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奇 杨政
1.超特大城市时代
根据《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常住人口超1000万以上的被列为超大城市。截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完成，全国超大城市达到7座，分别为上海、北京、重庆、深圳、广州、天津、成都；此外，次于超大城市的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1000万）也达到9座，成为即将冲向超大城市的主力军，分别为：东莞、武汉、杭州、南京、郑州、西安、济南、沈阳、青岛。
2.超特大城市人口结构
在超大城市与特大城市中，除珠三角的深圳、广州、东莞明显比全国平均水平“年轻”外，多数城市与全国水平相当，而上海、北京、重庆、天津、南京、济南、沈阳、青岛老龄化水平还高于全国平均；从少儿人口比例看，仅有郑州一市超过全国平均；不过，在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上，除重庆外，各市均高于全国平均。
3.超特大城市人均GDP
在当前的超大城市与特大城市中，所有城市人均GDP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根据近期汇率（1美元≈6.4人民币），16个城市人均GDP全部越过1万美元，其中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杭州、南京6个城市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走上发达国家的“门槛”。
4.超特大城市受教育人口简况
除东莞、重庆市外，其余超特大城市大学（大专及以上）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所有超特大城市在高中（含中专）比重上都高于全国平均。
5.制造业“调头”过快
数据来源：广州、西安市统计年鉴
我们用广州和西安两个城市从三次产业从业人口角度看来做个比较，广州市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从80年代30%一度达到2000年左右的40%，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广州从2008年之后第二产业比重逐年下滑，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第一产业占比降到10%以下。
西安市则呈现另一种场景，制造业并没有占据过主导，服务业上升很快。在2015年，出现总从业人员减少，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大幅下滑，第三产业从业人数较大幅上升且伴随第一产业回升的现象。这种现象显示出一种劳动力资源配置由制造业向低收入服务业与农业的退化。
西安市人均GDP到2020年刚刚达到7.74万元，也就是刚刚超过1万美元。根据最近央行的研究（详见附注一）：人均GDP达到约2万美元进入相对稳定的高收入发展阶段时，制造业比重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折才成为一种符合大数规律的现象。
6、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会有更多城市加入超特大城市行列，这些超特大城市承载着中国最丰富、优质的劳动力资源。
超特大城市的发展需要保持一定的制造业比例，以吸纳结构更丰富的人口，形成更良性的生态。利用大城市的人才和信息优势，促进制造业升级，同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供应链和价值链，是超大城市制造业发展方向。
如大城市可以依托租金与劳动力成本低的周边小镇及内陆继续发展制造装配，位于大城市的企业总部承担研发、设计、市场等职能。此外，可利用自身先进的教育资源，以高校为依托，联合企业构筑研发中心。
以美国波音公司为例，波音飞机制造厂一直位于西雅图郊区临海的Everett小镇，相对交通成本低廉、房价不高，有利于制造业生存。波音公司总部则迁往有税收优惠芝加哥，使得总部摆脱日常经营业务，集中精力制定全球性的长远规划，更接近市场与科研资源。
附注一：蔡昉《生产率、新动能与制造业——中国经济如何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5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