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1829～1884)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铁三、憨寮、又号悲庵、无闷、梅庵等。所居曰“二金蝶堂”、“苦兼室”，官至江西鄱阳、奉新知县，工诗文，擅书法，初学颜真卿，篆隶法邓石如，后自成一格，奇倔雄强，别出时俗。善绘画，花卉学石涛而有所变化，为清末写意花卉之开山。
篆刻初学浙派，继法秦汉玺印，复参宋、元及皖派，博取秦诏、汉镜、泉币、汉铭文和碑版文字等入印，一扫旧习，所作苍秀雄浑。青年时代即以才华横溢而名满海内。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是多方面的，可使真、草、隶、篆的笔法融为一体，相互补充，相映成趣。赵之谦曾说过：“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他一生在诗、书、画、印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
赵之谦祖辈经商,到其父辈时已家道中落。虽然生活艰苦,但年少的赵之谦仍勤于书斋,诗、书、画、印无不道晓,尤精子篆刻。赵之谦30岁(1859年)中举人,42岁时赴江西为官,曾先后任鄙阳,新奉、南城诸县县令,至56岁去世。赵之谦平生著述甚丰,有《梅唐集》、《悲盒诗剩》、《勇卢闲话辑》、《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二金蝶堂印存》等。
赵之谦生活的19世纪中叶,正处在我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十分动荡的年代,19世纪60年代,赵之谦中年肘,正值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开展,席卷江浙一带。赵之谦逃亡他乡,不久,其妻及女病卒,赵之谦乃记恨于太平天国,从他此时期的作品中可见其思想情绪,如《行温卅述怀诗》中云:“今我我陷贼,生存非为喜,洁身耐磨父,负心与妻子(《悲庵剩墨》)”,刻“二金蝶堂”印中,边款注明刻印缘由:“遭离乱,丧家室……刻此石,告万世”。又刻印款曰:“三十四岁,家破人亡,更号悲庵。”在其鉴古堂印的长文边款中云:“得家人从死,屋室遭焚之耗已九日矣,以刀勒石,百感交集(《二金蝶堂印存一集》)。”
赵之谦42岁以后,做了几任县令。在南城任职期间(1884年),法国进兵越南,侵犯台湾。闽海、南城久圯不治,郡守与赵商议,宜及时修城,以坚固城池, 捍卫疆土。其时,赵之谦已年逾50岁,案牍劳形,仍满腔爱国心,竭尽全力,以衰病之躯支持军需。他在与友人信中说:“越南事愈不妥,然有此小胜,亦足以豪,即亡,犹过于而缚衔璧也(衔璧:意即兵败而降)。”他的一些诗中,也充满了民族感情。如:“英法通商求五日,鸦片毒人逞祸首,火轮立足降风波,火能主神思作歌,此污中土谁与拭,万里河山一点墨,修约数十已屡更,尚可征商恣横勒。呼度一吠凡犬驯(夷呼犬曰度,入声),物有相畏性所因,畏夷民更甚畏贼,应悔生为中上人(《孙复用前韵成闽中杂感四章见示,依处答之》)。
赵之谦一生经历忧患,造成了他恃才傲物的孤癣性格。他对农民起义既怨愤,而又无可奈何;对外国侵略者既仇恨,却又抗击乏力而自认晦气;面对种种的不幸,他常常沉浸于一种孤寂、悲怆、愤懑和抑郁的心情中。
作为一个文人画家,赵之谦的绘画作品具有文人画的特点,即画中有诗,诗画结合,蕴含着深厚文学内涵;在绘画传统的“神形兼备”中,更重神似,摒弃纯粹自然地模拟客观对象,强调写意,竭力表达作者的主观因素。思想感情和秉性气质,尤其追求作品的书卷气,士气,即所谓高雅脱俗的文人风度。在技法上,讲究笔情墨趣,纳书法于画法,以书法的表现力融于绘画之中。
赵之谦在《章安杂说》中记道：“二十岁前，学《家庙碑》，日五百字。”可见其于颜体，用功极勤。然而时世之变，帖学渐衰，碑学方兴，历史潮流，不可抗拒。正如康有为所说的：“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
赵之谦初学邓石如，而后上溯汉碑。以赵之性格，不死守一法，更不拘于某家某体，甚至某碑，故其师法汉隶，终成自家面貌。其初期作品能见到的约35岁前后作，尚欠火候，或形似古人而已。
其实赵之谦晚年作品中行书占八九成，是其作品之重心。只是世间以北魏正书论赵之谦，而忽略其它书体，以至于视北魏风行书为“赵之谦北魏书”，而不予以区别。大凡有成之书家，必自正书入，而以行书结。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赵孟緁、董其昌……，皆如此。近代书法，多挂轴于墙面来欣赏，更是注重行书作品。尽管赵以北碑名世，传世仍以行书为多。这大概是世人对书家的要求。
赵之谦作品非常受收藏家的欢迎，尤其是日本和港台、东南亚地区的收藏家。他的作品传世不多，又不易临仿，买家感到放心，因而价格高而稳定。在香港市场，赵之谦的作品价格起点就比较高，1986年刚出售时就达到45000港元，1987年仅一幅扇面就达到4万港元。1989年仅出售过两幅作品，一幅是《隶书》四屏，达到20万港元；另一幅是《岁朝清福》横披，达到21万港元。
一个人的书风，各种书体最终如果能得到统一，则其必具独到风格。50岁之后的赵之谦，尤其是他最晚年的作品，各种书体均已达到了“人书俱老”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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