年轻时学艺的鲍湾村,耍猴人只剩下20-30人,而且几乎没有年轻人。新野的耍猴人,也从1990年代的3000-4000人,减少到不足200人。

2009年5月,新野猴戏成为“第二批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蔚国顺觉得,耍猴人终于被正名了,“如果被景区请去长期驻场,每月工资有6000到10000元”,这远高于当地的平均收入,“但我们不想让下一代接班,都希望他们考个好大学,离开这个圈子”。

成为“非遗”的新野猴戏,正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状况。

蔚国顺如今也成了有“组织”的人。

蔚国顺不愿子女接班,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社会文明开化了,对待动物的态度也不同了,“可以看的东西太多了,不一定要看动物表演”。

另一个是猴子的问题,耍猴人的猴子是自己配种繁殖,耍猴人少了,配种的猴也越来越少。而猕猴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不能随意买卖,私下交易也有风险。

过去几十年,耍猴人都会随身带一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证明猴子不是野生的,如今这个证已经停办了。

蔚国顺的“驯养繁殖许可证”。

2014年6月,4名新野猴戏艺人在黑龙江牡丹江市表演时,被当地公安以涉嫌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拘留,在全国引起一场舆论风波,关于“保护非遗”和现行法律的矛盾,成为这次讨论的焦点。

让蔚国顺欣慰的是,2015年,二审宣判4人无罪。他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是为新野猴戏的正名,“我们是非遗,不是街头要钱的”。

蔚国顺认为,耍猴人背负多年的“要饭”名声,算是被洗清了。

5月30日,蔚国顺一行三人、三猴组成的小班子,来到了南阳人民公园。因为天气太热,公园里没什么人,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多,才支开场子,开始表演。

观众不多,打赏也少,但蔚国顺很满足,“收入能抵今天的油费就不错”。

蔚国顺在南阳人民公园表演猴戏,围观者并不算多。

农闲时,蔚国顺偶尔还会带他的小班子出门表演,但挣钱已不是主要目的。他计划,今年麦收之后出一趟门,但不想跑太远,到陕西逛逛就回来。

“就当去旅游,重温一下年轻时的日子”。

来源:中国人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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