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钱其琛病重的消息传出，一贯将他视作恩师的李肇星急忙放下手头工作赶到医院探望。
刚刚入过抢救室的老人安静躺在病床上，李肇星未有打扰，只简单同钱其琛的夫人周寒琼说了几句话，便告辞离去。
次日，不放心恩师的李肇星再次来到医院，和周寒琼相互安慰了好半晌。
他本以为，钱其琛还能“撑”上几日，谁知，短短几天后，那位在他记忆中依然亲切和蔼的“老钱”就永远告别了人世。泪水与回忆不断席卷李肇星，让他恍然回想起昔日钱其琛对他的点点教诲。
李肇星说：“钱其琛不只是中国外交领域杰出的领导人，也是我的外交生涯领路人。”
01，初见钱其琛：不叫司长，只叫老钱
李肇星初见钱其琛，是在1977年夏天某日。他刚刚结束3年农场锻炼，7年非洲常驻的工作来到北京外交总部。那一天，他所在的小组组长方平忽而提出要带他去见一见新闻司的司长。
初出茅庐的李肇星稍微有点儿紧张，跟在方平身后敲门走入司长办公室，与一众正在讨论工作事项的同事“相遇”。方平向司长点点头，为李肇星介绍道：“他就是咱们新闻司的司长。”
李肇星抬头看去，张口便按照惯例来了句：“钱司长好。”
他的话声未落，在场之人全都笑了。李肇星一头雾水，以为他们是笑话自己浓重的山东口音。直到他在外交部门待久了，才明白原来他们是在笑自己对钱其琛的称呼。
外交部的上下级关系非常融洽，所有同志均不以职位相称，而是犹如广场散步的大爷们一样，亲切地互称“老钱”、“小张”。李肇星是外交部第一个叫钱其琛为“钱司长”的人。
从明白此件事后，李肇星“入乡随俗”，亦开始称呼钱其琛为“老钱”。随着他对钱其琛了解的愈加深入，他也从钱其琛的经历中学到了很多有关外交工作的知识。
钱其琛比李肇星年长10余岁，出生在1928年的天津，成长于1939年的上海。他的青年时代，华夏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战火弥漫大地，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明天”究竟在何处。
但钱其琛一如革命先辈一样，早早萌生革命思想，加入中共组织，为华夏的未来艰难拼搏着。
1945年，不到20岁的钱其琛成为中共地下组织成员，领导和参与上海学生运动，发起学生纪念“五四”的活动，向美日势力发出抗议声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履任上海地下组织徐龙区学生区委员和副书记，徐汇、长宁和杨浦三个区的区委员与书记等职务。
1954年，刚过而立的钱其琛听从组织安排，远赴苏联学习。1955年，他进入中华驻苏联大使馆工作，进一步接触外交相关内容。
1963年，钱其琛担任华夏外交部留学司处长，深入研究调查留学工作，系统整理相关经验和做法，参与和制定了外国留学生到华学习的60条规定，让他们拥有了一个有效的工作依据凭证。
9年后，钱其琛重回苏联担任大使，后又到几内亚从事外交工作。归国后，他凭能力和资历升任新闻司司长及外交副部长等职位。
在苏联期间，钱其琛难得享受一段清闲又特别的时间。由于两国交往问题，中国驻苏大使馆的任务不是偶尔进行一些礼节性拜会，就是驳回苏联抗议或者向苏联提出己方抗议。
苏联人很不放心中国人，盯梢大使馆即变成一件“家常便饭”。
某一次，钱其琛外出，因不熟悉环境意外迷失方向。他想了想，直接走到盯梢人员的面前，对他们说：“我认为你跟在后面有点儿辛苦，刚好我们不认路，不如你走在前面，帮我们带路吧？”
盯梢人员哭笑不得，一时间不知道是不是该答应钱其琛的请求。钱其琛就是这样一个人，看似胆大无厘头，实则暗藏锋芒。
1979年，苏联人入侵阿富汗地界，准备实施他们的“南下印度洋”的战略，在国际上引发一系列争吵。
刚刚同美国建交不久的中国十分重视此事，把美国舆论动态视为工作重点。负责此项工作的钱其琛特地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务必将简报写短，内容写详细、切合实际。
新闻司在他的带领下，辛苦收集千余篇资料，煞费苦心汇聚成不足1千字，却极具感染力的《美国怎么办》，用6条观点讲述中方立场，为中国新闻司的简报工作开创新局面。
不久，美方悄悄向台售卖军用物品。
一直关注美方动态的华夏立马察觉，再三向美方提出抗议。可极度嚣张的美国人根本不在意中方的态度，他们利用媒体公然发表一篇声称中国对手应是苏联，中方试图求助于美国的文章。
文章传入中国，当即引起一片哗然。钱其琛自知当中关键，不敢含糊，直接把翻译好的文章送交上级部门。当天，中央领导给予批示：想要中国吞下这枚“苦果”？没门。
在中央领导明确指示下，外交部副部长于第二天送行美国国务卿时，明言袒露中方的不满。后经多方不断努力，中美两方正式签订关于台湾的《八一七公报》。
1982年3月，苏联领导公开发表一篇讲话，向中国递出“友谊橄榄枝”，希望改善中苏关系。中央领导敏锐捕捉到此一讯息，给外交部下达指示，要求他们进行回应。
几天后，身为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主持了新中国外交部第一场新闻发布会。
他站在外交部大门口的台阶上，从容面对中外几十名记者，语调平缓地说了3句话：中方注意到苏联领导的讲话；中方拒绝夹带对中攻击的讲话；中方更注重苏方的实际行动。
年轻的李肇星作为翻译，全程见证中国外交历史新一历史的诞生。他说：“老钱一直是我的榜样，从1983年建立外交发言人的制度开始，他就是我的领路人。”
同年，钱其琛担任中方特使，专门负责与苏联磋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1983年，李肇星升任一等秘书，即将前往南非国家担任临时代办职务。临行前，他特地带上纸笔去找钱其琛“取经”。
钱其琛站在办公室中，只对李肇星说了半分钟的话：“到非洲很好，记得与同事们一块好好吃饭、好好干。祝你们都好。”
李肇星傻眼了。但为了不“浪费”他“辛苦”求回来的“经验”，到了南非，李肇星严格按照钱其琛所说去做：和南非大使馆的同事们紧密团结在一起，携手解决难题，积极完成组织派给他们的任务。半年后，只有6个人的大使馆被评为先进集体。
1985年，上级通知李肇星，由他接任中方外交部发言人一职。因当时司长是马毓真，李肇星仅仅是一名助手，所以非常缺乏信心，私下里找到钱其琛，问是否可把司长称作“发言人”，副司长改叫“副发言人”？
钱其琛不假思索驳回李肇星的建议。他告诉李肇星：“发言人若分‘正、副’，就别叫新闻发言人了。你记住，发言人就是要实事求是地发布新闻、严谨地介绍相关政策。”
李肇星谨记钱其琛的话，终其一生亦不曾遗忘。
02，一次次批评：有的含蓄，有的直接
当然，那并不是钱其琛唯一一次“教训”李肇星。在李肇星的记忆中，钱其琛是一位非常严格的前辈，只要发现你存在问题，他就一定会给予批评和教导。至于批评的话术是含蓄还是直白，就看事情本身的性质了。
在李肇星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期间，日本外务省新闻俱乐部向中方发出邀请，希望中国记者能到日本与日本记者进行交流工作。
外交部决定让李肇星担任中方新闻代表团的团长率团赴日访问。可报名参加的记者皆是华夏大报的资深专业人士，许多人的行政级别甚至与李肇星持平。
初出茅庐不久的李肇星特别没底气，觉得自己当团长太不适合了。他再次找到钱其琛，向钱其琛建议，别让他当团长了，另外找一个级别高的团长吧。
钱其琛很“爽快”，直接告诉李肇星：“你不想当，可以，自己找个自己认为适合的人选上报组织。”
李肇星欣然领命，回去苦思冥想，找到了一个他觉得很恰当的人选：人民日报社的正部级领导。
李肇星说：“我大学时常读人民日报，给他们的副刊投稿，就觉得自己和他们比较‘熟悉’，可谁知，偏偏是我认为的‘熟悉’又给我自己招来了麻烦。”
按照规定，正部级别的领导出行要乘坐头等舱，但李肇星实在不好意思要求日方增加机票钱，也无法强求外交部财务部门补全报销领导多出的出行费用。
无奈之下，他只能又找回钱其琛，希望前辈可以伸出援手。然而钱其琛笑笑，特别冷酷地对李肇星说：“你自己弄出来的事情，你自己解决去。”
最后，是人民日报社替李肇星解决了困难。很多年以后，李肇星偶然回想起此事，联想到自己在十八大相关讲话中看到的内容，突然领悟了钱其琛话中的含义：“他是在含蓄批判我没有担当啊！”
李肇星遗憾地摇摇头，表示：“老钱是提示得早，奈何我笨，领悟太晚啦。”
对钱其琛而言，在其位谋其职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任何人都不能推脱或者逃避属于自己的责任，任何人也不能妄想利用职务为自己谋取私利。
有一年，李肇星作为助手陪同钱其琛到联合国出席会议。期间，钱其琛专门把李肇星喊到跟前，直白质问李肇星为什么他到联合国出差的津贴费用比到非洲和亚洲等国家要高很多。
李肇星满脸茫然，急忙依照钱其琛的意思去询问安排相关工作的工作人员，得到答复：到联合国工作能了解更多情况，所以适当添加津贴，让相关人员能买更多报纸、打点儿电话。
钱其琛闻罢，神色立马一变，严肃批评李肇星：“不对，这个说法很没道理，津贴我不要。我出差用什么钱买报纸、打电话，你不知道吗？你为什么不阻止这件事？”
李肇星哑口无言，从此更加谨慎对待出差津贴等细节小事，生怕再犯相同的错误。
2001年，李肇星卸任驻美大使，归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一职。已然升任副总理的钱其琛把李肇星喊到面前，如同曾经那般，对他谆谆嘱咐道：
“你要记住，当副部长最主要的是与中央和党组织保持一致，必须加强组织纪律性。你是党委书记了，一定别忘团结党委班子，一、二把手不能闹矛盾。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就要在会上公开提出；对同志有批评或者建议，同样当面说，勿要背后议论。赞扬的话，则可在私底下说，无需拿到台面上。”
03，身教胜言传：官衔如何，不太重要
2年后，李肇星再度升任外交部长。他是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孩子，少年时代家境贫寒，一路辛苦奋斗才有了如今这般“地位”。
故而在李肇星的心底始终留有一道阴影：他害怕别人看不起他，也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是以他又一次找到钱其琛“取经”。
面对李肇星的“求助”，钱其琛一如既往平易近人。他告诉李肇星：
“你别太把官衔当作一回事，外交部的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人类谋取和平，帮助自己的国家结交更多朋友，非常简单。你只要记清楚前进的方向，多向人民、前辈学习，多观察年轻干部的优点，就行了。”
李肇星表示：钱其琛的话，并非“假大空”，而是他多年外交生涯总结出来的“真理”。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更是这么教导后来者的。
钱其琛的身教胜过他的言传。熟悉钱其琛的人会发现，他的脾气非常平和，几乎从未与谁急过。
在同英国商谈香港、澳门回归事宜期间，李肇星曾同钱其琛一起到联合国开会，与英国外交大臣赫德见了一面。
赫德的态度非常强硬，钱其琛同样寸步不让，冷静与对方争执。眼看双方即将不欢而散，钱其琛突然整理了一下衣冠，无比自然平缓地说道：“我们今天的会谈十分关键，应是算作取得一定积极成果。”
李肇星瞬时瞪大双眼，不解地暗想：“积极成果？我们不是吵得很厉害吗？”
钱其琛似乎察觉到他的疑惑，续言道：“首先，我们的争吵特别激烈，说明我们均对此事无比看重，这就是我们今后解决具体问题的重要前提；其次，虽然我们的很多意见都没有达成一致，可即便如此，我们也依旧愿意继续谈下去，如此局面，即为我们的进一步沟通埋下一个有利的基础。”
赫德先于李肇星“领悟”钱其琛的“潜台词”，他立刻笑着点了点头，对钱其琛的话表达赞同。一场本该破裂的谈判就这样在钱其琛的三言两语里轻松化解。
对此，李肇星无比佩服，说：“此次事件正是外交领域中典型的‘斗而不破’的例子啊！”
至于其他方面的钱其琛，同样也让李肇星特别佩服。他说老钱十分简朴，担任司长时的办公室很狭小，连洗手间和大沙发也没有。而且他从不摆上级架子，打开水等等工作全部自己完成。
待到老钱升任部长，工作要求更加详细：钱其琛不准招待外宾过于复杂，拒绝外事宴请总习惯性繁琐碰杯的行为。
他认为时间特别宝贵，不该把功夫全花在无关紧要的礼仪活动里，而是应抓紧交流、多多从对方那里学习有用的经验，多向对方介绍中方立场和相关情况。
在关于祖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更该多多利用宴席的机会向对方进行有力有力的交涉。
在李肇星看来，他跟着钱其琛工作那段时间，的确从未见到钱其琛向外部或者中方领导人敬酒，也没有听到过钱其琛的客套话。
除此外，钱其琛亦会抓住一切空隙加班加点，生怕耽误半点儿工作。在出访外国的长途飞机上，钱其琛往往会利用休息时间与同事开会讨论相关问题，反复斟酌发言稿件。
他不只对下级严格，对自己亦十分严格。但凡经他手审核或审批的文稿，总像“披头散发”一样，乱七八糟，又深藏“宝藏”。
钱其琛的第一助手晏鸿亮曾暗中教导李肇星，说：“想要学习老钱的政治水平与业务水平，最佳的途径便是多看、多琢磨他亲手批改的文章。”
因为钱其琛总是会对文稿的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用心斟酌，方方面面皆能体现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对工作的责任感。
他的发言稿上不会出行什么大话、空话或者过头话，全部都是切合实际，从祖国利益点出发的干脆利索。
钱其琛离休后，李肇星首次前去探望他，又一次在如何称呼老前辈的问题上犯了难。他“效仿”警卫员，在见到钱其琛的第一面，脱口而出叫了他一声“钱副总理”。
头发花白，精神依旧不错的钱其琛朗声大笑，幽默“责骂”李肇星：“怎么回事，几个月不见你，你的中文水平就下降这么快？短短4个字，你直接错了仨，唯有一个钱字叫对了！”
对李肇星来说，那是钱其琛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他开玩笑。他本以为，豁达乐观的老钱可以笑到百岁，未想90岁那年，他便匆匆“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