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科学史（第三卷）: 现代早期科学》，凯瑟琳·帕克 / 洛兰·达斯顿著，吴国盛主译，大象出版社，2020年11月版，752页，480元
《剑桥科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缘起于1993年提出的一项编写计划，是著名的剑桥史系列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该书共分八卷，前四卷按时代从古代到十八世纪的顺序划分，后四卷涵盖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按主题编写。原书从2002年开始出版第五卷，到2020年出了第八卷才算全部出齐，前后二十多年。中文版从2008年开始推出，至今出了第三、四、五、七卷。该书的“总编前言”概括地申明该书的宗旨和写作视角：“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提供一个权威的、紧跟时代发展的关于科学的记述……撰稿者反思了科学史不断扩展的方法和论题的领域，探讨了非西方的和西方的科学、应用科学和纯科学、大众科学和精英科学、科学实践和科学理论、文化背景和思想内容，以及科学知识的传播、接受和生产。”这种写法显然与自然科学的内史（internal history）研究视角不同，它把“科学”的发展放在多种维度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在复杂的社会历史层面中探讨“科学”发展的环境因素、具体动力、过程中的变迁与传播及其社会影响。
这种外史（external history）研究的视角在我们的科学史阅读经验中并不陌生。早在1959年那位与中国有特殊交情的英国著名科学家与科学史家J.D.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的《历史上的科学》（Science in History）就有中译本（伍况甫等译，我读到的是八十 年代的重印版），在八十年代的“走向未来丛书”中收入了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2003）的《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范岱年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这两部著作都是把科学的起源与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开阔的学术视野与多样性的研究视角在当时就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实际上，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国际科学史界在科学史撰写观念上的变化和争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内史论”与“外史论”而展开，在七十年代出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进一步提出把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认为科学知识本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样一来就如有学者所讲的，既然通常作为“内史”研究的主要对象的科学知识本身也是社会建构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独立于社会因素之外的纯粹的科学“内史”，因此“内史”与“外史”的界限被消解了。（刘兵、章梅芳《科学史中“内史”与“外史”划分的消解——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立场看》（《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应该说，“内史”与“外史”从各擅胜场发展到消解界限，其实也是各种专门史研究中的共同趋势，新的研究视角与成果往往把新的纷争引向更为多元的观念与历史叙事，同时也会引向学科中更为根本性的概念。在科学史研究中的论争更多转向了何谓“科学”“真理”等更为基本与核心的问题，知识与概念的生成史和古今之见的划分不断颠覆了传统的固化概念。
从这样的阅读经验背景中读到新出版的《剑桥科学史·第三卷》中译本，由凯瑟琳·帕克（Katharine Park）、洛兰 ·达斯顿（Lorraine Daston）主编的《现代早期科学》（Early Modern Science，2008；吴国盛主译，大象出版社，2020年11月），更感到“剑桥科学史”这个科学史著述中的“巨无霸”在今天有着重要意义：在消解“内史”与“外史”界限的趋势中，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勘定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系统研究，不管这些研究被称作什么（‘科学’一词直到十九世纪初期才获得了它们现在拥有的含义）”；理解为什么“乔治· 萨顿不大会认可这种合作编写科学史的努力，而我们希望我们已经写出了他所希望的科学史。”（“总编前言”）实际上该书的确是从默顿发展到SSK的方向上所呈现出来的规模巨大的新成果。以乔治· 萨顿所希望的科学史作为自我期许，是否能够达到或者实际上有所超越是一回事，令我想到的是萨顿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人有一个好的位置固然是幸事，但更大的幸福是这个人被一种宏伟的抱负所紧紧吸引和激励，不是他找到一份工，而是一种伟大的工作找到了合适的人！参与《剑桥科学史》写作的学者或许都可以说是这样的人。
第三卷“现代早期科学”讲述的是“大约1500～1700年期间欧洲的自然研究所发生的转变，给出了广阔而细致的说明。本书讨论了自然如何被研究，在何处被研究，被何人所研究。涉及的学科从天文学和占星术到魔法和自然志，涉及的知识场所从实验室和战场到图书馆和集贸市场，知识人的类型从大学教授和药剂师到内科医师和仪器制造者。除此之外，论‘新自然’和‘自然知识的文化意义’的部分则分别陈述了新自然知识对自然概念、经验概念、说明概念和证据概念的影响，以及对宗教、艺术、文学、性别和欧洲人的自我定义的影响。……此项研究挑战了传统的‘科学革命’观，强调在欧洲历史的这一关键时期自然知识所发生的深刻而又多样的变化。”（见该书第一页）在接下来的“导论”中，两位主编更为详细地论述了相关议题，在这里有几个问题很值得思考：
一，传统的“科学革命”观认为科学革命发生在十六至十七世纪的欧洲，在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以及化学等领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哥白尼的“日心说”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该书同样大力肯定这是一个“新的时代”（这是“导论”的标题），但明确表示有意回避了“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这个术语，因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学术研究成果对其充满了疑问，是否在现代早期存在一个统一的、可以与现代科学相对应的事业、这场存疑的转型是否在思想广度和文化意义上都是独一无二的等这些问题都不再清楚，能够确证的是这个时代出现的新颖性和多样性，难以把它们归结为单一性质的历史事件。（10-11页）
二，应该看到“科学革命”这个历史叙事与神话的魅力难以被瓦解，在科学导论课程和大众文化中仍然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科学革命是关于西方必然崛起进而统治全球的一个神话，……也是关于现代性之起源和本性的一个神话，它同时支配着在其控制之下的支持方和反对方。”“对这样一个神话的需要淹没了它的内在矛盾。”（13页）颇有启发性的是，在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等领域中同样存在类似性质的神话，而且有很多历史叙事与神话的形成根本无法与“科学革命”概念中的某种真实性相比。
三，这个“新时代”的多样性令人眼花缭乱——新世界、新设备、新信仰、新仪器、新形式、新手法、新市场、新商路、新哲学、新论证、新流派，一切充满新颖性与生机，共同的特征是不断出现新的探索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既包含思想性的进路也包含技术性的进路，由与从前完全不同的学科和探究所组成，从事者位于不同的场所，隶属不同的机构，从事不同的职业。”（第2页）新奇之物既受欢迎又受批评，但是到了十七世纪中叶，“新”迅速成为用于赞扬的术语，坚持是新的成了对“新”的最好辩护。就如1686年法国自然哲学家丰特内勒向人们保证他所知道的关于天文学的东西都是新的，而且没有更新的。（14页）“新学术”引发了对旧著作的价值和解释的热烈争论，比如十五世纪九十年代发生的对普林尼的《自然志》（Natural History）的攻击和捍卫。“对许多在这种感觉之中成长起来的16 世纪学者来说，中世纪阐释者们的著作被认为与其说是错误，不如说是老套、信息贫乏、观点勉强。……大部分中世纪的注释作品，即使是像逻辑学和哲学中威尼斯的保罗的或者医学中雅可布·达弗尔里的值得信赖的作品，都不再重印了。”（第7页）我可以想象，这种除旧布新的感觉对于那些备受压抑的探索者来说是多么兴奋。
对于我来说尤为感兴趣的是，作者没有轻视在历史图像中发现证据。由佛兰德斯画家和绘图师让·范德·施特雷特（1523-1605）在十六世纪后期设计、十七世纪初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发行的雕版画丛书《新发现》（Nova reperta）“在总体上描画了16世纪的景观、工场、船舶和本土空间，把这个时期刻画成一个成果格外丰硕、富有创造性抱负和创新的时期”。（第2页），作者认为这些版画捕捉了这个时代的“兴奋之情”，或许也可以说这是图像作为时代历史氛围的直接证据的一种例证。
那么，该书“广阔而细致”地描绘的是这样一幅景象：那时还没有什么“科学”和“科学家”，有的只是以各自的兴趣、方法、目标对自然发生兴趣和勤于探索的人，这些人的级别差异很大，学识地位和社会地位各异，作为人生职业的轨迹变化多样。他们既是新奇事物的发现者和创造者，也被新奇事物所引领和塑造。在十六世纪、十七世纪的欧洲，医学教授可以写自然哲学论文和数学论文，工匠们也在自己的印刷物中提出自然哲学理论。研究什么、如何研究、由谁研究、在哪里研究等等都是各自出招。该书第二部分“自然知识的人物和场所描述了各种人物和场景：在课堂讲课的教授、在科学院演示实验的学者、受雇于贵族家庭的家庭教师、贩卖药用植物制品的药剂师或女采药人、全天居家的天文学或自然志从事者、正在计算要塞最佳角度的军事工程师……他们在书中被称作“自然的学生”“自然学家”或“自然探究者”，他们研究的是“自然知识”，没有所谓的“民科”的身份歧视和体制壁垒。他们的活动空间分别在宫廷、讲演厅、课堂、解剖剧场、植物园、印刷工场、酿酒房、店铺、露天市场或咖啡屋，互相之间可以摩肩攀谈、争论或通过书信联系。而人与活动的历史背景也是多样化的，如宗教改革和反改革、空前持久和空前规模的战争、移民的浪潮、宫廷和富裕城市之间的竞争、商业在空间范围和程度上的扩张、从新世界带回来的矿石、新植物和新动物等等。新知识总是与新人、新场所、新设备、新潮流相联系，共同构成了一部没有“科学”与“科学家”的现代早期科学史。
要深入细致地描绘这样的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早期自然知识图景，一人之力无疑是难以想象的；该书的三十四位作者虽然都是在大学任教的学者（只有一位曾在大学任教但现在远洋公司的集装箱船上工作），从研究兴趣和著述来看也是极为多样和开放性的。尽管各有学术兴趣的专长，但是在该书的总体框架和论说风格之下面对极具多样性的议题，仍然有很大的难度。正如两位主编所谈到的，该书第二十一章“从炼金术到‘化学’”是此类编史学难题的一个缩影，“此类难题即试图固定一个移动的目标，这个目标直到本卷所覆盖的时期的结束也未能成为现代化学。更不用说为已经裂为几部分的知识分支（分裂者又分布到了别处）寻找作者的困难。许多现代读者可能很不适应本卷，因为它设想了现代早期思想方式的一些详尽的知识，并给出解释。所以，尽管每一章的作者都努力使那一章的主题在现代早期知识格局中的位置变得明晰，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还是把在这些格局中结合在一起的主题分开来，并且偶尔地对它们重贴标签”。（第8页）因此，同一人物和知识领域在该书不同的章节中重新出现不是偶尔的，有读者视之为没有必要的重复，在我看来只是转换了视角。其实也因为这样，我们反而可以对感兴趣的某一领域获得跨领域的视角和认知，无形中也消解了该领域中的“内史”与“外史”的界限。
例如关于此期的艺术与自然知识研究的关系，卡门·尼克拉兹、克劳迪娅·斯旺撰写的第三十一章“艺术”相当集中地论述了在这场新的认识转变过程中，对自然的研究是如何依赖于图像。最典型的例子是对植物界的研究，十五世纪末新印刷技术的应用使得本草志等通行的古典著作开始配有大量插图，绘画也为将当地植物与古典著作进行比较描述提供了基础，而且很多时候当发现周围的植物从前没有描述过时，绘画成为对这些植物进行记录和分类的手段。更为普遍的是欧洲艺术家对表现自然界发生了兴趣，除了为自然志创作插图，也促使了植物静物画的兴起，以及参与各种对自然物的观察、整理和收藏等活动。（659页）但是，在其他各章节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与艺术相关的不同认识视角和有意思的图像史料。例如在“自然知识中的女性”一章看到妇女作为插图画家是如何活跃地工作，修女为手稿配插图，其他妇女则是画家协会的活跃成员。（167页）又例如在“实验室”一章中看到对由内科医生、炼金术士海因里希·昆拉特（1560-1605）所著的炼金术著作《永恒智慧之场所》（Amphitheatrum sapientiae aeternae，1609）卷首画的详细的图像分析，结论是“这张图虽然突显炼金术的精神层面（如炼金术士下跪的形象），但也表现出了炼金术实验室实际使用的工具，想必是昆拉特在中欧的贵族和炼金术士那里工作时了解了这些工具”。（242页）
威廉·R.纽曼撰写的第二十一章“从炼金术到‘化学’”论述了从中世纪全盛期到十七世纪末，炼金术如何走上欧洲舞台的中心，“变成了关于物质的一个全面的理论基础，以及一种非正统的新医学的正当理由，并且吸引着那个时代最聪明的头脑”。（445页）但是，他没有具体论述炼金术书籍中的大量插图的内容及其历史意义。
在这里可以顺带介绍劳伦斯·普林西比（Lawrence M. Principe）的《炼金术的秘密》（The Secrets of Alchemy,2013；张卜天译, 商务印书馆, 2018年7月），普林西比曾经与威廉·R.纽曼合作撰写了《试火中的炼金术》（Alchemy Tried in the Fire,2002）。人们通常认为历史上炼金术书籍文本的插图都是寓意性质的，但普林西比在《炼金术的秘密》中指出实际上除了在寓意层面上的意义指向之外，还有许多图像是对被认为是客观、真实的事件、过程或实践方法等方面的具体指向，可惜的是这些图像作为史料的价值和意义容易被忽视，或者难以被正确运用到研究中去。在西方炼金术史上，十四世纪出现了许多以隐喻性图像描述炼金过程和理论的寓意插图（emblematic illustrations），而且在今天大量有关炼金术的通俗著作中往往会复制这些插图，但是普林西比指出许多现代作者脱离了这些图像的历史语境而根据现代人的想法而作出解释，“仿佛它们独立于其创作者和所要图示的文本，独立于所处的时间、地点和文化状况似的”。他强调应该根据其原作者的意图和原初读者的实践，回到原初的历史语境，才能认识这些寓意图像所透露出的炼金术的许多内容。（110页） 普林西比在他的研究中分别论述了简单与复杂的炼金术寓意插图，对于思考某些特殊类型的插图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像《剑桥科学史》这样的著述宗旨与其结构体例和撰写人员的组成方式的匹配是十分重要的，也说明不必顾虑“乔治· 萨顿不大会认可这种合作编写科学史的努力”。
在传统的、甚至是默顿的科学史叙事中，“广场”作为一种公共空间的地位都是难以提上章节议程的。在“广场上的自然知识”这一节中，作者揭示了广场在“现代早期科学”中的重要意义：当作坊与商会的大门还没有完全敞开的时候，尤其是当手艺人把自己封闭在作坊里以求保守行业机密的时候，广场成了一个开放、公共的交流场所，在表演、卖货物的同时也公开展示和交流自然知识。“历史学家注意到，正如作为宫廷文化的一部分那样，异域和珍奇作为广场文化的一部分所产生的吸引力是人们感受现代早期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177页）非常重要的是，广场是全社会中相对来说是最平等和自由的空间，所有社会阶层的人都可以进入、见证和参与广场上进行的各种活动。从江湖游医的表演到对罪犯的公开惩罚和处决，关于医学的、解剖学的来自种种文化系谱的认识都可以在这里呈现与交流。一个严肃的议题是，“来自广场的自然知识提出了关于经验事实如何被掌握的基本问题”，因此当年有人建议伦敦皇家学会应该区分实验与江湖游医的炫耀性演示，而当代的研究者则会想到广场表演既是扩展大众科学文化的重要资源，但是也有可能只是迷惑观众而不是启蒙他们的危险。（179页）
另外还有一个空间与自然知识探索的关系也是我们不容易想象的，那就是宫廷。宫廷总是给人以政治权力、保守、腐败、阴谋和罪恶的联想，但是在现代早期欧洲宫廷中还有另外的可能。布鲁斯·T.莫兰在“宫廷与学会”这一章中指出，当时的欧洲宫廷“也可选择性地聚焦和激发个人天分，赋予创新以高贵地位，有时还能促成探索自然的新课题和方向。在这一方面，宫廷是引进新观点和技术、批判旧思想的重要的社会场所。它还为摆脱其他社会机构（特别是大学）对思想的束缚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并允许那些为传统场所和学术职业所排斥的人参与。”（210页）宫廷竟然可以成为批判旧思想的自由场所，还可以让某些被排斥的边缘人物参与交流，作者提供了一些例证。当然也不排除有时候只是为了消遣娱乐和节日仪式，但是宫廷在一些特别的公开演示中鼓励技术上的独创性以及理论思考，并且提供了专业人士和外行之间的技术交流的机会。（210页）作者特别指出，“在评价宫廷作为现代早期自然知识活动的场所时，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将讨论仅局限于知名人物和那些最有权势的统治者。”（215页）研究的目光要向下、向边缘扩展，宫廷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中无疑是有普遍性意义的重要场所。
即便仅是把该书中有关职业生涯、空间场所和人员流动这几方面的论述排列出来，已经可以发现一部没有“科学”与“科学家”的现代早期科学史是如何炼成的。这才是真正的“现代早期自身的现代性神话”，在反思“科学革命”神话的今天看来可能会更加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