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凌晨，杨怀定因病去世，新中国证券史上的传奇落幕了。他被称为“杨百万”，曾以第一批参与者的身份见证了新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成为直接受益者。可以说，他的传奇折射着中国股民群体的成长历程。
杨怀定——“中国第一股民”，原上海铁合金厂职工，在1988年从事被市场忽略的国库券买卖赚取其人生第一桶金而成名，随后成为上海滩第一批证券投资大户，股票市场上炽手可热的风云人物，当时与其同时代的那批大户们现在只剩下杨百万一人还活跃于证券市场。杨百万具有江浙上海人特有的精明与金融意识，从而成为中国证券历史上不可不提的一个人物，后来其故事被包括美国《时代周刊》 、《新闻周刊》在内的世界各地媒体广为报道。并在1998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风云人物"。
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最早参与者，实践者和见证者，杨百万在证券市场拥有许多“第一”：第一个从事大宗国库券异地交易的个人，第一个到中国人民银行咨询证券的个人，第一个个人从保安公司聘请保镖，第一个主动到税务部门咨询交税政策，第一个聘请私人律师，第一个与证券公司对簿公堂，也是第一个作为个人投资者被大学聘为教授。
祖籍江苏镇江的杨怀定，是“文革”之前的初中毕业生，曾在上海铁合金厂当过工人，后来又当了仓库保管员。当时由于生活不富裕，他就和妻子悄悄地干起了第二职业。由于第二职业收入不错，慢慢竟然积攒起了2.9万杨怀定元余款，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可是个不小的数额。于是老杨便出手大方起来，有时也买上几条外烟请厂里的工友们抽抽。不料这一来，却引起了工厂保卫科的注意。有一次由于他管的仓库被盗，人家怀疑他监守自盗，公安局竟突然请他“谈话”，他惊呆了。
6天后，事情终于查清楚了，原来是别人干的。可是这事却深深地刺激、伤害了自尊心很强的杨怀定。他想：我对工厂这么负责、热爱、到头来却不信任我。士为知己者死，不相信我，我就走！在提出辞职时，他写的第一篇经济论文《用活奖金、促进生产》在行业报刊上被发表，厂里这时才发现他是一块“材料”，遂百般挽留，但为时已晚。就这样，在人们一个人人想往国营大厂钻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却横下一条心，毅然辞职了。这一天，是1988年4月21日。
没退路了，怎么办？干个体户，他想过，但却又不甘心。他想读书想学习，“文革”十年使他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于是，他钻进了上海图书馆，去念报纸，看看报上有什么致富信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他的存款也在一天天地减少——毕竟是坐吃山空啊！但他还是坚持天天去看报、学习。突然有一天，他眼前一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的一个讲话赫然映入眼帘：经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地内的公民可以自由买卖国库券，这意味着国库券可以流通了！
他立即在南京路邮局买下了当天的《人民日报》，兴冲冲地跑到上海一家大银行的金融研究所，一位西装笔挺、戴眼镜的研究员接待了他。当杨怀定问他“什么时候真正可以买卖国库券”时，研究员怔住了，“不行！买卖国库券是非法的！”杨百万笑杨怀定了，心想：别看您西装革履的，却原来是位不读书不看报的。他从口袋里拿出《人民日报》，研究员一看又怔住了，“啊！我们还没接到红头文件呢！”杨怀定于是托他打听：什么时候可以买卖，全国哪些城市可以买卖。研究员十分客气地答应了。
几天后，杨怀定就弄明白了，全国有6个城市可以买卖，除上海外，最近的是安徽合肥市。怎样才能用最快的时间知道那儿的国库券价格呢？他又去查《安徽日报》，他发现，在上海100元面值的国库券卖102到103元，而《安徽日报》上介绍合肥的同种国库券只卖100元。杨百万眼睛一亮，心里豁然开朗。当天，他和妻子商议后，从银行里取出了全部存款2万元，并又从亲友处借了9万元。
第二天，老杨换上一身旧衣服，夹着一个旧黑包，买了张夜班去合肥的火车票，一坐就是13个小时，赶到合肥去买国库券。当时，合肥市工商银行接到上级通知，不得不买进10.65万元的国库券，正发愁这笔死钱怎么用活。杨怀定一来，就说：“全买下。”女业务员一听吓一跳，赶紧请了银行经理。经理说：“我们有10万元，不是1万元，你听清楚啦？”杨怀定笑了，将10捆1万元一扎的钱放到了桌上让她们点钱。次日，他又一宿不歇地赶到上海去卖掉。辛辛苦苦第一次易地买卖国库券竟挣了1060元，而这才来回两天时间。这在上海工人人均收入200到300元的年头，可不是个小数字，杨怀定和妻子别提有多高兴了。杨怀定休息了一天，又穿上旧衣服，挎起了旧皮包，再次坐夜车赶到合肥……
杨怀定仍是心里不定，他想到了国家，想到了交税。我这么赚钱，该向国家交税啊！可是查遍《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却没有关于国库券交易要征税的规定。他仍不放心，又怯生生地来到上海市税务局，找到领导同志。领导同志问他是来补税的吗，他说自己是来问问题的。他说自己做的事是买卖国库券，税法上没讲如何交税。领导同志先是一怔，继而又惊喜地问他一定就是杨怀定吧。他们打开《税法》一一细查。法律里没有提这件事。杨怀定问：“是不是上边忘了？”“好，我们请示一下上级再答复您。”
几天后，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回电称为了促进国库券发行、流通，方便群众，国库券买卖不征税。杨怀定知道后，这才完全定了心。上海市税务局的有关领导很高兴，专门在《新闻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民的纳税意识》的文章表扬他说：“正当不少人千方百计地逃税、漏税的时候，一位不必纳税的同志，却主动来请示税务局，是否要交税，这位同志——就是杨怀定。”从此，杨怀定的大名就在上海的干部、群众传开了。人们纷纷猜测他有多少钱，有的估计有几十万，有的估计有上百万，于是都称呼他“杨百万”——和成都市帐子大王的名字一模一样。杨怀定听到后觉得这名字挺响亮的，既然这样，那就叫“杨百万”吧。于是，他在自己的名片上也公然印上这个名字。久而久之，人们反倒把他的真名都给忘了。
杨氏宗亲杨怀定对新中国证券史的影响可谓深远持久，我们杨氏后代会记住他的生平及他在股市的身影，争取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也留下一段不同的旋律。如果您也为我们的宗亲感到骄傲，转发在看，您的点赞将是我们持续更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